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市場的上層組織及其功能

時間：2024-10-21 13:45:48 經濟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論市場的上層組織及其功能

　　[內容摘要]論文認為市場的上層組織的建立既是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標志，也是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坎”。市場上層組織具有生產性、風險轉移和前瞻性三大功能，而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和法治化社會是建立市場上層組織的兩個基本條件。 [關鍵詞]市場；上層組織；功能；條件

論市場的上層組織及其功能

　　Abstract: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upper level of market organization is the landmark of a matur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threshold of the market evolu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he upper level of market organization has three major functions: production, risk transfer and forward looking. What’s more, an efficient proper right system and a legal social environment are two fundamental conditions to construct upper level of market organization.

　　Key words: market; upper level organization; function; condition

　　一、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

　　法國歷史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把市場分為上層組織和下層組織。所謂市場的下層組織是指純粹的、面對面的即時買賣交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種交易隨處可見，屬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但布羅代爾發現，商品經濟市場交易還有上面的層次。[1]上層的首要特點在于交易雙方互相并不見面，中間成為一個專業的、獨立的部門，商人分化出來了。奧爾森也有類似的分類，他把市場類型分為兩種，在發展中國家，他認為看到更多的是現貨交易，是依靠交易者的自我實施完成的，如在印度加爾各答街頭的商品買賣，奧爾森把這種市場中的交易稱為“自我實施型”的或在現場進行的交易；而在發達國家，典型的市場是資本市場、貨幣市場、保險市場、期貨市場與外匯市場等復雜類型的市場，奧爾森認為這類市場中的交易屬于“非自我實施型的互利性交易”（或者叫社會規劃型市場）。這類交易不是現場進行的，而是依靠契約的實施來完成的，他把這類市場稱為產權密集型或契約密集型市場。[2]

　　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是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標志。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的下層交易隨處可見（印度、非洲、中國等）。但市場的上層交易卻不是在任何國家都會出現的，是市場的上層構造促使西歐國家完成了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重大轉變。沒有市場的上層構造就不可能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講,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是一個國家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轉變的標志。市場的下層組織是一種簡單的交換方式，而上層組織是一種復雜的交易形式。如奧爾森所說，市場的上層組織“僅當社會中某些制度性安排得以穩固之時才會形成。在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國家中，我們可以發現持續性地存在著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但甚至在這些國家中，它們的深刻作用也不為人們所理解。”?①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是什么呢？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必須要有法律體系和政治秩序來強制執行合同、保護產權、執行抵押協議、提供有限責任的公司安排，并為長久運轉且廣泛應用的資本市場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資和借貸的流動性。而且這些安排在人們的預期中必須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穩定。”?②

　　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也是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坎”。從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過程及其實踐來看，發展中國家的下層組織建立并不難，難的是如何建立市場的上層組織。諾思認為發展中國家缺乏進入法治化社會的機會。發展中國家由于各種原因，很難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上述的特殊制度安排。在奧爾森看來，自我實施的市場和自我保護的生產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我們都從中獲益，而且它們養活了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數。然而，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或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需要從那些非自我實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如涉及借貸和購買現貨的交易——中獲得利益。[2](150)奧爾森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基本命題，下層組織解決生存問題，而上層組織則是帶來繁榮。

　　二、市場上層組織的功能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市場功能的分析是存在局限性的，他們把每一個市場的功能的作用看成是同質的，如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都是同一的，并且強調每個市場的供求均衡。實際上，市場還有一個互補關系和功能的差異問題。另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能有效配置資源，但是資源在不同經濟主體中的配置并不是均勻的，在缺乏相應市場的情況下，價格并不能使這些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如有些人有能力但是沒有錢，有些人有錢但沒有能力的矛盾是社會中較普遍現象。還有，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和人們面臨風險的差異使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受到影響。市場下層組織與市場上層組織的組合是現代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重要條件之一。

　　對于市場上層組織的功能及其作用我們的研究是不夠的。市場上層組織的演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到意識形態、文化、法治及國家理論等方面的問題。我們把市場上層組織的功能歸納為三個方面，即生產性、風險轉移和前瞻性。

　　1.市場上層組織與市場下層組織是互補的關系，下層組織的大小決定著上層組織的規模及其大小，但是，市場上層組織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并且反過來可以影響市場下層組織的規模。一個國家或地區市場潛力的大小，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或地區市場上層組織和下層組織的匹配及其互動關系機制的建立。市場上層組織可以使生產可能性外移，從而具有生產性功能。我們假設沒有市場上層組織時，社會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為aa，當存在市場上層組織時，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為bb。aa曲線與bb曲線之間的差額就是市場上層組織的生產性功能（見下圖）。

