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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遼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
論文關鍵詞:善化金碑 佛寺樓閣 文化信息
論文摘要:遼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區西南隅之善化寺，該寺現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寫者是南宋著明理學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卉。此碑記事、述史、寫人，真切感人，對遼末保大二年金遼大戰給佛寺帶來的巨大災禍，對圓滿大師忍辱精進重建大寺的經過，以及對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記述。此外，朱卉對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記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一段歷史的真實情狀，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
一、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內涵
遼金時西京之大普恩寺，亦即今名之善化寺者，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此碑撰文之人乃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叔祖父朱棄，且因其名節高尚、學優當時，故后人皆因人而稱此碑為“朱棄碑”，亦稱其為“善化寺金碑”。
“朱棄碑”現存于善化寺三圣殿內的西次間南側，刻立時間為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碑體總高4.58m，寬1.28m，厚0.24m，碑額雕刻著玲瓏剔透的璃首，額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記”，碑文名“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由時任魯縣開國子孔固書，濟陽郡開國伯丁障仁篆額，雁門郡雕刻藝人解遵一所刻。碑座為玄武石龜跌。“朱棄碑”共19行，每行52字，總計925字，為金代石碑之精品。茲錄此碑全文如下:
額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記
碑文：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擾哲王之抹弊，或忠，或質，或文，雖制治不同，其趨一也。世人構達磨對蕭梁氏之言，遂疑有為功德不可復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補理故寺，當獲二梵之報者。釋迎遺訓，具存貝典，則崇飾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將誘接眾生，同歸于善二其為功德，拒可測量哉!彼達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親提教外別傳之印，則于有為功德不無抑揚，是亦因時抹弊耳，非實貶也。具愿力必當，能克遵付屬，而成就茲事，其為功德尚何警耶?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為大蘭若。遼末以來，再根鋒燼，樓閣飛為埃紛，堂殿聚為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四。驕兵悍卒指為列屯，而喧寂頓殊;掠藏俘獲紛然錯處，而垢凈俄變;殘僧去之而飲泣，遺黎過之而增秋。閱歷滋久，散亡稍還。于是寺之上首、通玄文慧大師圓滿者，思童戲于畫沙，感宿因于移礎，發勇猛心，得不退轉，舍衣孟凡二十萬，與其徒合謀協力，化所難化，悟所未悟。開尸羅之壇，闡盧舍之教，以慈為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為門，咸懷后至之恥。于斯時也，人以須達期，家用給孤相勉，咸蘊至愿，爭舍所愛。彼髓腦支體尚無所吝，況百骸外物哉!于是舉幣委珠金，脫袍澎裘裳者，相系于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于天會之戊申，落成于皇統之癸亥。凡為大殿暨東西朵殿、羅漢洞，文珠、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抖廊，合八十余楹。領璧變于涎值，丹鑊供其繪畫，攘椽梁柱飾而不侈，階序確闊廣而有容。為諸佛薩睡，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于名筆;為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于善工。膝容莊穆，梵相奇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發于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來瞻仰，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二同聲二視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寶光明中。其為饒益，至矣，大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治安無事之時，則其成也甚易;圖于干戈未載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艱勤。視己財貨，猶身外影既捐所蓄，又衰檀信。經營終始，淹貫時序，皆予所目睹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時比哉?始予筑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茲寺，因得與寺眾往來，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眾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為請記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既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于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今樓有銅鐘，其上款識，乃是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后，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后之作者，見其闊文，倘得其本末，為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眾之所欲聞也皇統三年二月丁卯江東朱棄記。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上輕車都尉、濟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丁嶂仁篆額。中憲大夫、西京路都轉運副使、上騎都尉、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固書。通玄文慧師、賜紫沙門圓滿提點。大定十六年丙申八月丁酉初一日癸酉，三綱:寺主沙門惠鐲，尚座行完，都維那棲演立石雁門解遵一刊。
二、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分析
1、佛教之信息善化寺是大同城內的一座古寺，在歷史的歲月中屢跪屢起，深蘊著昔時佛教因果義理弘揚與傳承的盛貌，記錄與儲存著豐富的佛教文化信息。據寺內現存碑記記載，善化寺創建于唐朝開元年間(713741年)，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明皇李隆基頒敦詔書，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并按年號稱寺名，統稱“開元寺”，而善化寺的舊寺舊址就是唐代的一處開元寺。至五代后晉時( 936946年)，開元古寺改名為大普恩寺，遼金時亦稱此名，迄明英宗始賜名善化寺。在明萬歷年間的《重修善化寺記》和《重修善化寺碑記》中，善化寺已經成為這座古老寺院的正宗名稱，當地百姓則一直以其位居城南而以“南寺”俗稱。
善化寺在明大同城之南門的西側，其東側也有佛寺稱“七佛寺”。善化寺地勢低凹，座北朝南，寺內的主要建筑一如唐代布局，皆分布在中軸線上，三重大殿，由下而上，由小漸大，在體積和量的變化中，體現出一種宏大、莊嚴、肅穆和高貴的盛唐古風。在三重大殿的東西兩側，還有兩座唐代遺風的閣樓，西閣為普賢閣，東閣文殊閣于民國初年在火災中塌毀。另外還有東西配殿，構成了“伽藍七堂”的古制。在善化寺三圣殿內保存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碑，以真實的記傳文字，儲存和傳達出那個時代這座古寺豐富的佛教文化信息。
在佛家看來，興建寺宇、崇飾塔廟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善化寺“金碑”中即以簡潔的語言表達為:佛、菩薩是以有所關懷的“應世”姿態，展現“誘接眾生，同歸于善”的崇高言教境界，善化寺“金碑”稱之為“佛菩薩境界”。在世俗看來，釋迎牟尼棄世出家專心求法，就是放棄人世的一切欲念與利益。在佛教傳人中國后的西晉時代，大和尚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稱佛教是“方外之賓”。佛教僧徒披裂裝，斷蓄發，托缽念佛，顯然與世俗之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然而，到了唐代百丈懷海和尚的時代，佛教僧徒則以一種積極應世的姿態，參與人世間所有善事和公益活動，以此作為修煉佛法的重要內容，修路架橋，販濟災民，做善于世，益事于人，積極引導眾生“同歸于善”。所以，本著這種思想認識，佛教寺廟和佛教形象正是以這種方式參與世俗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使人人心存善念，這即是佛菩薩的一種期待，也是佛菩薩的一種境界。在善化寺“金碑”的開題段落中，撰者朱棄以南朝時的印度僧人達摩蘆葦渡江，與南朝梁武帝蕭衍進言救世以為“功德”，四次闡述佛教“應世”的觀點，這種功德就如同現世哲王的救弊補世一樣，以此之為功德，大矣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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