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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燈新話永州野廟記》敘事分析
摘要：《永州野廟記》是瞿佑《剪燈新話》中的一篇作品，其敘事手法、敘事節奏以及敘事模式都有其獨特之處，三者綜合起來又讓這個看似和一般感應記故事一樣的故事變得模棱兩可、耐人尋味，從而有多種闡釋的可能。
關鍵詞：永州野廟記 空白 模糊 隱喻
瞿佑的《剪燈新話》是明代著名的文言小說，上承六朝志怪小說和唐傳奇，下起明代的文言小說創作，其中的每篇作品都可以看到這種模仿和創新并存的痕跡，而且不少篇目都引人注目地插入了詩文。《永州野廟記》則是《剪燈新話》中少數幾篇沒有插入詩文的篇章，寫的是書生畢應祥路過永州野廟，受到盤踞其中的蛇妖的迫害，因而向南岳祠告狀，在夢中被引到南岳衡山府作原告，使得蛇妖被剿滅，后來又入夢與蛇妖之魂在地府對質，辨明真相，得以增壽。
這看來是一個通常的感應記故事，但是細讀之下，又與一般的感應記不同。首先是結尾，一般的感應記，如本篇前一篇《富貴發跡司志》，都會在結尾有照應前文的文字，再三證明感應是真實的。而本文結尾卻寫至畢應祥夢醒，就戛然而止了。雖然冥王重新給畢應祥批了八字，說他除妖去害有功，特增壽一紀，但是夢醒就結束，有沒有增壽一紀，誰都不得而知。何況冥王并沒有說畢應祥原來壽命多少，增壽一說就更模糊了。其次，這篇文章雖然和《剪燈新話》其它篇目一樣都是采用最能夠進行“上帝式”無聚焦模式敘事的第三人稱，卻沒有像書中其他篇目一樣進行全方位敘述，而是采用外聚焦模式，從畢應祥的視角切入，寫其所見所聞所說所做所想，其所不見不聞不說不做不想則不寫。這導致了文章詳略安排與通常的思路不同，不僅本可以鋪陳一番的斬殺蛇妖的過程寫得異常簡略，連主角畢應祥的身世形跡也沒怎么交代，其心理活動也只是一筆帶過，倒是各色人物的話語占了較大比重。所以，這篇小說雖然采用的是感應記的題材，但是在敘事上很有特色。
一、靈活的敘事手法
《永州野廟記》的故事情節可以縮略為以下一個敘事序列：1、書生畢應祥在永州野廟受襲;2、畢應祥在南岳祠投訴;3、畢應祥在南岳祠受審;4、畢應祥在地府作證。這四個序列組成首尾連接式的復合序列，其中第三個序列之中還包含著另一個序列即蛇妖為害一方(這本來是這個故事發生的本因，在時間順序上應該排第一)。其起因、過程和結果圖示如下：
序列1，主角和承受者是畢應祥，對象是祭品，助手是道家《玉樞經》，支使者和對頭是蛇妖及其同伙(未正式出場)。
序列2，主角是畢應祥，對象是訴狀，支使者是對受襲一事的心有不平，承受者是南岳祠。
序列3，主角是畢應祥，對象、承受者和對頭是蛇妖及其同伙，助手是永州野廟之神、南岳神及其下屬，支使者是維護正常秩序和正義。在它包含的蛇妖作孽這一序列中，主角和承受者是蛇妖和永州野廟之神，二者互為對頭，蛇妖有助手社鬼祠靈、神蛟毒虺等，支使者和對象是對永州野廟的地方控制權。
序列4，主角和承受者是畢應祥和蛇妖之魂，二者互為對頭，對象和支使者是蛇妖想要報仇，畢有助手南岳衡山府、永州城隍司和地府。
按照這樣的序列，作者不緊不慢地展開故事，情節越變越奇，在序列3中間才抖出包袱，前因后果方一目了然。一般故事完全可以到此打住，偏偏又衍生出蛇妖死后不甘、魂靈到地府狀告畢應祥這一情節，異峰突起。本來冤魂在地府告狀是感應記故事中常見的情節，這里卻把正派角色的情節換了反派角色來演繹，令人耳目一新。雖然故事篇幅不長，但是作者的筆觸很靈活，挪騰跳躍之間，把一個簡單的感應記故事講述地一波三折、不落俗套。
二、外松內緊的敘事節奏
在序列1中，空間還是永州之野，敘述時間是等于故事時間的，這樣就造成一種特別的敘事效果：作者一板一眼地簡要敘述了主角逃命的經過，而讀者卻在短短幾句話中著實捏了一把汗。因為通過開頭一段文字的渲染，讀者已經能夠體驗到路途的險惡(即使在原始森林大大縮小的現在)，而主角畢應祥似乎是神經比較粗，因為無錢致奠而被追殺，在他眼中則是只是“甲兵甚眾”，而他當時想到的自救辦法是背誦《玉樞經》，居然須臾之間就奏效了。從“未及數里”被追殺到“須臾，則風收云止，天地開朗”，不過十幾分鐘時間，主角差點沒命，證實了開頭所言不虛。這里作者完全可以發揮想象、盡情鋪敘一大段的，卻只從畢應祥的視角出發，寥寥幾筆，給了讀者充分的想象空間。而對照下文野廟之神自言其無法脫身，我們倒要奇怪，一個凡人背誦《玉樞經》就能免難，堂堂神靈怎么就脫不了身呢?