　　市場的上層組織好象與直接的生產活動沒有什么關系，但實際上它是具有生產性功能的。如奧爾森所說，許多其他重要類型的生產活動幾乎是完全建立在非自我實施的契約之上的。銀行和相關機構提供的服務和生產，只有在對合同的遵守十分可靠時才會進行。類似地，如果合同無法執行，保險服務的生產或期貨市場套期保值的生產也是不經濟的。[2](144-145)沒有市場的上層組織我們許多生產活動無法進行，或者許多潛在的資源無法轉化為現實的商品。歷史上如果沒有股份制的創新，那么鐵路根本建立不起來或者會大大地向后推遲。美國的新經濟也是與金融創新分不開的。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來看，凡是市場上層組織發展比較快的地方（如沿海地區），其經濟發展也較快。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默瑞爾和奧爾森指出，為更準確地衡量一國經濟的真實績效，需要考慮其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即良好的經濟績效意味著一國能盡可能地挖掘該國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縮小其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

　　根據他們的研究，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這兩個時期的經濟績效如下：

　　表1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1950—1965年間經濟績效比較單位：% 實際增長率 (1) 潛在增長率(2)增長率差距（2）—（1）市場經濟國家

　　在1965—1980年間，市場經濟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時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計劃經濟體制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差距從上期的1.62%擴大到2.48%，市場經濟國家的差距僅擴大了2%，而計劃經濟國家的差距則擴大了86%。張五常認為，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較差的經濟實績，根源于組織運作的交易成本過高。其實，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建立類似于市場的下層組織，但缺乏市場的上層組織來挖掘潛在的經濟增長潛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市場的上層組織根本不存在。市場上層組織可以大大地提高要素及要素市場的效率，而計劃經濟體制缺乏市場上層組織，這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經濟增長潛力難以發揮出來的根本原因所在。

　　市場上層組織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把未來的收入今天就資本化變現，其好處在哪里呢？例如，英國之所以在18世紀開始遠遠超過法國，并最終在世紀末戰勝法國，其關鍵之一就在于英國有更發達的金融技術讓它更能將未來收入提前變現。中世紀的歐洲戰爭不斷，慢慢地大家都要靠借國債發展軍力，誰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錢，誰就能擁有更強的軍隊，特別是海軍。1752年時，英國政府的公債利率大約為2.5%，而法國公債利率是5%左右。1752年到1832年期間，法國政府支付的公債利息基本是英國公債利息的兩倍，這意味著什么呢？要知道18世紀中，英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有一半是用來支付國債利息的，也就是說，假如那時英國的國債利息跟法國的一樣高，那么要么英國必須減少借債、要么使英國每年的所有財政收入都用來支付利息，前者會使英國的軍力下降，而后者會使其政府破產。但正因為英國有著比法國遠為發達的證券市場，使英國不僅能以未來收入為基礎融到更多國債資金發展國力，而且需要支付的融資成本也比法國低一半。更強的證券化能力使英國可以籌到更多的錢用于發展國家實力，使英國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都一直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讓不到兩千萬人口的英國主宰世界兩個世紀。[3]

　　2.市場經濟是一種不確定性經濟，市場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可以通過市場上層組織來緩解，市場上層組織具有穩定性功能和再分配功能，也就是轉移風險的功能。市場經濟的實質不是風險，而是不確定性。根據唐斯的看法，不確定性是影響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的一個基本力量，對付不確定性是社會中幾乎每一個重要制度的一項主要功能。[4](40-52)按照經濟學的分析，人們中有風險中性者，風險偏好者和風險厭惡者。這些人各占多大比例，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人們的投資行為時沒有考慮到人們面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差異。市場上層組織是一個高風險、高利潤及高損失的領域，但是，它有利于整個社會和市場風險的下降，市場上層組織把市場下層組織的風險都集中、轉移到市場上層組織中來。如農民在下層組織交易中的風險都可以通過農產品期貨市場轉移到市場上層組織中來；還有經濟主體中有風險的交易都可以通過保險公司轉移到上層市場組織中。

　　市場上層組織是如何轉移風險的呢？這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實現的，一是通過各種市場的功能及協同作用來轉移和降低風險。如市場上層組織可以大大地深化金融（如資本市場），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如保險），轉移風險（期貨交易）等。二是通過企業家的互利性交易來降低風險。我們沒有任何辦法預測未來，但是如果社會中存在著足夠廣泛的各類企業家，他們能夠從事足夠廣泛的各類互利性交易，包括為得到信貸和風險資本而進行的交易，這樣的社會就能夠覆蓋大量的可供選擇的機會——其數量之多超過了任何個人或單一機構可能的想象。[3](146)

