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生態理性與社會理性

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生態理性與社會理性

摘要：判定與決策在治理實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文章首先闡述了判定與決策的基本過程。傳統經濟學假定人在判定與決策的過程中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實際的決策中并非如此。文章在回顧了Simon的有限理性與Kahneman和Tversky的直覺與偏差的基礎上，分析了決策與判定過程中生態理性與社會理性。　　關鍵詞：決策；判定；有限理性；生態理性；社會理性
　　
　　期看效用理論假定決策者對每一備選方案的結果及其概率擁有完全的信息，能夠充分理解這些信息，并能夠對各種結果做出比較，選擇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但在現實中，由于內在和外在的約束條件的存在，決策者很少按照期看效用理論進行決策。期看效用理論固然是一個完美的標準化的決策模型，但不能描述實際的判定與決策過程。本文的第一部分闡述判定與決策的過程；第二部分回顧基于Simon的有限理性的判定與決策理論；第三部分分析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生態理性；第四部分分析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社會理性。
　　
　　一、 判定與決策過程
　　
　　Hasie（2001）指出判定與決策理論研究的核心題目是人們如何根據愿看（Desires）與信念（beliefs）選擇行動方案（Courses of Action）。行動方案是指可供選擇的行動空間；信念是指對各種有關客觀狀態的信息的把握、對外部各種不確定事件出現概率的推斷、對實現每一行動方案的各種手段的判定以及對各種行動方案終極結果的估算；愿看是指對各行動方案與不確定事件相互作用后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的偏好。決策的過程涉及三個方面：羅列所有可供選擇的方案；估計各種不確定事件出現的概率；推斷出各種方案在不確定事件作用下產生的后果。理想的決策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能有效達成決策者愿看的決策。決策的過程也是決策者搜集與加工信息的過程，也是判定的過程。
　　傳統的經濟學假定人是全知全能的，能夠搜尋到所有備選的行動空間，在外部環境確定的情況下能夠比較各種行動方案的結果，從中選出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而在外部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則假定理性人（Rational Individual）能夠估計所有不確定事件出現的概率，能夠根據貝葉斯法則推算后驗概率，并根據期看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選擇行動方案。
　　理性選擇理論是標準的判定與決策理論，但不能精確描述具體情況下的決策。標準的決策與判定理論與現實中決策與判定過程存在很大的差距。標準的理論旨在闡明決策與判定的原理，是抽象與概括的，其結論根據一系列的公理經過邏輯推理得出、所以普遍適用、不受時間限制。因而，標準的決策與判定過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并且融合了所有可得到的信息。治理實踐中判定與決策過程則需要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有用決策。實踐中決策質量的高低由解決實際題目的有效程度決定，與所構建的理論的精確程度無關。實踐中的決策與判定需要做出切實可行的決定并采取適當的行動，與具體的決策環境相關，是針對特定情況做出的反應，因而，在情況發生突變的情況下，治理實踐中的決策會導致嚴重的錯誤。
　　理性決策思維方式崇尚的是規范研究，即注重“應當是什么”的研究。這種標準化的決策理論固然精確、完美、邏輯一致，但現實中，由于決策者內在的約束（Internal Constrains）和外部約束（External Constrains）使得現實的判定與決策過程不可能也沒必要做到完全理性。
　　
　　二、 對完全理性的判定與決策過程的質疑
　　
　　人類自身在時間、留意力、記憶力、信息搜集與加工等方面存在很多約束。Simon 首先提出有限理性，Kahneman和Tversky發現了啟發式與偏差，他們分別從理論及經驗兩個層面對完全理性提出了質疑。
　　心理學學者Kahneman和Tversky通過行為實驗證實人的決策往往偏離標準的決策理論——期看效用理論。他們通過一系列的實驗識別出了各種直覺與偏差，如代表性直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易得性直覺（Availability Heuristic）、情緒直覺（Affect Heuristic）、原型（Prototype Heuristic）、錨定（Anchoring）與調整、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過度樂觀（Overoptimistic）等。其研究范式被稱為“啟發式與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方式。這種研究方式是通過設計實驗來研究那些偏離完全理性的行為，總結出系統性的直覺與偏差以猜測和解釋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偏離理性的行為。
　　Simon首先對完全理性的研究范式提出質疑。Simon放松了完全理性的假設，以為：第一，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在決策時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是通過決策者搜尋得到的，而搜尋行動方案空間是個費時費力的過程，可供選擇的行動空間事先不能提前確定，搜尋的本錢也就很難事先估算，本錢—收益分析在搜尋行動方案的過程中并不適用，所以搜尋過程不是完全理性，而是一個直覺性的過程；第二，各行動方案產生的各種結果的概率分布是未知的，相反，決策者要在未知概率的情況下應對各種不確定事件；第三，人們在做決策時，追求的是“滿足”而非最優。滿足是指，選擇一個最能滿足個體需要的行動方案，即使這一方案不是最理想或最優化的。這三個假設的結合被Simon稱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Simon以為，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有限與任務環境結構的約束，使得決策只能達到滿足而不能達到最優。