在序列2中，空間開始移動，從永州到衡州祝融峰的南岳祠，敘述時間則小于故事時間。畢應祥并沒有像《令狐生冥夢錄》里的令狐生那樣義憤填膺或《富貴發際司志》里的何友仁那樣虔誠禱告，而是繼續走神經粗的路線，想起來就投訴一下，然后當夜就被帶到南岳衡山府，進入序列3 ，故事空間也就隨之移動。
在序列3中，敘事時間基本等于故事時間，但中間夾雜著倒敘和插敘，波瀾不斷。畢應祥被帶到南岳衡山府，又是幾筆從他眼中寫出神府的肅穆景象。到此處，畢應祥沒有大驚小怪，言行舉止謹守禮儀，尤其他訴說被襲受驚一段，滴水不漏，罵人不帶臟字的手法運用得極好，成功塑造了一個無辜可憐的受害者形象。但是讀者關心的是如何處理及其結果，作者偏偏詳寫人物對話，長長兩段話后才有永州野廟之神——一個白須老人出場，然后在他與府吏也比較長的問答中慢慢道出前因，乃是蛇妖聚眾作惡，他被軟禁，奔告不得，爾后在殿上命“士吏追堪”時又建議直接派神兵神將剿滅，如此蛇妖被斬。雖然斬蛇妖的過程沒有直接寫，但是士吏追對野廟之神，不過“俄頃”便押到，而一個神將領兵五千去斬蛇妖，“久之”才見鬼卒把巨大三蛇頭抬過來。時間上對比鮮明，讀者可以想象戰況多么激烈。畢應祥回途再經永州之野，看到了野廟“蕩然無存”，村氓也告訴他當時的慘烈情景，時間也正是他感夢之時，似乎故事到這里已經告一段落，畢應祥告狀取勝，蛇妖被除，路途安全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反派蛇妖到這里還沒有發出聲音，都是畢應祥和野廟之神在說話。本來殿上命“士吏追堪”，蛇妖還有開口的機會，但是被野廟之神扼殺了，究竟是蛇妖太兇惡還是野廟之神有隱情呢?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野廟之神口頭提供的證據上，畢應祥并未見到真兇;野廟之神無法逃出，而畢應祥誦《玉樞經》即得免;兩相對照，頗有疑點。
序列4，敘述空間是從畢家移到地府，敘事時間基本等于故事時間。畢應祥到地府，才知道蛇妖之魂在那狀告他亂告狀使得蛇妖全族被滅，二者遂對簿冥王公堂，由于南岳衡山府和永州城隍司回文給畢應祥作證，蛇妖詞窮被罰，冥王給畢應祥增壽，畢隨后夢醒。這里蛇妖雖然發出了聲音，但是建立在永州野廟之神的指證基礎上的一切證據都不利于他，只能就范。另外，前面已經說過，畢應祥增壽一說還很模糊。
由于敘事時間等于或小于故事時間，作者的敘述很簡潔，尤其是在緊要處，諸多的空白之處給了讀者較大的想象空間，看似流水賬的敘述，暗中卻波瀾起伏。而且相對其他志怪題材的篇目而言，這篇故事在題材上并不新鮮，不外是蛇妖作惡，苦主告狀，神仙出頭斬妖，如果大肆鋪排就俗之又俗了;而用簡筆，粗看之進展不快，細看之則時有驚心動魄之處，節奏外松內緊，熟中生出巧來，反是一個亮點。
三、模糊和隱喻的背后
