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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增長問題研究回顧與思考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從多種視角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并取得很多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本文從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FDI與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等方面對國內經濟增長問題研究進行回顧和述評,并對目前經濟增長理論中尚未達成共識的問題提出探索思路。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動力;外國直接投資;金融發展
一、關于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對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其改進模型,將經濟增長歸因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兩方面。國內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動力,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有限。由于研究期間和數據處理方法不同,研究結論亦不盡相同。沈坤榮(1999)運用增長速度方程對1953—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解,結果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量帶來的。王德勁(2007)運用誤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計了我國1952~1998年期間擴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質資本存量是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結論。董直慶等(2007)認為,我國約70%的經濟增長來自于資本和勞動投入,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在經濟發展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影響,即要素對經濟增長作用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種觀點認為,資本投入增加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國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且勞動邊際效率較低,有關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相對較弱。一些學者認為,考慮結構調整、要素投入與技術內生情況時,要素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樊勝根等(2002)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研究期間我國17%的經濟增長來源于結構變化,TFP帶來4.2%的年增長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釋了41%的增長。遲巍等(2007)研究發現,在1996~2004年間,一個地區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吸引固定資產向該地區的投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固定資本投資為內生,對經濟增長并不起決定性作用。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發達國家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的模式發展。孫超等(2004)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
二、關于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通過計量模型直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魏巍賢(1997)應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FDI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FDI增長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與FDI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系。賀紅波等(2005)認為,我國FDI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FDI是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且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這表明FDI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經濟增長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凱(2002)利用1985~1999年時間序列和橫斷面數據,將FDI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約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運用計量模型考察了影響我國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諸因素,認為經濟技術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強烈影響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蕭政等(2002)從我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的分析中發現,穩定可靠的組織機構和城市化的發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代謙等(2006)在利用我國1979~2003年數據檢驗FDI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時發現,國內投資和人力資本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長效應集中在短期,人力資本則有明顯的長期效應。
(二)從不同視角研究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首先,從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角度研究。房漢廷(1996)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社會總需求的拉動力和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后認為,FDI推動了我國經濟加速增長。沈坤榮(1999)認為,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都十分明顯。其次,從“擠出”效應角度研究。楊海燕(2005)通過對我國1998~2003年FDI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分析后認為,由于利用FDI過程中存在外資利用結構引發的對國內投資的擠出以及國內儲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對GDP增長的正向效應。楊新房等(2006)對FDI對我國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和“擠入”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FDI雖然對我國國內資本有“凈擠入”的效果,但從資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第三,從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認為,FDI有助于改善我國資本形成質量、推動人力資源開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技術進步,進而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的作用。張海星(2005)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增長效應、資本積累效應以及技術進步效應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FDI和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但國內投資貢獻較大,且二者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亦不相同。龐英等(2008)在對轉型期中國民族資本與FDI企業生產效率測度的基礎上,具體研究其生產資源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結果表明,民族資本的效率優于FDI。因此,民族資本是推動我國未來經濟持續高效增長的主要動力。第四,從地理空間結構角度研究。鄭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變動趨勢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和持續增長產生了深遠影響。陳柳等(2006)通過1987~2003年27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本土創新能力與FDI技術外溢兩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之后,FDI本身產生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但FDI與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進經濟增長;創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東部地區更強;本土創新能力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從傳遞途徑和其他效應角度研究。周春應(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過進出口貿易、國內資本積累、R&D、產業結構升級、就業、人力資本、市場化程度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及影響強度的大小,結果表明,FDI通過不同的傳導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趙娜等(2008)對外國直接投資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六種效應進行研究,結果顯示,FDI可通過資本積累、出口促進、投資拉動、技術溢出、產業結構優化和制度變遷六種具體效應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FDI對各種不同具體效應的時滯期各不相同。 三、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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