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史合奏的樂章-許衡的《編年歌括》

時間：2023-03-01 08:51:59 古代文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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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史合奏的樂章-許衡的《編年歌括》

　　[論文關鍵詞]許衡編年歌括詩史結合

　　[論文摘要]許衡的《編年歌括》以歌謠的形式鋪敘，是詩、史聯姻的結晶，體現了作者的歷史觀念。組詩的特色主要反映在整體編排，時間意識，概括簡約，歷史真實性和客觀性、歷史意識與意識的統一以及的通俗化、精煉化、形象化和性、節奏性等方面，具有文史兼備的特點，是前代詠史詩傳統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

　　　許衡的建樹體現在很多方面。除了詩文創作外，他在、學、學和歷史學等領域的貢獻也是舉世皆知的。其經史不分的思想影響頗大。許衡有著文史兼融的知識結構，并在教學中充分發揮這種主體優勢，60多歲時為太學教學需要創作了由27首詩組成的《編年歌括》，以歌謠的形式概括性地記述、評價了自唐虞三代至金27個朝代的歷史“歌”，可歌可詠之謂也；“括”，對歷史上各個朝代的概括。這一組詩，既是史，又是詩，同時也堪稱詠史詩。四庫館臣評許衡的《編年歌括》云：“其編年歌括，尤不宜列入集內，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議論宗旨，亦頗賴此編，以存棄其蕪雜，取其精英，在讀者別擇之耳，其文章無意修辭，而自然明白醇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集部．別集類一九．魯齋遺書》)此{侖雖站在正統的學術立場上，說《編年歌括》的形式不符合規范而不應輯入文集，但也注意到它的思想價值，并認為許衡編年歌括與其散文一樣，有一定的色．彩許衡對人類演化發展的進程的總體看法在組詩中主要反映在以下3個方面：

　　第一，“通變”意識。許衡《編年歌括》雖然是各個朝代獨立成篇，卻深深地隱含著“通變”的思想。他以通與變的關系來闡說朝代變更的原因，并指出這一切歷史現象的根源都是“數”。許衡認為：“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有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之無丹朱。商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圣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于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魯齋遺書．語錄上》卷一)

　　第二，“數”與“變”的關系。在《唐虞》中，許衡以堯舜“官天下”與夏的“家天下”形成鮮明對比，并說明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堯舜有子之不肖”，于是堯舜乃從不通中尋求變化，因此便會有“禪讓官天下”，產生“禪讓制”。許衡把這種通變的認知思維貫穿于整個歌括中，但將朝代變遷原因暗寓于各斷代史的吟詠、述詮中。最后，許衡提出這些變遷都是符合“自然之數”的，這在當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為元朝統治者提供了歷史依據。蒙古滅宋金，建立了疆域廣闊的大一統政權，元王朝同樣是符合“變通”之理的，具有正統地位，“天眷地顧，篤興我元。四海會同，本枝萬年”(許衡《稽古千文》)。

　　第三，較開放的正統觀和觀。由于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故蒙古統治者對“正統性”的觀念特別敏感。這一點，不僅體現在治國施政的方略上，也反映在修史及史學意識上。許衡作為由金入元的大儒而能夠較快地接受這一歷史變遷，說明其思想意識中并沒有狹隘的民族觀念，認為“光景百年都是我，華夷干載亦皆人”(《病中雜言》)，華夷是本同末異�！毒幠旮枥ā沸麚P了正統、非正統的區分標準不是夏夷之別而是政權是否合于“數”的理念，認為蒙古雖為異族而元朝則是合于“自然之數”的政權，當為正統。而對于漢與鮮卑、匈奴混血家族建立和統治的李唐王朝，《唐》詩中更予以肯定：

李氏建極臨九有，紀年三百八十九。

神堯太高中睿玄，肅代德順承其后。

憲穆敬文并武宣，懿僖昭哀皆繼守，

總來二十一稱尊，高后一朝為武后。

[1]

　　“建極”、“臨”、“神堯”、“稱尊”都是組詩中其他作品所用極少的字眼，帶有極大的權威性和肯定意味。由此可見，許衡也是在向本朝統治者昭示著一種道理：依照唐制行漢法應是開明的統治政策《編年歌括》在形式、表現手段和技巧等方面也顯示出鮮明的特色和成功之處，堪稱中國古代詠史詩的上乘佳品。

　　組詩體現出強烈的時間意識。這一點，既表現在所有詩作的總體編排上，也表現在每一首詩的具體文字中。許衡將27首詩以編年形式排列起來，按朝代更替的時間順序，依次敘述、評論了上自唐虞，下迄金代歷朝的史事，“始自堯戊辰，終于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內減三十四”(《總數》)。作者以宏大的眼光，縱觀3600年的歷史，縱論27代的興衰成敗，描述和評價了元以前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及其特征，使組詩體現出高度的概括性。每一首詩，也都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記述，內容囊括整整一個朝代的興亡變遷。許衡編年歌括中使用的時間性數字，可謂空前之多。每首詩中都交代了該朝代存在的時間，有的還明確指出歷經幾帝，傳了幾世，如前舉《西漢》的前兩句“西漢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齡”；《東漢》：“東漢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雖然由于歷史條件和作者認識水平的限制，這些數字難免有所偏差，但總體看來還是基本準確的。