　　3.下層組織是一種現期交易，而上層組織是一種遠期交易，市場上層組織還解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時間難題和跨際交易問題，具有前瞻性功能。市場上層組織是持續時間很長的交易。沒有市場上層組織的前瞻性功能，人類社會的許多交易是沒有辦法進行的。市場上層組織更多地是與要素市場聯系在一起的（如資本、合同等），它延續了投資者的生命，解決了投資者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的矛盾。如有些人沒有錢，但具有企業家的才能。有些人有錢，但沒有企業家的才能。還假設社會中一些老年人有儲蓄，但已經不可能再自己經營了。現在的問題是，市場如何解決這種“能力”（能利用資本并使其產生更高的收入報酬）與“錢”（資源）分離的問題？如果把時間（如某項最佳投資需要30年才有回報）和風險等因素引入進來，那么把分離開來的“能力”與“錢”結合在一起的機制及組織就更重要了。如奧爾森所說“為使某些生產性項目獲得融資，一個持續運轉、應用廣泛的資本市場所要求的所有的制度都需要建立起來”。?③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建立起一種產權密集型或契約密集型市場。市場上層組織是一種遠期交易，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人類社會“能力”與“錢”分離的問題。但是，在歷史與現實中，并非所有的國家都能有效解決“能力”與“錢”分離的問題。只有通過市場的上層組織才能解決“能力”與“錢”的分離問題。例如，許多沒有后代的老年人，從理性的角度不會借款給這樣一個項目（如投資的收益30年后才能得到），該項目僅在他們死后才開始支付回報，除非他們可以預期在一個較早的時間就可以售出其貸款或股票獲利。萊索托說，發展中國家并不缺乏錢，缺乏的是把錢轉化成資本的所有權制度。發展中國家資源的閑置主要源于缺乏把“能力”與“錢”結合在一起的市場上層組織。

　　三、市場上層組織構建的條件

　　為什么發展中國家難以形成上層組織？布羅代爾認為，市場上層構造的特點是：（1）追逐壟斷性；（2）不進行明確的分工。為什么有些國家發展了這樣的上層組織，而另一些國家沒有呢？在布羅代爾看來，這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上層組織遠離生產進行著抽象活動，并非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這種思維定勢的。即使一些發達國家在建立上層組織的過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第二、這種長遠距離的交易會產生巨額利潤，他們常會利用國家、利用官府來獲益。從布羅代爾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個國家上層組織的建立包括著壟斷、風險、投機以及巨額利潤等。沒有了適當的制度環境，一國將被迫局限于從事自我實施型交易或只能從事市場下層組織有關的活動。

　　(一)有效的產權制度

　　產權的明確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有效的產權制度是市場上層組織發展的基礎。這里的有效產權制度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從短期來看，有效率的產權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并能使外部性內在化。二是從長期來看，有效率的產權是具有延續性和穩定性的產權，它能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奧爾森所說，“市場中所有參與者都擁有牢靠的定義準確的私有財產權。為了得到復雜交易和那些持續時間很長的交易的好處，社會中的個人不僅需要有從事貿易的自由，而且還需要擁有權利，對財產和抵押財產確立牢靠的所有權”。?④有人測算了49個國家保護外部股東和債權人免受侵占的法律，發現對投資者的保護越好，資本市場就越充分越有價值。

　　有效的產權制度是市場上層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產權經濟學強調財產權的買賣和分配應該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而不是商品買賣。財產權的買賣與商品買賣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經濟運行的規律與資源配置。產權制度決定商品市場的結構和效率。商品買賣與市場形成的低級組織形態有關，而復雜的財產權的買賣（版權、商標、專利、大公司的買賣、連鎖店分店與總店之間的權利買賣等）決定高級組織的形態。市場上層組織的運行是建立在權力系統有效運行基礎之上的。

　　(二)法治化社會

　　法治，在制度上起始于法律對最高國家權力的嚴格限制。誠如洛克所論證的：法治的真實含義就是對一切政體下的權力都有所限制。所謂法治國家實質是國家權力受到有效制約的國家。市場上層組織是建立在法治化社會基礎之上的。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與法治化社會的建立可以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為什么市場上層組織的建立需要法治化社會來支撐？法治可衡量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也只有在法治化社會里才能限制國家的權力。維護法律和秩序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首要條件，而且，許多社會之所以衰落，正是因為國家不愿意或無力保護財產的所有者不受盜賊或土匪的侵犯。[5](71)所有權指的是排除其他人使用某種資源的法律權力。一個社會，如果不能保護一種資源及其成果不大規模地受公眾的侵害，那么這種資源肯定會被濫用，而且很少有人會發現為改善這種資源而投資是值得的。與產權經濟學家一樣，劉易斯也認為，一旦所有的資源都變得稀缺時，對所有權的法律保護就會擴大到所有的資源。在世界上每一個地方，所有權都是一種得到承認的制度，只是承認和保護的差異不同而已。沒有這種制度，人類無論如何也不會取得進步。因為所有權的存在及其有效保護是產生激勵的動力源。

