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社區支持對我國現行養老金制度的補充

時間：2024-09-18 09:26:49 其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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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社區支持對我國現行養老金制度的補充

　　論文關健詞:養老金　家庭養老　社區養老服務　養老保障

　　論文摘要:我國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障已在“統賬結合”的新模式下運行，但是實踐表明，依照這種模式所提供的制度養老金數額對老年人養老的所有需要的保障是不確定的。中國和家庭的與經濟背景以及發展趨勢的特殊性，使一些老年人得不到家庭養老的經濟支持。因此，養老保障的實現要從純經濟領域之外尋找幫助。社區的地利和人力以及社區服務可以成為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特殊系統，使得社區能夠發揮家庭力不能支的功能，補充現行養老金制度經濟保障的不足。

一、現行養老金制度存在粉經濟保障的不確定性

我國現行的養老金制度，以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的決定》為標志，已形成基本框架，并在占全國城鎮職工大多數的各類企業中付諸實施。理論與實踐均表明，中國在排除了現收現付式和完全積累式的籌資模式后，選擇了統籌和個人賬戶結合的部分積累式，這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客觀要求的選擇，它會最大可能地滿足養老金發放的需要，但滿足到什么程度是難以確定的，其中的最大風險是一定比例的退休人員領取到的養老金不能滿足基本養老生活的需要。

退休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在“統賬結合”的新模式下將因人而異，養老金水平的高低在退休者群體中的分布將呈現出不確定性的特點。按照新模式的設計，基本養老金分為兩個部分，其中基礎養老金部分是確定的替代率即20%，個人賬戶養老金則是不確定的，它以個人賬戶儲存額為計算基數，而這個儲存額與個人在職時的收人水平相關聯，也就是說，這部分的替代率水平決定于每個人在職時的收人水平。在職時收人的差別必然造成某些人這部分養老金替代率較低。

我們可以把上述分析與收人狀況的結果進行對照，作出一些預測性思考。近年的調查表明，中國的高收人層在總收人中所占的比例過大，它不僅侵占了低收入層的份額，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層的份額。中國的總收人結構是中層比較小，但中下層比較大。如果在統賬模式下，上述收人結構以不同程度的狀況得以存續，則必然會有一定比例的退休者因為收人低而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較低，甚至出現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退休者。那么究竟這部分人有多少，哪些人會成為這樣的養老金領取者，他們將出現在什么樣的家庭中，他們的養老金數額不足程度如何，這些都是確定性趨勢中的不確定因素。

養老金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這些退休者，如果能從家庭中得到補充，其養老保障就得以解決，但是他們能否從家庭中得到相應的補充也是不確定的因素。

當代乃至未來中國的家庭結構狀況，使若干數量的老年人從家庭獲得經濟支持以供養老的機會越來越少。中國的人口發展趨勢，使中國家庭正向“四、二、一”結構演變，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子女是一個具有直系血親關系的三代家庭格局，這種家庭結構下的社會成員，在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之后的若干年后才進人老年期，因此，按照現行法規，他們退休后都應當有自己的基本養老金，只不過養老金數額存在差別。在老年父母的支出結構中，子女的直接經濟供養主要用于購買作為日常必需品的實物，有子女和夫或妻可以作為照顧者的家庭將無需購買照料服務，這就是說，子女直接提供經濟支持數額等于購買生活必需品(實物)的費用與養老金之間的差距。我們在假設父母都有養老金，子女都有收人的前提下，相對于個體家庭來說將形成以下幾種組合:(1)子女收人高，父母養老金也高;(2)子女收人高，父母養老金低;(3)子女收人低，父母養老金高;(4)子女收入低，父母養老金低;(5)子女收人中等，父母養老金也為中等。在此，收人高是指收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外，有不同程度的剩余，收人低是指收人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有不同程度的欠缺，收人中等指收人數額與基本生活需要基本平衡。上述養老金的高、低、中等在滿足領取者養老基本需要時，相應地會出現剩余、不足、平衡三種類似的形式。前述五種組合中，在第四種情況下就會造成需要直接經濟支持的父母難以得到來自子女的支持。這部分老人究竟有多少呢?據保定市的調查表明，需要得到金錢與物質支持但尚未獲得的人分別占3.79%和3.0%，除此之外的老人，或者是已經得到了相應的支持，或者是現在還不需要這些支持。養老金數額不足，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這些老年人如何生活?這將對社會提出特殊需求。

只追求養老金這一經濟保障的解決，認為只要發放“預定的”(從模型中推出的)養老金就解決了養老保障問題這種觀點，在發展的獨特的背景下，在中國老齡化的特殊條件下，無疑是片面的、不切實際的。經濟保障的不確定性缺陷的克服不能僅局限于經濟本身尋找辦法，而應當跳出單純計算養老金數目的圈子，探討克服缺陷的途徑。

