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現代中國國學教育運動形成原因破譯

簡析現代中國國學教育運動形成原因破譯

　　論文關鍵詞：國學教育運動；原因；解釋

　　論文摘要：現代中國國學教育運動的形成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它是苦難而命運多舛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目睹國難日深，國學地住日趨微賤，社會道德人心日漸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長驅直入極顯強勢的時刻，為救亡圖存，尋求中華民族出路，探索以國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如何發展做出的莊嚴而沉重的選擇。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國學教育和研究機構的創辦，國學研究的深人開展，普通中學課程體系中國學內容滲透力度的加大和中小學讀經運動的推進，一場席卷全國教育界的國學教育運動宣告形成。這場運動聲威之大，持續時期之長，參與人數之眾，在當時實屬罕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引起了思想文化界、教育界的普遍關注，隨即引起了一場聲勢頗大、曠日持久的紛爭。對于這一場國學教育運動，積極參與細心呵護者有之，聽之任之讓其自生自滅者有之，然而揮戈上陣口誅筆伐摧之折之者亦大有人在。幾十年后的今天，結合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教育界、學術界對國學教育和研究的重視與投人，中小學讀經的嘗試與論爭，可以較清楚地認識到當年這場運動的形成是無法回避的，有其深刻的歷史的和時代的原因。

　　一

　　自戰爭以來，歐風美雨一日比一日強勁地洗禮著傳統中國，中國傳統教育伴隨著苦難踏上了近代化的途程。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深人的過程，亦即中國傳統學問淡出歷史舞臺的過程。地主階級改良派呼吁對傳統教育進行改革，林則徐等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里的“長技”實際上就是西方的聲光電化等科學技術知識。西方“長技”進了中國附載在什么地方呢?無疑附載于中國傳統教育中。這樣，西方“長技”便擠占了中國傳統學問的地盤。在中華民族面臨著滅頂之災的時候，這些西方“長技”占領一點地盤，中國傳統學問少一點地盤，尚未引起人們的擔憂，中國傳統學問的“小理”必須服從中華民族生存的“大理”。

　　洋務運動中，救亡圖存、保國保種的危機加深。聰明睿智的洋務派為了妥善處理“中學”(國學概念形成前對“國學”的稱謂)與“西學”的關系，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則與方法。張之洞指出:“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于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望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慮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歧者愈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他“深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內矣，’!因此，他撰寫了《勸學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明確地規定了西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其時，還有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則與方法，如康有為、梁啟超提出“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嚴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等，都沒有較好地解決當時“中學”和“西學”的關系問題，因而未能引起社會的關注。社會自上而下均比較認可張之洞所提出的描述“中學”和“西學”關系處理的方式。

　　然而，即使有比較好的解決問題模式，在執行上還是頗費心機的，不然的話，肯定會招來不小麻煩。在張之洞所辦的學堂，就采取比較聰明的做法，在課程表上列著有大量“中學”課程，張之洞規定經心書院“每月課以經史一次，或解說，或策論，由分教核定，分數開單送交監督與各門統計，合定等級”。人們心知肚明的是，過于強調“中學”，必定影響到“西學”的學習，而“西學”掌握不好，就會影響到保國保種、救亡圖存的大事情。但是，若是削弱“中學”的地位，一定又會招惹各種指責，恐怕會導致“西學”在學堂中的地位連根拔掉。這樣，張之洞不明確降低“中學”的地位，而是在學校教育過程中采取機智的作法，明地里有其很高的地位，實際上釜底抽薪。他創辦的經心書院的做法是“將原設經解、史論、詩賦雜著等科，一律改作學生課外研讀”。考試則流于形式，學校的獎學金等，均按“西學”的考試成績確定。張之洞如此舉動，沒有引起社會的過激反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的作法比較明智;二是他是封疆大吏，權臣要員;三是其時上中層社會大都領略到了“西學”的厲害，認識到如不借助“西學”，中國真的要亡國滅種。

　　到“新政”實施以后，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提速，清廷前后制訂了“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宣布實施四年義務教育，廢除科舉制度，成立新型教育行政機構—學部制訂女子學堂章程等等，“中學”一步步退讓，“西學”一步步進逼。明智的督撫們為了蟄伏人們的擔心與優慮，在一些省會建立“存古學堂”，作為挽救“中學”的堡壘。學部還制訂了《存古學堂章程》、《修訂存古學堂章程》，將存古學堂分經學、史學、詞章三門，主要課程有經學、史學、詞章學、諸子學等，學制“比照他項學堂定作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資深造”。希翼“修明古學之人，即為將來經師大儒之選”。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挽“中學”的掩人耳目作用。

　　“新政”前的官學課程表上近似于聾子耳朵的“中學”課程還擺在上面，義學、家塾基本上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書院情況稍稍有所不同，少數書院如格致書院等較早完成近代轉型，傳授西方聲光電化知識，而大部分書院照樣我行我素。如戰爭燒煙之地的廣東，其廣州菊坡精舍仍強調“以時藝課士，此間向仿學海堂例，試以經、史、詩賦，不拘體格，稗得各盡所長，務為根抵之學”。陳澄對學生說:“讀《經》、《史》、《子》、《集》四部書，皆學也，而當以《經》為主。南方的私學、書院尚且如此，內地的情形自然不難想見。

　　自洋務運動到“新政”實施，官學中“中學”的地位雖有明顯降低，但私學和書院中“中學”的地位仍然十分堅挺，不致于造成對“中學”地位失落的擔憂和對“西學”強勁發展勢頭的恐俱。不過，中上層社會之所以對“新政”時期推進“西學”力度加大的憂慮未予表露，可能另有它因。他們認識到“中學”與皇權系于一體，只要“中體”尚存，就不愁“中學”會在傳統教育地盤上蒸發。再者，其時民變四起，內憂外患，也使得他們無暇顧及“中學”的地位間題了。清王朝壽終正寢，鞏固與振興“中學”問題，移交給了中華民國。所以，倘若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執“中學”的地位失落于不顧的話，國學教育運動形成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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