　　組詩中，除《總數》外，最長的《周》98字，最短的《北齊》，僅l6字。的精煉并不意味著犧牲作品內蘊的豐富性，恰恰相反，正是言簡意賅的文字體現出思想內容的高度概括性。如《唐》，有唐一代，具體事件何止千萬，但許衡用史學家的眼光進行選擇、提煉，以極其精煉的語言勾勒出其大致進程，包括該朝代存在的時間、經歷的帝王以及具有代表意義的事件。

　　在素材處理上，組詩還特別強調歷史真實性和客觀性。這不僅表現在充分尊重歷史，所述史事皆可核之于史書，絕無臆造上，而且表現在作者對歷史事件、進程和變遷的認識態度上�！断摹肥拙洹版ο睦^有虞”，何以稱之為“姒夏”?《史記·夏本紀》載：“太史公日：‘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王莽篡漢本是許多士人不愿承認的事件，但許衡卻在《東漢》、《西漢》之間將“新室”作為一個朝代正式列出，雖否認其正統性，卻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唐》“高后一朝為武后”句，既不像某些正統史學家那樣諱言其事、掩飾史實，也不因武后曾改國號為“周”就將之單列為一個朝代。

　　組詩還體現出通俗性的藝術特征。這既反映了作者為教學需要而創作的目的，同時也反映了元代世俗化的傾向�！案枥ā钡男问奖旧砭蛶в幸恍┟耖g歌謠的色彩。而且這27首詩中，絕大部分是五七言詩，但還包括6首六言詩和1首四言詩。六言詩和四言詩獨特的結構韻律也使得這類作品誦之如歌謠般通俗曉暢、明白如話。六言詩如《西晉》：“西晉武惠懷愍，四葉五十二年。司馬乾綱解紐，五胡割據中原�！彼难栽娙纭侗饼R》：“高齊五傳，年得四七。文宣昭成，后幼失國�！彼玫恼Z言簡約流暢、平直如話、通俗明白，幾近口語，讀來全無晦澀之感，皆朗朗上口，便于理解，便于記誦，正適應作者在太學教學的需要。

組詩還有一特點，即大量地運用數字、干支以及帝王廟號，并在不同詩中運用相同的字，如《魏》“曹魏合五主”的“合”字又見于《陳》“陳氏合五朝”，《秦》“三世都經四十霜”的“霜”字又見于《東西(魏)》中“一十七霜元氏滅”。這些字本身的意思已是十分明白，在不同詩中重復使用就使得詩歌更加通俗易懂，全無滯障。并且，許衡還以散文句法入詩，進一步增強了詩的通俗性，如《大遼》“九傳耶律之遼”。

　　詩歌對性和節奏性有著特殊的要求，《編年歌括》也體現了這一點，十分注重平仄韻律。組詩采用的詩體包括五絕、七絕、六言、四言和排律。不同的體式和韻律造成詩歌各自不同的語勢、風貌。排律如《周》“姬周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下厲宣幽，十有二朝居鎬邑。東都二十五相傳，五百一十五元日。平桓莊禧惠與襄，項匡定簡靈景繼。悼敬元貞并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顯與慎靚及赧王，厥后秦人并王室。”氣脈貫通，一氣呵成。絕句如《吳》：“孫吳凡四傳，權亮休與皓。五十九年春，青蓋洛陽道�！斌w制短小，意味深長。六言詩和四言詩略近歌謠，每句一頓，簡潔有力，朗朗上口。

[2]

　　詩歌的還要求精煉概括，意味深長，重在表現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編年歌括》語言的精煉是和表意的豐富結合在一起的，從而形成整個作品語言含蓄雋永、詞約意豐的特色。《蜀》首句“劉蜀炎漢裔”，五字即交代清了劉氏父子與大漢王朝的血脈聯系，暗示了正是這種血脈聯系使得劉備可以由織席販履起家，號召天下，成就帝業�！肚亍贰扒厝藴缰茏哉严濉保瑑H一句話而事件因果立現，同時還包含了作者對這一事件的認識。

　　組詩在運用“春秋筆法”方面也很有創意，于一字之內暗寓褒貶�！缎率摇贰巴趺栃率遥`據十四年”，一個“竊”字，足見作者對王莽以人臣身份僭越稱尊的不齒；《周》“秦人并王室”，一“并”字，表現出作者對于秦國統一天下是持認可態度的。他并不因秦曾為周之屬國而以秦為逆，也不因秦行暴政而抹殺了秦的功績。作者的歷史觀雖未脫離正統論的軌道，但帶有發展的、前進的性質。如前文所述，他堅持認為“秦人滅周”而非“秦滅六國”，始終以周王室為天下之主。這樣就使得詩中所含意蘊更加豐富，言有盡而意無窮，能夠使人反復品味。

