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歷史的解釋與歷史規律的論文
一、問題的提出
歷史哲學區分為批判的歷史哲學與思辨的歷史哲學，批判的歷史哲學的主要任務可以說是澄清和分析歷史的“觀念”，其根本旨趣在于，歷史方法大概就是科學方法，歷史也將被列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而以克林伍德、克羅齊、狄爾泰和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是一個有自身的目的、概念和方法的學科。他們強調，歷史首先與人類的活動有關，一個行為，只有當它具有“社會意義”時，才能成為歷史學家的課題。這種關于歷史的不同認識旨趣表明，歷史關乎以往人類具有社會意義的行為，要合理全面地認識歷史，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只是確立事實，而且要理解事實。因此，歷史學家必須對歷史進行解釋。
如果歷史學家要達到對歷史的準確的解釋和理解，他們的解釋要采取什么樣的形式?他們令人滿意的解釋概念是什么?就這些問題，歷史哲學中的不同派別都給出了有益于我們認識歷史的深入探討。
二、實證主義的歷史解釋及其內在張力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主張
實證主義者雖然并不完全否認歷史可以具有某種局部的特殊性，但是他們始終認為，沒有什么根本特殊的東西能夠證明歷史的獨立研究是正當的。
實證主義歷史哲學家主張科學解釋。在他們看來，解釋的概念就是主體中立：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成功的解釋必然是相同的，它們在概念和結構上都非常近似于科學解釋。在解釋特殊事件時，科學解釋可以預見所解釋的東西，將其歸在普遍的經驗規律之下。
在觀念形態中，這種歸類展示出一個演繹模式，卡爾·亨普爾描述道：歷史解釋的目的也在于表明，事件不是“機遇問題”，而是可以根據某些先行的或同時的條件加以預料的。這里所說的預料，是理性的科學預測，它以一般規律為前提。
實證主義者的主張基本上是概念性的東西，它的內容是已知規律與有辯駁力的解釋之間邏輯和概念的關聯。
按照實證主義的邏輯，在一般解釋中為真者，在歷史的解釋中亦為真。一個解釋是否說出了解釋某件事情的充足條件也許是成問題的，就是在科學中也是如此，但它至少說出了解釋某件事情的必要條件。
阿蘭·唐納岡提出了演繹命題的如下“證明”：如果我們在解釋事件時并沒有排除那個事件不能發生的可能性，那我們根本就不能說我們知道那個事件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為什么確實發生;也就是說，為什么在那種情況下，它不發生的.可能性沒有表現出來。我們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唯一方法是：論證事件確曾不得不發生，即它必然發生。這就是科學解釋中演繹的必要條件所保證的。
(二)對實證主義的置疑與辯護
1.對于實證主義的置疑
大多數實證主義者會承認，上述科學解釋中演繹的必要條件只有借助于一般規律才能得到滿足。問題是，這個作為前提的規律從哪里來?由于歷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建立規律，解釋時所要求的那些規律就不得不從其他地方得來，可能從社會科學，甚至也可能從我們平時稱之為常識的一般世界經驗得來。這種對于規律的需求在一定意義上把科學解釋和其它類型的解釋聯系起來了，從而在一定意義上也表明，以科學解釋拒斥歷史事實解釋和思考的合理性并沒有充分的理由。
唐納岡論證說，混入歷史解釋的一般陳述都證明是非普遍的(由于它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限制條件而成為對反例的排斥)或非真的;除非它的辯護人乘虛而入，利用或許還可能存在的第三種可能性，并暗中把它弄成一種同義反復，以反對批評。
由于歷史的解釋上的明顯困難，歷史學家從來不解釋什么，并非他們不想解釋，而應該說是他們不能解釋。因為歷史學家解釋事件時，他們從來不提普遍規律;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能否知道這些規律也很值得懷疑。在歷史學家的著作中，人們確實發現他們偶然提到一些普遍規律，并借助它們使人們相信上述主張。