　　Simon的有限理性研究的決策過程是在有約束條件下的解決題目的過程。Simon（1990）以為有限理性是由兩個約束導致的：任務環境的結構與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限制。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偏誤到底多大程度是由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約束所導致，多大程度是由任務環境的約束所導致？固然研究人自身認知約束的成果很多，但外部環境的約束無論在經濟學還是在心理學研究領域中都沒引起足夠的重視。固然傳統經濟學理性人的假定受到了基于心理學的行為經濟學的挑戰，但行為決策模型只是研究了熟悉約束條件下各種判定與決策偏誤，卻忽略了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環境與社會約束。
　　
　　三、 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生態理性
　　
　　人類是復雜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生態環境的約束，其活動必然受限于生態邊界，其判定與決策過程也必然受到生態環境的約束。因此，不存在與現實環境相脫離的盡對理性。那種規范性的、標準化的判定與決策理論對人類適應現實環境來說是毫無價值的。只有與生態環境的要求結合起來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這種與環境要求相結合的理性被適應性行為與認知中心（簡稱ABC研究中心）稱為生態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生態理性夸大環境對人的塑造作用，從生物進化的角度夸大人適應環境的重要性。決策的生態理性程度與決策結果反映了當時的環境結構、與當時的環境吻合的程度正相關。具有生態理性的判定與決策過程是充分利用環境中的信息結構的過程，也是從適應環境過程中獲得的識別環境信息結構的功能作用的過程。生態理性觀并不關注抽象的決策理性，而是關心具體的判定與決策能否與特定的環境結構相擬合，注重的是決策過程的“生態公道性”而不是“抽象公道性”。與理性標準相比，生態理性是一種很低的標準，但對于人類的大多數熟悉實踐來，生態理性已經足夠。
　　與完全理性相比，生態理性固然是一種程度較低的理性，但人類的時間、經驗、精力、能力等很有限，而且人類又面臨著復雜的環境，所以在判定與決策時應以生態理性作為評判標準，即以具體情境下決策的結果與環境信息結構的適配性或對應性作為決策公道性的標準。與理性模型相比，生態理性模型充分考慮了人類利用環境信息以優化決策的聰明。環境中的信息結構固然限制了完全理性的決策，但也使得簡單而快捷的決策成為可能。ABC研究中心稱這種決策方式為“快速節儉啟發式”（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這種簡單直覺（Simple Heuristics）式的決策正是利用了環境中的信息結構。環境中不同的信息結構會帶給判定與決策不同的啟發式直覺，這些快速節儉的啟發也使得決策結果具有生態理性。也就是說，當一種啟發式直覺對應于環境結構時，當一種具體的啟發式策略與特定環境的信息結構相匹配的時候，決策者的判定與決策從生態學的角度看是公道的。
　四、 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社會理性
　　
　　決策者不僅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而且還是社會人。作為社會人，決策者的信念與偏好往往不是獨立存在的，會受到社會中各種關系的影響。決策者總是處在關系復雜的社會中，決策個體之間通過支屬關系、倫理道德、友情及其它的社會關系相互影響。一方面，各種社會關系會限制決策者做出完全理性的判定與決策；另一方面，當面臨外部不確定性與決策者的內在能力限制時，社會關系也會幫助決策者做出令人滿足的判定與決策。社會理性模型正是體現了各種社會關系對判定與決策的雙重影響。
　　社會理性模型以為，追求個體的完全理性不可避免會對他人的理性產生影響，或者與他人的理性相沖突。判定與決策總是在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中進行的，正是由于這種相互牽制的社會關系，決策者不可能完全按照標準化的期看效用最大化的理論進行判定與決策，其決策結果不是完全自利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而且，決策者在判定與決策過程中必須適當考慮他人的利益，才能使自身的利益得以實現。
　　有時，在情況復雜而決策個體的時間、信息、能力有限時，根據社會規范（Social Norms）做出的判定與決策固然不具備內部一致性，但往往是有效的。面對自身能力限制，決策在判定與決策時，可以利用社會關系做出公道決策，達到社會理性，而無需追求完全理性。
　　
　　五、 展看
　　
　　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有限理性根源于內部與外部的各種約束。內部約束主要是由于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而外部約束主要來自生態的、社會的、文化的以及制度的約束。本文主要研究了生態約束與社會約束下的生態理性與社會理性。判定與決策過程中的文化與制度約束是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1．（德）哥德·吉戈倫爾，彼得·M·托德及ABC研究組著．劉永芳譯．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Hastie．R．Problems for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1，52：653-83．
　　3．Kahneman，Daniel．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a Perspective on Intuitive Judgment and Choice．Prize Lectur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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