　　許衡是文人、學者兼詩人，他對歷史的觀照是以歷史家的宏觀視角和學者的深邃認知為基礎的。因而他的詩將時間和審美空間有機結合在一起，表現出一種獨特而深沉的歷史感�！妒瘛酚芯湓疲骸皠⑹裱诐h裔，二主據成都。四十三年后，山川入魏區�！笨v是四十三年的歷史過程，橫是巴蜀大好江山。二主煌煌帝業，頃刻之間盡入“魏區”，無須追問興亡到底是因何人何事，一瞬間江山易主的悲涼和凄愴即刻呈示在讀者面前。再如《吳》：“孫吳凡四傳，權亮休與皓。五十九年春，青蓋洛陽道�！蔽迨拍甑膶O吳基業，最后換來的是鋪滿洛陽道上的青苔，展現了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悲愴感的審美世界。

　　組詩善于運用審美意象來增強詩歌的審美效果，形象化地傳遞豐富的思想意義�！肚亍贰昂プ計刖悴徊�，三世都經四十霜”句，《東西(魏)》“東魏孝靜不再傳，一十七霜元氏滅”句，都以“霜”代“年”，使文字更加形象。敘述朝代興亡，用一“霜”字，頓使全詩一片清冷，給人以凄涼衰敗、無可挽回的感覺，產生出強烈的審美效果�！读骸贰拔迨宸骸币彩沁\用審美意象來創造類似的審美效果。

　　《編年歌括》還善于使用典故以增強詩歌的感染力，在有限的篇幅內表達更豐富的內容和情感。在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典不僅精確，而且明白易曉�！段骸酚芯湓疲骸安芪汉衔逯�，文明齊高章。禍稔蕭墻內，四十五年亡�！薄墩撜Z》載：“子日：‘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曹魏政權被司馬氏篡奪，亂自內起，實是“禍起蕭墻”。這個典故的使用恰到好處，形象貼切，韻味深遠，而且是士人常見常用之典，不會給人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這組為教學需要而作的《編年歌括》不僅具有“寓史于教”的實用性和目的性，還有“以詩達意”的觀賞性。它們形式通俗，語言平實而又具有豐富的思想底蘊和深刻的審美內涵，寓理于情，寓情于史，針砭人物，評騭史實。作品不只是在述史、詠史，而且是用充滿音韻美、意境美的詩化的語言演繹人類發展的哲理。

　　許衡的《編年歌括》具有文史兼備的特點，對中國古代詠史詩的發展有一定貢獻。這一形式歷史上早具淵源，并經歷了長期的發展。漢代歷史學家班固敘述“太倉令”之女緹縈上書救父之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詠史詩。詩末“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既是作者對這一事件的評論，又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慨。這首出自史學家之手，用史筆所寫之詩，以記史敘事為主，“隱括本傳，不加藻飾”，僅于篇尾稍露作者傾向，南梁詩歌評論家鐘嶸認為它“質木無文”(《詩品》)，而清代學者何焯則稱其為詠史詩的“正體”(《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魏晉南北朝時，隨著人們對文學審美特性的認識逐漸深入，詠史詩的創作也呈現出新的情況。西晉左思的詠史詩八首借史事抨擊當時不合理的門閥制度，傾吐了對寒門之士被壓抑的不平和對權貴士族的蔑視，名為詠史，實為抒懷，托古言今，借古傷懷，創造了詠史詩的新范型。左思改變了班固詠史詩專一敘事的模式，取得了較高的思想、藝術成就，相對于班固詠史詩之“正體”而被稱為“變體”，對后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從班固“質木無文”的“正體”到左思借古詠懷的“變體”，詠史詩經歷了一個由偏重敘事到借事抒情，由“質木無文”到典麗華美的過程。后來的詠史詩多沿左思一路發展而來。晉陶淵明的詠史詩即是借史以詠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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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晚唐，詠史詩又被賦予了特定的時代特征和情感旨歸。晚唐詠史詩以李商隱、杜牧為冠。他們在史事的敘述中融人自己的見解和理想抱負，表達了對統治者的諷刺和對自己的人生感慨。如李商隱詩《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同時，由于身處末世，他們在詠史中抒發的感情也染上了末世特有的感傷情調。杜牧就曾多次追述大唐盛世風光，流露出強烈的今昔之感嘆，如《過勤政樓》“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之句。而被金圣嘆稱為“唐人氣盡之作”的鄭谷《慈恩寺偶題》，更是滿紙的荒涼衰颯。元代詠史詩在內容上更側重于對宋代統治進治批評，對趙宋朝廷的興亡進行的反思和批判，既是以史為鑒，又是借古論今，如劉因的《白溝》，在史實的敘述中表達出詩人的政治觀點，流露出詩人矛盾、復雜的心情。

　　許衡的《編年歌括》繼承了詠史詩敘事、抒情和評論的傳統，并融三種元素為一爐。許衡為適應當時教學對象和內容的特殊需要，創作的這組獨特藝術個性的詩歌，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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