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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情報學發展展望（筆談）--在數字環境下實現知識的組織和
國學大師陳寅恪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情報學是20世紀40年代為克服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情報危機而產生的新興學科，其目的是將知識信息組織有序化，為用戶提供服務。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和廣泛應用為情報學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為研究者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21世紀是信息和網絡的世紀，這種變革的背景構造出當代情報學發展的新語境，一系列新思想、新方法、新技術應運而生。在新的語境中探討情報學的新問題，對促進情報學的學科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情報學的初衷：知識的有序組織
情報學研究的對象是知識的組織、表達、檢索、利用、交流的過程及規律，其根本任務是組織知識信息并提供有效利用。這一思想在情報學創立之初就已經被明確提出。布什于1945年7月在《太平洋月刊》上發表的《誠若所思》一文，被視為是情報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的標志性文獻。布什理論的核心是關于知識記錄、存儲和利用的問題，而技術只是其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
繼布什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情報學家布魯克斯明確地將“知識”的概念引入到情報學領域，并提出了布魯克斯基本方程式以及“認識地圖”。他所描繪的“認識地圖”，是對文獻內容進行知識分析與組織，找到人們在知識創造過程中相互影響及聯系的結點，從而深入揭示知識的有機結構，為用戶提供純情報。可以說，情報學在產生和發展初期就已經將知識作為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所要解決的是如何有效組織并利用知識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這一思想沒有得到貫徹，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被人們所淡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知識的描述、揭示、表達和組織十分困難，人們對知識的認識水平還比較粗淺，不能準確地描述和表達知識；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技術手段也不能支持知識的揭示與組織，從而使得“認識地圖”的描述和繪制困難重重，僅僅停留在理論構想的層面上。
這種理念超前于技術的結果，導致了情報學與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文獻學界限的不分明。在對知識單元的深度分析組織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情報學的研究只能退卻到文獻層次上。目錄、標引、分類法、主題詞表等手段在文獻信息的序化組織方面是一個進步，但都只是對文獻外部特征或內部信息特征的描述和表征，并沒有涉及到深層次的知識單元。而這些研究和工作是圖書館學和文獻學都能夠解決的，既然如此，情報學的立足點究竟在哪里？與其他學科相比，情報學自身的獨立性和特征是什么？許多人對于情報學存在的必要性產生了質疑，情報學由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對情報學進展緩慢的狀況，筆者曾提出，情報學要想取得突破，在微觀上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知識信息的表達和組織必須從物理層次的文獻單元向認識層次的知識單元或情報單元轉換；二是知識信息的計量必須從語法層次向語義和語用層次發展。
研究知識的組織和利用，解決信息爆炸與人們利用知識信息之間的矛盾，這在情報學創建之初，被確定為學科的基本任務和目標。值得欣慰的是，信息技術的進步為情報學的發展帶來了契機。這些技術手段突破了情報處理長期停留在文獻層次的局限，使得情報學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和不同的節點對數字化全文信息進行描述和整合，從而揭示、生成和組織知識。
二、數字時代：對知識組織問題的深入探討
知識是人類在歷史發展中的寶貴財富，它來源于社會實踐所獲得的感性認識，以及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積累。經過資料的記載和總結，知識在人類發展中得以傳承和升華。隨著網絡社會和知識經濟的興起，人們逐漸意識到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對于知識的認知和了解，一直是人們追求的目標。知識的組織、表達、挖掘、發現和共享成為網絡時代的一個重要命題。
知識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或者是“可編撰的”知識和“意會的”知識。前者能夠用語言和圖形進行表示和處理，后者大多隱藏在人們的大腦中，或是沒有經過編碼處理，通常處于一種潛在的狀態。對于顯性知識的組織，我們已經擁有一系列的技術和方法，如分類法、主題詞表等；而隱性知識這塊領域，我們還鮮有涉足。但我們也看到，對于顯性知識，我們所取得的相對成熟的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語法層面，如圖書館的文獻組織，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知識載體的直觀陳列。近年來，數據庫技術日益成熟，能夠進行海量信息的處理，從而使知識組織由文獻層次上升到信息層次，從語法處理轉變為語義處理。
知識組織有兩個層次，一是對知識單元本身進行描述和標引，二是揭示知識節點之間的邏輯聯系�，F在的一些新興技術已經可以對知識單元的特征進行標引，目前的難點在于從知識單元內容的描述進而延伸到對于其邏輯關系的揭示。
近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Don R.Swanson教授的研究備受矚目。他的突出貢獻在于創立了基于非相關文獻的知識發現方法，并因此在2000年被美國情報科學與技術學會(ASIST)授予了該學會的最高成就獎。而事實上，文獻間隱性關聯的發現往往要比顯性關聯的識別更有意義。通過深入的研究，Swanson在已發表的醫學領域的非相關文獻中推理得出了原先未被發現的知識，并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了Arrowsmith軟件系統，專門用于搜索非相關文獻中的潛在聯系。這種基于文獻的知識發現方法，最大的突破點就在于：對文獻中知識單元的相關關系進行了揭示和重組，并由此產生了新的知識。