2.亨普爾對這一置疑的反應
亨普爾自己對這一困難的反應是雙重的：一方面，他認為，盡管歷史學家通常只能提出近似于科學的解釋(他們提出的僅僅是解釋的略圖),不過，只要他們用科學觀念指導，他們就應該受到保護。另一方面，他又承認，即使在自然科學中，普遍規律和演繹關系常常也不得不給假設和歸納留下可能的地盤。因為，所能獲得的適當規律往往不是普遍的，而是統計學的。他認為，歷史的解釋特別符合于統計學規律，它是科學模型的粗糙復制品。
三、思辨的歷史哲學對歷史的特殊性與意義的關注
在對歷史進行解釋時，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堅持科學解釋并給出了這樣做的理由，而唯心主義歷史哲學家米歇爾·奧瓦克肖特和 R.G.克林伍德則與此相反。他們對科學原型的反駁都依賴于這樣一個概念，即歷史學家研究課題的本質。
對奧瓦克肖特來說，關鍵在于歷史學家對唯一的、不可重復的事件的關注;對克林伍德來說，他的興趣在于人的合理性的活動。
(一)奧瓦克肖特：歷史事件的唯一性
1.歷史事件的唯一性
首先，奧瓦克肖特宣稱：“瞬息萬變的歷史事實一旦看作是一般規律的具體事例，歷史就被抹去了”。
按照奧瓦克肖特的觀點，科學關心的是世界的一般特性，而非個別的事物或事件。在科學學科里，人們精心制訂出許多規律和理論，用來解釋我們所經驗到的事情。人們關切的對象正是這些規律和理論，而不是說明它們的實例。但是，在歷史中，歷史學家感興趣的是個別的歷史事件，是這些事件的唯一性和特殊性。顯然，在奧克肖特看來，這里的事件的唯一性和特殊性正是他所謂的“歷史研究的先決條件”。忽視歷史研究的先決條件，會把研究過去事件的歷史方法變成科學方法。這樣一來，在奧瓦克肖特看來，按照科學模型解釋歷史事件，這在經驗和實踐上都是不可的。
其次，如果按照實證主義的模式解釋一個事件，歷史學家就不得不把他的研究對象歸為某一類事件中的一件。奧瓦克肖特認為這“完全破壞了歷史”。
奧瓦克肖特認為，“歷史學家從來不用一般化的方式來解釋”，而是對于歷史事件的完整的理解。他說“：歷史依賴于事變的充分說明來說明事變”。于是，歷史學家的解釋觀念就成了“展示一些本質上相互關聯而又不容脫漏的事件所構成的世界”。歷史的理解總是“以更充分，更全面的細節”而獲成功。
2“.連續系列模式”的提出
對于亨普爾派的學者指出的歷史學家所解釋的東西必須用一般術語詳加說明，用一定的規律加以解釋，奧瓦克肖特認為規律不是必然的，他反對用一般性的規律來解釋歷史，相反，他把“連續性”的概念用作歷史理解的標準。與實證主義者的模型相對立，他提出了所謂解釋的“連續系列”模式。也就是說，只有當歷史學家“填出”介于二者之間的所有其他事件，他才能說是理解了一個事件與另一個事件之間的前后承接關系，否則，就根本不可能提出一種歷史解釋。
(二)克林伍德：人類行為的合理性
克林伍德認為，歷史所解釋的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人類行為。也就是說，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人類可以根據理性的要求自由地安排他們的活動�？肆治榈碌囊馑际�，自然事件只能從“外部”來解釋，但歷史行為不是“純粹的事件”，它們還有“內部的”或“思想方面的”東西。對它們的解釋需要揭示全部行為所表達的主體思想。用主體的思想解釋行為無須把它歸為一般規律。他在《歷史的觀念》一書中指出：而對歷史來說，所要揭示的對象不是純粹的事件，而是事件中表達出來的思想。揭示了歷史中的那種思想也就已經理解了歷史�？肆治榈碌纳鲜鲋鲝堃馕吨�，在歷史主體的思想和行為之間可能有一種關系，致使行為可以理解。也就是說，要理解一個行為，歷史學家必須在頭腦中“再思”或“重演”主體的思想。
克林伍德宣稱：當一個歷史學家看到主體的信仰、目的、原則等等，并為他的行為提出一種理由，那他就可以說他理解了這一行為。他強調歷史學家必須再思主體的思想，倘若在歷史學家的思想中沒有一點兒與實踐中的理由共鳴的東西，那就不能把握他所研究的行為的要點。對歷史學家說來，當他考慮主體的思想時，他應該看到，從主體自身的觀點看，他實際上已做的事情正是現在所要做的。