《永州野廟記》整個故事都運用了隱喻的手法，如蛇妖隱喻著獨霸一方的“土皇帝”(即地頭蛇)，南岳衡山府和地府隱喻人間的官府，在時間上也是過去時。“第三人稱故事是名正言順的‘主人公的故事’，在這里，文本的‘完成式’格外引人注目……用布托的話說：‘這是一個與今天斷然隔絕但又不忍遠離的過去，這是一個神秘的不定過去時。’”這個故事說的是元朝大德年間的事，但讀者并不會受此限制，因為在中國占地為王的事從古至今數不勝數，何況作者瞿佑是由元入明之人，親身經歷了元末的戰亂，這個故事完全可以看作他對戰亂的記憶：軍閥獨霸一方、作威作福，百姓忍氣吞聲，渴望有權威人士主持正義、恢復和平。故事里是書生畢應祥死里逃生后告狀，在神仙的幫助下徹底消滅了作惡的蛇妖，并且實地映證了其夢的真實。這“贊頌主角穿梭往來于陰陽兩界，據理力爭，實即強調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共同性，提醒人們要善于利用這些共同法則以順利實現從夢幻到現實的過渡”。不過文本具有多重闡釋性，不管作者的創作意圖如何。綜合前述，《永州野廟記》在時間和細節上都有模糊之處，這為此文本的多重闡釋打開了出口。
這個故事的主角很奇特，作者沒有寫他的家世、外貌、性格、事跡，連他的心里活動都很少，他在性命攸關時還能清楚地背誦道家經文，在南岳衡山府言行舉止絲毫不亂、文質彬彬之極，在地府慨然與蛇妖對質。多年來路過永州之野的人多矣，是否只有他不設奠卻能保住性命?是否只有他投訴?或者他只是恰好投訴對了地方?南岳衡山府直到畢應祥前來告狀才知道有人在永州野廟作惡?我們不得而知。他沒有展現余善文那樣的文采，也沒有令狐生的激憤，也沒有成令言的飄逸，可謂面目模糊。從他的言行來看，他的確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膽子大、敢站出來說話，他的名字很應景，真的是逢兇化吉、造福他人。可能作者是想讓他作為書生的代言人，故意不給出具體的形象，所以成了扁到極致的“扁型人物”。蛇妖的形象則是“一白衣絳幘丈夫，形狀甚偉”，沒有被刻意丑化，和他的原身巨大朱冠白蛇相稱。另外一個關鍵人物是永州野廟之神，其形象是“白須老人，烏衣道服”。在前面我們分析了故事文本種種模糊之處，由于故事在畢應祥夢醒處戛然而止，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推測：他是讓過者設奠再放行的始作俑者，蛇妖霸占了他的地盤后照樣學;或者他和蛇妖是合作關系;更或者都是他作惡，蛇妖只是住在永州之野、沒有作惡;而他在被傳到南岳衡山府時就把罪責全推到蛇妖身上，并且扼殺了蛇妖申辯的機會，在蛇妖死后又把責任推到畢應祥身上，既保全了自己，又消滅了最有力的競爭者。應該說這三種情況都是有可能的，蛇妖之魂在地府中的申訴有可能是真話。畢應祥、南岳衡山府畢竟都是聽了野廟之神的一面之辭作出判斷的，而蛇妖實在太符合“地頭蛇”這一令人深惡痛絕的形象，野廟之神得以蒙蔽了所有人，逍遙法外。比起蛇妖作惡，權力部門信息落后、官員蒙蔽視聽，百姓易被煽動愚弄、法制的不健全，這是更殘酷丑惡的現實，故事的主題就更加復雜而深刻了。
在這篇作品里，作者盡量保持了客觀冷靜的態度，讓敘述者的聲音盡可能小，這是古代文言小說里很少見的。也正因為此，文中有不少模糊之處，耐人尋味，也許正像德國浪漫主義批評家F•希格勒爾指出的“認識到一個事實:世界在本質上是詭論性的，一種模棱的態度才能捉住世界的矛盾整體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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