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易成本的日貨消費者結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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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易成本的日貨消費者結構考察

內容摘要:日貨,特別是消費類日貨在中國市場的地位和境遇某種程度上是中日兩國政治、經濟和貿易狀況的集中反映。本文通過對遼寧大連問卷調查數據的簡要分析來揭示當下中國民眾對日本、日貨的情感和態度,同時用交易成本理論貫穿全文來解釋群體選擇的差異。
　　關鍵詞:日貨觀交易成本調查
　　
　　調查背景和目的
　　
　　(一)調查背景
　　時至200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歷了30個年頭,而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有36年之久。在此期間,中日兩國關系總體來說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中日經貿也獲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這一切并非一帆風順,誤解和沖突始終摻雜其中。特別是國內自2000年以來發生在民間的抵制日貨運動成為中日關系中一個獨特的現象。在這一運動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導了國人的思維?國人的抵制行為在傳遞一種怎樣的市場信號?世紀之初的抵制日貨運動,與上世紀末又有何異同?本次調查以日貨觀為切入口,來了解國人對日真正心理及其變化,得到的數據和結論對中日經貿乃至中日關系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調查目的
　　基于以上認識,自2008年9月開始,本文在遼寧大連進行了一次名為“國民日貨觀問卷調查”的社會調查活動。大連地區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民眾對日思維沖突比較嚴重,所以這一地區的調查數據在某些方面有被放大的可能。同樣為了凸顯這種傾向的差異,使結果更具有指向性,本調查將本次問卷進行了指定社會群體的有目的發放:將分析對象選擇性規定為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成員、企業(非日企)員工、日企員工和學生四個群體,下文將這四個群體依次稱為第一群體、第二群體、第三群體和第四群體,著重考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日貨的購買態度,以期得到消費類日貨的市場信息(見表1)。眾所周知,抵制日貨運動存在嚴重的不對等結構,即抵制日貨的支持和參與者并沒有太多影響購買大宗日貨的能力和權力,導致抵制效果不佳。而本次調查選取的四個群體構成了消費類日貨的主要抵制——購買群體,他們的意見最能反映當前中國消費者的日貨消費心理和行為。而調查結果也證明,所處群體不同導致日貨觀具有明顯的差異傾向。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22份。在有效問卷中第一群體78份,第二群體47份,第三群體56份,第四群體141份,可見學生群體在本次調查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而事實上學生群體無論是上世紀末還是本世紀初,都是抵制日貨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也是消費類日貨的主要購買者;從年齡構成上看,25歲以下受訪者共有152人,25至40歲年齡段有124人,40歲以上有46人,也符合日貨市場消費者年輕化的特點。經由SPSS對數據進行統計,本文發現了一些與想象中的國人對日心理不同的傾向,同時社會群體的差別和由此帶來的交易成本差異對日貨觀的不同傾向有重要影響。　　調查數據
　　
　　與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抵制日貨運動相比,如今我國國民的對日心理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在被問及“是否贊同近幾年社會上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時,只有11.4%的受訪者表示“絕對贊同”;在不贊同者當中,50.6%的受訪者認為這些運動“應該更有節制和區分”;29.1%的受訪者認為“政治和經濟應該分開”。在反對者中,選擇“抵制日貨會使國家利益受損”和“政治經濟應分開”這兩項的,第一群體為四個群體中最多,分別占本群體的15.6%和29.1%;而最少的是第四群體,只有16.3%認為“經濟和政治應分開”;與之對應,抵制日貨運動的絕對支持者中,第四群體中有13.5%的比例,是四個群體中最高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現今中國社會對待日貨的態度已經趨于理性。在“最近日常購物中是否實踐過抵制日貨”一題中,59.9%的人選擇“沒有,我把質量和價格放在首位考慮”;這個選項中,第四群體的比例最高,達67.4%。
　　
　　(一)反日情緒并非源自國民教育