因此，為了理解一個行為，歷史學家必須可以“仿效”主體的推理過程�！氨仨氈榔渌苏谙胧裁础��？肆治榈碌倪@個說法的意思是，歷史學家不僅要了解他所知道的同一對象，而且也要了解他認識對象所依據的行為。
四、歷史哲學內部關于歷史的解釋問題的自我修正
(一)實證主義理論的某些修正
針對于思辨的歷史哲學對于實證主義的反駁，實證主義看到了分析上的不當之處，并作了一些修正。
第一個修正是米歇爾·斯克里文提出的。他指出我們發現概括的反例，并不一定證明解釋是無效的。因為任何規律并非斷言了某類事件的所有情況之間的普遍聯系，而是意指其中部分事件之間的普遍聯系。而歷史通常是利用這種概括使已發生的事件可以為人所理解。
第二個修正是尼古拉·里謝爾和奧拉夫·海爾默提出的所謂“有限的”或“限制的”概括，這種概括沒有反例，而僅僅適用于有限的時期或有限的地理區域。
第三個修正是由唐納岡提出的，他斷言，普遍概括不適用于一類人或事件，只適用于個體。根據個體過去的行為來斷定這是他的簡單的習性，這不過是采用了一般歸納論證的確實性。但是對復雜的性情來說，只有我們證實個體的每一種可能的表現形式，我們才可以不求助進一步的假設來判定它。即使這種證實在理論上可能，但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中也未必行得通。因此可以認為，歷史中的性情解釋通常要求研究者提出一般形式的假設：以一種方式表明自己性情的人也會以另一種方式表明它。
(二)歷史學家一般都承認的兩種解釋
歷史哲學內部關于歷史的解釋上的論爭表明，要對復雜的歷史作出合理而全面的認識和理解，既要關注解釋的形式方面，又要關注解釋對象的客觀內容。全面地把握歷史，需要相輔相成的這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要解釋某事怎么會成了這樣，盡管也假設了完全相反的情況。歷史學家的問題不是“它為什么發生”，而是“它怎么發生的?”�；卮疬@個問題必須完全拋棄它不可能發生的假設，但是需要表明，和最初的表現相反，沒有什么理由說明它為什么不會發生。
在這種解釋中，問題不是說明過去發生的事件必然發生，因此無須將事件歸入某個規律。需要做的是，證明事件的可能性，清除期待它不發生的根據。歷史學家有時不滿足這種解釋，他可能繼續追問始料未及的事件為什么發生。問題只是在于：為了提出一個形式上較完全的解釋，并回答他的那種問題，他不必那么做。
加里論證說，歷史解釋一般是要提出事件的某種關鍵的或特別令人感興趣的必要條件;它們并不想發現充足條件。只要歷史學家表明“如果沒有”某種條件事件就不會發生，那他的敘述就達到解釋的水平和理解所必須的連續性了。換句話說，歷史學家的任務始終是要發現使實際事件可能發生的條件。
第二種解釋是解釋事件“實際是”什么，或者它“相當于”什么。這與有關事件為什么會發生的解釋不同。
在這種情形里，起決定作用的觀念不是發現什么必要條件和充足條件，而是將開始并沒有連接的部分聯合為某種整體。在這一意義上，歷史學家闡釋他們的論題就是將事件“綜合”到“適當的概念”之下。
五、結論
歷史解釋問題的爭論焦點在于：科學理論注重對解釋作一般的說明，它所說的解釋只是表明事情實際上為什么發生，而歷史學家提出的解釋卻根本就不打算回答“為什么”的問題。事實上，歷史解釋總是落入兩個極端。一個極端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科學的一部分，或者認為可以把它轉化為這樣一個部分;另一個極端認為，歷史是一門自成體系的知識分支，強調歷史學家所談論的方法、目的和主題的特征，它們能幫助我們區分歷史與自然科學。這兩種觀點分別來看，都很重要，同時也都會導致困難。
將實證主義歷史解釋與唯心主義的歷史解釋看作是相互沖突的是錯誤的，我們所面對的是對“解釋”這個詞的不同用法。雖然實證主義歷史解釋與唯心主義歷史解釋，一方強調要賦予歷史以真正科學的地位，另一方則要捍衛人類精神的自由。但是我們在作出歷史解釋時，應將兩者看成一個有機整體。我們可以用人們過去的經驗、總結的規律與原則，或者用人們的身體、思想與觀念，對于他們為什么思考、計劃或者實施某個事情給出一種更加全面準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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