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法活動中的法律推理
[論文摘要］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生命和靈魂。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能否做到司法公正，歸根到底要反映到對案件的處理上，案件的處理則是通過裁判文書體現出來的。而目前我國法院的絕大部分的判決書過于簡單，不注重說理論證，往往使人們對法律和司法的公正性產生懷疑。究其原因：一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數量日益增多，出現了一些新類型的案件，處理的難度相對加大，法官的審判任務很繁重，無暇顧及說理論證；二是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律推理理論還沒有形成體系，缺乏研究，許多法官對法律推理的理論和方法不熟悉，甚至是盲區。一個可喜的現象是，最高院已重視對法律思維方法的研究，推出《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法院案例選》等一批宣傳法院優秀的說理充分、邏輯嚴密的裁判文書的讀物，是廣大法官學習和研究，增強法律思維能力的很好的素材，對審判活動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判是憲法規定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原則，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法官是履行獨立審判的唯一主體，通過正確適用法律，定罪量刑，定紛止爭，以實現司法公正的最終目標。法官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就是運用精湛的法律知識和豐富的司法技能，制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判文書。而這一過程,法官需要借助法律推理來論證判決結論正當性的理由。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律推理理論沒有形成體系，許多法官對法律推理的理論和方法基本不熟悉，甚至一無所知。本文從司法公正的角度出發，作一淺析： 一、法律推理的歷史分析與審判價值功能 法律推理作為一種審判法律思維方法不是天生就存在的，法律推理的萌芽是在公元11世紀產生的，它的思想來源是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即辨證推理的學說。法律推理是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產物，它以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為基礎，以民主政治為土壤，以法律規則為前提，以為裁判結論提供正當理由為目的。 法律推理與前法律社會神明裁判的非理性的、愚昧的審判方式以及封建專制社會半理性的、專斷的審判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前法律社會，不存在民主和法律規則，法律推理缺乏存在的土壤和前提，人們通過占卜、抓閹的方式決定裁判活動。近代美國學者伯頓認為，法律推理就是在法律爭辯中運用法律理由的過程。從這個定義中可以看出，法律推理是一個與實踐理性有關的問題，通常指對法律命題的推理，這種推理可能是從法律規定出發，或從案件事實出發，包括從上位規則推出下位規則的過程，或從事實推出法律后果的過程。法律推理滲透于立法、執法、司法以及各種法律實踐活動中，具有橫斷性特點的法律思維活動。 法律推理在審判活動中的功能表現在三個方面： 1、從已知事實推論出未知事實。法律的適用首先要確認事實,但是有些事實不能直接證明,只能通過另一事實的存在與否通過邏輯推理得知。例如，刑事責任和許多民事責任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有過錯為前提，過錯這種心理狀態是否存在只能通過行為人的行為這個事實中推出。 2、從上位規則推論出下位規則。從全國人大立法到行政法規、從某一法律規定制定出相應的實施細則的過程等等，實際上都是從上位規則得出下位規則的推理過程。 3、從法律規定和個案事實的認定得出判決的過程。法律推理的上述三項作用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目的即合法性論證。這種合法性論證可能是直接的肯定的論證，也可能是通過證明作為前提的不合法事實的存在，以證明結論的合法性。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通過證明下位法律對上位法律的違反，從而證明撤消下位法律的判決的正當性。 我們對法律推理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三段論式的推理過程：大前提是法律規定，小前提是個案事實，得出的結論是判決。 為形象的闡明法律推理的功能及在司法實踐的運用，筆者綜合陳霞訴曾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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