Swanson創立了新的情報學研究方法，同時也用試驗的事實驗證了情報學的相關性原理。同一等級、不同等級的知識單元之間都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相關性正是揭示出了這種邏輯關聯的屬性。傳統的情報標引和檢索語言都是基于信息的相關性采用概念邏輯劃分來組織和存貯文獻信息，而在深層次的知識組織中，相關性也是重要的基本原理。單個的知識單元只是以獨立的個體存在，只有利用關系鏈接才能從微觀層次表達概念之間的關聯。但是，Arrowsmith所查找的僅僅只是文獻標題中的關聯，并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知識單元相關性的查詢。從這個意義上說，后來所提出的基于數據庫的知識發現(KDD,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無疑是一個進步。KDD發源于人工智能領域，能夠處理海量且來源廣泛的數據源，并能進行深層數據挖掘，完成知識的提取、過濾、轉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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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KO（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國際知識組織協會）是知識組織研究的國際性學術機構，自1990年起，該組織每兩年召開一次年會，至今已舉行了八次。這八次年會的主題分別是：(1)知識組織的工具與人機界面；(2)知識組織中的認知范式；(3)知識組織與質量管理；(4)知識組織與變革；(5)知識組織中的結構與關系；(6)知識組織中的動態機制與穩定性；(7)21世紀的知識表達與組織的挑戰：跨邊界的知識整合；(8)知識組織與全球信息社會。從歷次的年會主題中，可以反映出知識組織領域所產生的新問題，形成的新的研究取向以及所取得的研究進展。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組織是目前這一領域的重要課題，其中傳統的組織系統和方法如何與新興的語義工具之間實現交流和對接，成為眾多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另外，關注用戶以及相關的領域知識，也是知識組織研究的明顯趨勢之一。
知識組織和知識利用是情報學的根本任務�；仡櫱閳髮W在知識組織方面所取得的研究進展，從最初的分類體系、主題詞表、索引等文獻信息組織方法應用，到關于認識地圖的構想，進而發展到數據庫技術、知識挖掘、知識庫、語義網等新興的網絡組織工具對知識單元進行描述、揭示、整合和組織，我們看到，情報學家一直都在為實現學科的目標而努力。隨著理論方法的日益完善和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情報學正逐漸由經驗走向科學。在學科日漸成熟的過程中，我們離情報學的目標也將越來越近。
三、最終目標：知識提供和利用
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說過：我們在信息海洋中淹溺，但卻不得不面臨知識饑渴。這形象地描繪了我們目前所處的困境：一方面是日益泛濫的信息，另一方面卻是有用知識的缺失。信息環境的變化，現代科研環境e-Science的出現，用戶獲取信息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使得用戶對信息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他們所需要的已不是簡單的文獻信息查詢和提供，而是對知識的直接獲取和利用。
圖書情報機構設立之初，向信息用戶提供的主要是文獻的線索，例如卡片目錄、機讀目錄、網絡目錄；后來發展到全文提供以及“一站式”服務；在資源整合和重組的基礎上，設立了學科門戶導航、專業主題信息網關；隨著網絡技術和用戶研究的深入，推出了智能代理、個性化定制等新型的服務模式。由文獻服務轉向信息服務，是對傳統圖書情報服務模式的突破。但信息服務主要側重于靜態的信息資源建設，對于知識單元的識別以及知識體系的分析卻無法勝任，因而知識獲取和智能決策的提供只能由基于虛擬整合資源體系的集成式協同知識服務來完成。
與傳統的信息服務相比，基于用戶的決策目標，面向知識內容是知識服務最突出的特點。知識服務要求將分布式多樣化的動態資源組織成一個邏輯整體，針對用戶的特定需求對知識單元進行解析、重組、鏈接，并向其提供專業化和個人化的服務。知識服務需要相應的技術平臺基礎，要求能夠充分支持基于內容的數據挖掘、信息內容分析和動態集成，并支持以用戶為中心的信息交流和知識應用。網絡化學術信息交流體系、開放式數字圖書館、數字化參考咨詢服務系統、立足于特定專業領域的知識庫等，都是目前較為典型的面向知識服務的信息系統。
從發展過程來看，用戶需求、知識組織和信息服務三者都遵循了一條遞進的規律，即依照文獻（需求／組織／服務）——信息（需求／組織／服務）——知識（需求／組織／服務）的層次演進，這實際上正對應著情報學由語法到語義，再到語用層次的發展路徑。在三者之中，用戶需求往往超前于后兩者，而知識組織的發展水平又決定了知識服務的層次。
知識組織的對象是知識單元以及知識單元之間的邏輯關系，這種研究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技術維度。知識服務面向的是用戶，因而除了技術應用以外，還涉及到眾多的人的認知及影響因素。在揭示知識特征的基礎上，情報學還要關注用戶的認知感受和使用體驗，尋求二者之間的結合點。這種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匹配，而是能夠實現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相互轉化，以促進知識的創新。技術理性和人文價值是情報學的雙重特征，將二者有機結合，雙向度均衡發展，對于新形勢下情報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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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數字時代情報學發展展望筆談--在數字環境下實現知識的組織和】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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