二、社區的非經濟資源優勢可以超越經濟手段而發揮效用

社區所具有的地域的穩定性適應了現代家庭養老的需要和老年人的生活習慣。化的發展帶來了的自由流動，現代核心"家庭將取代傳統的主干大家庭。但是不能以父母與子女的分居就得出父母與子女的空間距離導致子女無法照顧老人的結論。根據對保定市的，在只有一個子女的父母中，有95%與子女同住保定市，其他城市的調查情況也與此接近。即使發達的美國一般情況也是75%左右的父母與子女同住一城市。退休的父母即使獨立居住，也不愿意離開他們熟悉的社區和作為自己小天地的家庭。當他們行動不便需要照顧，而子女又無暇顧及時，就可以求助于他們所在的社區。如果情況較好，他們不必離開家而去專門的養老機構，只是需要時由社區的有關人員上門提供方便。一方面，他們屬于社區，在空間位置上不存在障礙，另一方面，又減少了去專門養老機構所需要的過多的開支，如果他們的養老金并不可觀，其重要性就更明顯。如果子女對社區提供的輔助性養老服務有所擔憂，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例如雙休日去其父母處探視，必要時可與社區溝通，這在客觀上是可行的，因為他們同住一個城市。實際上在老年人生活功能發生障礙時，有些子女就搬到與父母所在社區很近的地方，使家庭與社區在養老上的配合更為有效，現代住房制度提供了實現這種情況的客觀便利。

社區中的優勢，使社區養老功能的發揮具有可靠的保障。養老事業是人文特點十分明顯的勞動密集型事業，核心家庭出現養老困境，原因就在于人力資源支持的不足。社區中聚集著常住的、暫住的、各行各業的人士，他們工作或業務上的差異，使之具有時間上的互補性，這就為志愿服務的實現提供了可行性。煙臺市2001年共有120萬青少年參與了志愿者活動，注冊志愿者6萬多人。上海市石門二路街道1999年登記在冊的志愿者10500余人，其中在職職工占19. 04%，退休人員占28. 57%在校學生占52. 38%。毫無疑問，如此規模的志愿服務，使得到服務的老年人減少了從市場取得有償服務的需求，這樣勢必減少其本來就有限的養老金的開支，這是一筆值得一算的經濟賬。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是確定的，由此決定的社區地域特點是確定的;中國的人口狀況和就業規律、職業結構在市場經濟成熟后將是穩定的，由此決定的社區人力資源分布也將是穩定的。總之，由社區提供的非經濟養老資源具有確定性的特點，這對彌補現行養老金制度存在著的經濟保障不確定性具有相當的作用。

三、經濟手段和手段的綜合運用:社區養老準市場系統的構建

社區服務的準市場系統對養老金的補償可以發揮確定性作用。社區服務的無償、低償和有償的并存，是市場經濟機制與社會公平機制的特殊結合，其成功結局是一個準市場系統的形成。這一系統在養老保障方面能否發揮確定性作用，取決于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其他方面的影響都不重要。根據前文所述，社區服務的無償與低償對養老金數額的不確定性具有特別意義，因為養老金數額不確定性的問題在于部分人養老金數額不足以通過市場機制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或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現在的關鍵是在社區內能否形成一個面向老年人等特殊消費者的準市場系統，這個系統如何運作。

所謂準市場，與市場的最主要區別在于價格，即同樣的服務，價格要低于一般市場價格。這是否意味著無利可圖而無人介人此種經營?世界經濟已進入微利時代，行業利潤的懸殊不會越來越大，很多行業之間相差無幾。社區服務的較低價格有國家的優惠政策作支持，因此其實際價格不會低于市場太多，并且，在為老年人等特殊消費者提供服務的同時，還為其他社區成員提供某些服務，其服務價格可以與市場價格持平，而這種持平是以稅收優惠為前提的，在此情況下，其實際價格可能高于市場價格，其高出部分就成為低償和無償服務的補充，因此經營社區的福利性服務，不會出現收不抵支的情況。此外，就業人員的來源也不會成為問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尤其是中國)會出現相對過剩，某些產業的從業人員需受過特殊，而社會中仍有很多人只受過一般教育，基于他們的素質在經過一定培訓后就可成為老年人服務業的合格人員，很多人必須作出這種就業選擇。當然還有一些人是出于理念而獻身于這一社會工作。國家的稅收支持是否會造成社區中的福利服務回歸到“國家福利”局面?回答是否定的。第一，社區服務經營者是在社區組織的統一下，以市場規則運作方式進人這一系統的，要有資質、質量和價格等方面的競爭。國家的法律和法規將對此作出規定，例如我國已出臺了一些非營利性組織的政策，但急需實踐經驗，形成完善的法制化管理體系。第二，社區養老服務主要提供養老勞務而不是實物或產品，如前所述，在實現小康社會之后，現在在職的職工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基本可以滿足從市場上購買到基本生活品的需要。第三，稅收優惠實質上是國家實現養老金調整機制的特殊形式。不同時間不同條件下正常的養老金調整機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國家有時對此會力不從心。可以假設國家讓企業性質的單位經營養老服務業，讓其在合理范圍內盈利，國家照章征稅。由于企業服務價格較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不足以支付，因此要求政府提高調整養老金水平，即用所征收稅額彌補養老金的不足。在此會出現一個不確定性因素，即由從事養老業的企業那里所征收稅額能否滿足提高養老金的需要。實際情況是社區福利服務在稅收優惠支持下大部分利潤讓與接受服務的老年人，而企業提供養老服務的利潤不可能全部轉化為稅收，并且由此所征之稅也不能全部返還給購買企業提供服務的老年人，因為需扣除征稅發生的管理成本。綜上所述，涉及這樣幾個量的關系，對社區服務經營者的稅收優惠額一舉辦養老服務的企業利潤額一舉辦養老服務企業應納稅額一對購買企業服務的老年人養老金增加額，很顯然，實現上述幾個量的相等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只有采用正確的稅收優惠政策，推動社區養老服務業的發展，才能有效地經濟地解決養老金不確定條件下養老保障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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