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與情感
“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一個人三十歲后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克雷孟梭
記得一位偉人說過，中國這幾十年來最大的失誤在于教育的失誤，當然他是有所特指的。我對這句話的認同來自另一個角度-意識形態語言霸權主義的泛濫。因為在我的成長歷程中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探索一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必須戰戰兢兢地剔除那些我曾經深信不疑的概念中的意識形態成分，這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一些只是中性意義的詞語，在我們所受的教育中被賦予了善惡美丑的意義：例如對英法革命的評價，長久以來的觀點都是褒揚法俄式革命，而嘲諷貶低英美式革命。這個例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希望通過這篇文章可以澄清自己的一些認識誤區。
一、革命還是改良（revolutionorreform）
中國人對社會變革的態度頗為曖昧。按理說，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是求靜的成分遠大于求變的成分。有帝之后的幾千年里，統治者所灌輸的是愚民思想，老百姓追求的是安居樂業，但是奇怪的是中國人似乎更親近急風暴雨似的革命：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無數人頭落地才換來的。遠的不說，就近代來說，我們所津津樂道的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法國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人頭。人們評價一場社會變革成功的標準似乎更看重的是暴力（當然是革命的暴力-即槍桿子）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蛘哒f，我們對事物的評價總是處在一種非此即彼的狀態中，反映都對社會變革的態度上，我們更多強調的是割裂與反差（即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贊成，敵人贊成的我們都反對），而不是一種歷史的上順承。
中國人印象中的革命，總是與刀光劍影聯系在一起的。其實還有一種革命，也可以是在不經意中發生的。這種革命可以是從一個人的從容赴死開始的，蘇格拉底的死成全了城邦政治，正是蘇格拉底的死，從更深的一個層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內在危機。如果沒有蘇格拉底那樣的死法，就沒有柏拉圖對古代民主制的強烈仇視，又由于柏拉圖走得太遠，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才開辟了另一條政治學路徑。這對師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兩種社會發展的路徑，以至后來兩千年政治史幾乎就是他們分歧的漫長注腳。這難道不也是革命嗎？
再看英國革命，1649年英國革命的兩次內戰的確乏善可陳，最有意思的章節發生在1688年，趕走了一個國王，卻迎來了這個國王的女兒、女婿，著名的洛克也隨之跟進。然后才有了托利幫與輝格黨在議會的爭鬧，但君子動口不動手，開創了權力不流血更迭的慣例。
反觀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的革命行為的確轟轟烈烈，但是在砍了國王的頭后卻沒有自然而然地開出民主共和之花。這場以要求自由開始而以濫用權力而告終的大革命到頭來卻不得不乞靈于拿破侖的專制統治。在英國革命后，雖然君主制與貴族制都得以保存，然而那時的英國政治體制已經初步實現了近代轉型，無論是君主還是貴族都已被納入了法治的軌道。而經由法國大革命打造出的不過是“共和”其名，專制其實的一頭政治怪獸。
因此是尊重既有制度的社會改良，還是打破現成格局的激進革命是從英法革命的比較中抽象出來的更具普遍性的，更具有討論價值的問題。
應該說，大多數革命的爆發都是有十分充分和正當的理由的。就象法國大革命，人民去巴士底獄是去請愿的，然而監獄守衛卻開槍相向。當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的時候，再要求溫良恭儉讓的社會改良顯然就是迂腐書生的癡人說夢了。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在發生上具有正當性的革命，卻保證不了它在延續上的合理性，換而言之，革命本身的正當性，不是革命達到目標，獲得成功的守護神。這其實也是一個“馬上得之”的天下，是否一定要“馬上治之”的問題。適當的革命暴力，是革命過程的必須。但是在摧毀了漠視人民權利，自置于革命對象位置的權勢者后，如何構建起捍衛人民權利的穩定制度，就成為革命的首要問題。倘仍舊死陷在“革命”的洞穴假象之中，以“不斷革命”來滿足一種心理上的、道德上的激情要求，那么，革命勢必走到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革命的正當性理由喪失殆盡；另一方面，另一場斷送革命的歷史活動因此展開。法國大革命在雅各賓派的手中的續演，起歷史結局就是明證。
改良的好處在于可以把種種矛盾一天天的慢慢地消化掉，雖然每天都會有新的矛盾不斷的產生，但社會畢竟是在螺旋型的樓梯上步步登高了。同時，由于改良是在一種制度化的框架下運作的，因此也使得它具有了可操作性，不至于一發不可收拾。
道理是如此，然而我們也清楚的知道，革命和改良都是社會矛盾積累的結果。革命還是改良，主動權更多的是掌握在當權者的手上（如戊戌變法，其實那時中國是有走改良之路的可能性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革命就是淤塞后的潰決。因此，小平同志說的“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的確值得很好的去體會。
二、直接民主與代議制（PureDemocracyorParliamentarism）
英國革命另一個讓人無法親近之處在于它的議會政治始終一貫（雖然克倫威爾當了護國主后就消滅了議會-但不要忘記克倫威爾的護國主也是由議會授予而非自封的）。按照革命的觀點，議會是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別之間的分贓場所，無論誰上臺都是換湯不換藥。這些所謂的代議士根本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要想實現真正的民主，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即所謂的直接民主。因此英國議會的死氣沉沉，咬文嚼字，哪里比得上法國大革命以及后來的巴黎公社那樣的直接民主那樣蕩氣回腸，讓人怦然心動呢？
然而歷史已經反復的證明：直接民主的實踐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淪為了實踐烏托邦理想的蠢動。所以，即使是革命多發地的法國，直接民主的嘗試也是一而再，卻沒有再而三了。而議會民主在世界大多數的文明開化的國家里得到了確立。
為什么直接民主就象是一朵帶刺的玫瑰，遠看上去是那么的完美，當你伸手采摘時又使你鮮血淋漓呢？這需要追溯到直接民主的源頭，那是在城邦時代的古希臘（這也許是直接民主在現實生活中唯一一次成功的實踐），按照顧準先生的說法，在希臘城邦時代公民大會這種直接民主的形式之所以大放光芒，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因素的。希臘城邦都是外來海上文明登陸后筑城聚居形成的。2這樣的城邦與我們熟悉的領土國家有很大的區別，城邦的政體一開始幾乎無例外的是貴族政體，亦即元老院掌權，地位平等的公民組成公民大會參與政治。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海上文明是經歷了一段與自然而非與人搏斗的過程，3才到達一個陌生的海岸，建立了城邦�？梢韵胍姷氖沁@些經歷了與自然爭斗而后九死一生的新移民，他們的民主意識（當然也僅限于在他們之間）是比較濃厚的；4希臘城邦能實行直接民主的另一個因素在于當時的城邦面積都比較狹小，居民分布相對集中，而真正享有完全的公民權的成年男子的數量也是有限的，這樣就使公民大會的召開有了現實的基礎（與會的公民可以做到朝發夕歸）。而當時的國家事務還是相對簡單的，并不需要更專業的知識和經驗，所謂的決策都可以看作是民意的簡單收集整理。這樣看來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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