　　在被問及“學校教育對你日本觀的形成有多大影響”的時候,68.6%的參與者表示影響不大,其中又有88.1%的人表示“我有獨立了解日本的途徑和自己的日本觀”,選擇“學校教育使我對日本沒有好感”的只有11%。另外,在“哪個因素使您或者您周圍的人熱衷參與抵制日貨運動”一題中,歷史原因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選擇“日本在近代以來的戰爭中給亞洲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的占到31.9%,但比例最大的是“日本右翼勢力近幾年進行篡改歷史和強占我國領土”一項,占50%。其中第一群體中選擇歷史原因的人數比例最大,有36.7%,第三群體最少,有15.8%;而選擇后者的群體中,第三群體比例最大,達到57.9%。
　　
　　(二)對中日貿易現狀過于樂觀
　　在“抵制日貨的經濟可行性”一題中,認為中日交惡會使日本經濟受到更大損害的兩個選項總比例高達54.5%,其中這一觀念在第三群體中的比例最高,共計63.2%;其次在第一群體中也高達60.8%;而在第四群體中的比例最小,但也占到49%。只有27.4%的人認為日企在其國內制造的壓力會成為促使日本政府改善對華政策的契機。與之相對應,有40.1%的人認為政府在抵制日貨運動發生時,“對日態度過于溫和”;同時有37.3%的人支持政府貫徹中日貿易促進政策,“回避民間運動是明智的”。這是一組最為接近的矛盾數據,可見民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有分歧的。總體來說,國人對中日關系的看法是多元的,但是對中日經貿關系認識不足、過于樂觀。
　　
　　(三)不同群體結構呈現明顯不同的日貨觀
　　考察本文例舉的四個群體,可以判斷出他們在對待日貨的問題上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差異的。如前所述,第一群體作為公職人員,他們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認同度最高(無論是實際紀律還是社會心理造成的),所以在對抵制日貨運動的態度上,第一群體中的反對者最多,占群體總數的94.9%;而第四群體由于收入較低,且生活環境相對少有束縛,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贊同的比例最大。而在“把質量和價格放在首位考慮”這一選項中67.4%的高比例也印證了這一點:第四群體購買日貨的交易成本最低,因而較多贊成抵制日貨。在后一題中,選擇歐美貨作為日貨的替代品來進行抵制日貨的人群中,第三群體中比例最高;而選擇國貨作為日貨替代品的人群,第一群體中比例最高。這可以解釋為第三群體的收入相對較高從而使其用購買歐美貨為手段來抵制日貨的交易成本較低。另外,年齡結構差異也顯示出了明顯不同的傾向:抵制日貨運動態度上選擇“絕對贊成”一項的,25歲以下群體高達19%;25-40歲群體有16%;而40歲以上群體中只有3%。
　　
　　結論
　　
　　上世紀末國內民眾對中日關系、中日經貿關系的評論和聲音中,主要來源于少數中心城市的大學生群體和學者群體,是基于對日本成為中國現代化事業合作伙伴的擔憂,可以把當時的情況形象地稱為“精英的吶喊”。時至今日,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中日交往的頻繁和國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眾的日貨觀已經形成。這表現在2000年以來的歷次抵制日貨運動中,幾乎波及了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互聯網、報刊等媒體對中日經貿關系的討論和主張更加深入和多樣,可以把當下的情況稱為“大眾的論爭”。
　　與大眾日貨觀形成相聯系的,是日貨觀的分化。正如前文提到的,數據顯示國民對日觀念已經產生分化并趨于理性。人們不會完全因為“歷史原因”而一邊倒地抵制日貨,或者因為喜好而完全推崇日貨,而是更多主張有區別地針對不同情況作出相應的反應。這是一種市場的常態,這種常態的回歸,不得不歸功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國內市場已經不是日貨一家獨大,國人有了更多更好的選擇。歐美貨、韓國貨和國產品牌已經在國內市場和日貨形成鼎立之勢,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有了更多的伙伴。
　　既然大眾的日貨觀已經形成,與之相適應的輿論空間的構建就成為當務之急。縱觀歷次抵制日貨運動中的政府缺位都不同程度地使事態惡化,如在京滬高速鐵路事件中,抵制日貨運動爆發之前,社會上對于競標結果有著各種傳聞。許多民眾迫切想知道事情的進展,但因為相關部門沒有進行實時公布,找不到準確的信息渠道,似乎就只有通過簽名和組織運動來抒發自己的情緒了。所以,除了新聞媒體的工作之外,政府也應當適當建設與民眾的溝通平臺,特別是在涉及中日關系、中日經貿方面問題發生的時候,更加應當給予民間一定的話語權,完善新聞公開和政務公示制度,將民間的對日情感宣泄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樣才能為新的中日關系打下良好的國內民眾基礎。
　　
　　參考文獻: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程永明,石其寶.中日經貿關系六十年[M].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3.蔣立峰.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不親近感顯著增強[J].日本學刊,2006,6
　　4.于山.“反日教育”源自日本[N].人民日報,20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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