　　巴羅關于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分析中，法治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法治與經濟增長正相關。[6]有效的法律制度對于其他制度的實施提供了一種穩定的預期，在這種預期中，人們會預計到誰違約了，誰違規了，誰最終就會受到更嚴厲的處罰。許多制度的最終實施機制是在法律領域（如各種合同），但是更多的實施過程是在交易雙方之間。許多合同的實施并沒有經過法律，而是私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制度與所有的正式制度是一種互補關系。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取決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是沒有制度，而是缺乏進入法治化社會的機會。法治國家是市場上層組織建立和發展的另一個基本條件。市場上層組織中的交易是建立在社會網絡、信任、合同甚至虛擬數字基礎之上的，沒有法治化社會的制度環境，市場上層組織是不可能存在和發展的。

　　法治化社會也是限制國家對上層市場組織干擾的制度保障。為什么上層組織在發展中國家難以形成？布羅代爾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全面。首先，上層組織的發展存在一個“諾思悖論”的問題，即沒有國家不行，有國家又有麻煩。能否突破“諾思悖論”是發展中國家發展市場上層組織的關鍵。過多的國家干預是發展中國家發展市場上層組織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在市場上層組織發展過程中，那些上層組織的參與者往往會利用國家來謀取巨額利潤。政府能不能既推進市場上層組織的發展，又能從巨大的“誘惑”中走出來，是發展市場上層組織的關鍵。

　　四、對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思考

　　我國在市場下層組織的建設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不少方面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在上層組織上還是剛剛起步。從下層組織到上層組織的轉變有一“體制的跨越性障礙”，市場上層組織的構造也是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一個“坎”。在某種意義上講，目前我國市場化改革正在從下層向上層轉變，如我國的期貨交易、股票交易、期權交易、合約交易等都可看作我國上層組織的發展。下層組織是一種直接約束，而上層組織是一種間接約束。上層組織建立所需要的條件要比下層組織建立所需要的條件要復雜得多，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具備培育上層組織所需要的條件的。

　　我國市場上層市場組織發展緩慢的表現形式有：(1)我國市場上層組織發展的規模較小，增長速度緩慢。目前，我國國債規模占GDP的20%，公司債占GDP的5%，比成熟市場經濟差得很遠。我國其他市場的上層組織，如期貨市場、股票市場及保險市場其發展規模與我國GDP及經濟總量的增長是不相適應的。(2)我國市場上層組織從形式上看，似乎轟轟烈烈，但缺乏實質性的內容，與下層市場的發展是脫節的，對市場下層組織的發展缺乏推動作用。數據顯示，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指數和GDP的增長之間要么沒關系，要么負相關；在香港上市中國公司的H股指數和中國的GDP增長之間顯著正相關。同樣都是中國公司，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廠商和消費者做選擇的重要依據，股票的價格反映的是企業的價值；只有價格信號能夠準確地反映商品的價值和產品需求的情況時，才能夠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我們資本市場上的價格信號是不準確的，因此導致大量的資源流進了效率低下的A股公司，這些公司1年盈利，2年持平，3年虧損，價格信號的失真帶來了效率損失。之所以價格信號不準確，問題就在于市場不能正常發揮功能，不能準確地為資產和商品定價。[7](3)由于我國市場上層組織的發展基本上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政府干預太多，尋租與腐化較為嚴重，如內部交易，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受到損害；上層組織的發展信用度較低，不僅不能降低市場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市場的風險等。

　　我國市場上層組織的發展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一是政府幾乎控制（主要是壟斷）了整個市場上層組織；二是缺乏有效率的產權制度。這兩個問題又有內在聯系。正如奧爾森所說的，發達的民主國家同時也是個人權利得到最好保護的國家。這些國家存在著廣泛的制度性機制以保護個人的權利，而個人的權利通常限制了政府自行其是地阻撓回報的變動和資源的重新配置的程度，這些都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經濟所需要的。如果個人的權利足夠廣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2](148-149)從奧爾森這個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發展市場上層組織的深層次問題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從法治化社會的建設入手，不斷地限制或制約國家對上層市場的干預（或壟斷）；另一方面，以完善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入手，在市場上層組織的發展過程中，真正使個人權利得到最好保護。而這兩者又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

　　①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35頁。

　　②同上，第144頁。

　　③同上，第143頁。

　　④同上，第144頁。

　　主要參考文獻：

　　[1]（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Ｍ]．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2]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Ｍ]．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3]陳志武．西方興起，不靠掠奪靠制度[Ｊ]．證券市場周刊．

　　[4]（秘魯）赫爾南多·德·索托．資本的秘密[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5][美]W·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Ｍ]．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6]羅伯特.J.巴羅．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跨國經驗研究[Ｍ]．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7]許小年．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Ｎ]．經濟學消息報，200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