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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謙益唐宋兼宗的祈向與清代詩風新變
提要 “詩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強勢傳播力的詩學觀念，其消極是法唐而贗，自狹詩道。當時雖有接納宋詩的呼喚，但難以形成趨勢。明末清初，錢謙益以唐宋兼宗為新的詩學選擇，具體途轍是以崇尚杜詩為由唐向宋的起點，在詩壇大力導入宋代詩風，融鑄異質，求變創新。以沉潛深厚改變浮薄膚淺，以性情為本取代唯務格調，從而形成宏衍闊大的氣局，使詩歌創作具有多元組合的美質。錢氏的這一詩學選擇開啟了清代新詩風。時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詩騷之樹已經老了。有明一代出現了幾乎一邊倒地以盛唐為宗的詩學傾向，主導者意欲使詩高華滋壯，但事實上卻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為一種主要的抒情文體形式還要存在下去并發揮功能的話，人們必須接受“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的邏輯，通過新變來維護和復興詩歌。對于清人來說，在唐詩、宋詩建立了兩大詩學格局，囊括了盡可能多的詩學范疇、詩法家數以后，要想完全超離于這兩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時的所謂“變”，似乎只能是對既有的兩大格局重新體認、選擇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認識到明人是法唐而贗，自狹詩道，那么他們為拓寬路途最能有所作為的就是接納宋詩了。清初詩人邵長蘅《研堂詩稿序》曾指出：“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這是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當然這一“勢”，既是循環往復、剝復代序的詩壇風會的內在性，同時也是清代詩人的審美心理結構的能動支配。對于唐宋詩的不同特點，邵長蘅曾說“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頗能說明一些。就其體格之殊而論，如果以人為喻的話，則“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1) 如果以佛學為喻的話，則唐詩如禪，深玄窎遠，宋詩如凈，含容廣大。前者境界高華，然參究不易，后者氣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標舉第一義卻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變風氣，走向“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詩學空間更大的宋詩，確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凈”法需要禪凈合行的永明延壽式的宗師一樣，清人要融匯宋詩卻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來開其風氣，錢謙益的選擇和被選擇正成為個人創作祈向與詩歌史內在趨向相重合的必然結果。
一、接納宋詩：一個長期的潛隱走向
宋代的詩歌史是在“江西”與“晚唐”之爭中劃上句號的，隨著蒙古王朝統一全國，南北詩學逐漸從趨尚的多元化轉為反撥宋詩，邁開了回歸唐代乃至漢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國祚不長，詩道亦未遠。當四大家以盛唐詩風為典范的詩歌出現，產生了具有特征的體派時，朝代卻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實，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漢唐的步履強勁不衰的話，明代詩歌史的起承轉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格局。從文體文風隨時代而興替的規律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明代并沒有一反元代詩風，反而與元代詩歌合為一個大的文學階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導風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當然，將元明詩合為一個大的階段，是一個籠統的看法。明人弘唐詩之法，誅宋詩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詩”未臻勝境外，時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視。明太祖朱元璋這位集雄才大略與果毅殘暴于一身的開國君主，鑒于元代制度松懈與思想統治不力而產生異變，在奪鼎定基伊始便強化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著手詔復唐制，純潔文化習俗，創造沉潛執著地追求的學術環境，一方面力求高揚新的時代精神，創造與大一統的進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圍。在詩歌風格上，太祖“尤惡寒酸咿嚶，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2) 因此舍棄宋調而尚“盛世清明廣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誅宋，又伐晚唐，王彝著《文妖》力斥元季楊維楨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強烈地詆斥鐵崖體云：“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3) 這里提出要“除滅而禁斥”鐵崖體以“復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強烈的時代心理。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濃厚的廟堂色彩，在這種文化心態中長期閃回著“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宦官專權和商品的，生產關系的變化，都從不同角度激活這種幻影，盡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試圖遠離廟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維，使他們實際上進入并不自覺地強化了這種文化機制。直到嘉靖以后，權力機制逐漸瓦解，而隨著啟蒙學術的展開，知識群體知性精神覺醒，人們才開始沖破思想的囚縛，走出虛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這時，人們才能重新審視既有的具有統治力的文學，一種與七子派相悖，對廟堂文化具有巨大沖擊力的新的詩學價值觀才真正得以提出。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明初到晚明，接納宋詩的過程將是十分艱難。有學者認為在明末以前至少出現過兩次提倡學宋的潮流。一次是前期方孝孺、陳獻章、莊昶等人，一次是唐順之、王慎中、茅坤等中后期唐宋文派作家，而且“這些提倡學宋的作家幾乎清一色是家�！�(4) 其實，有明一代肯定（肯定并不等同于提倡）宋詩者賡續不斷，但“潮流”并未形成�？隙ㄕ咧泄倘挥谐缟欣韺W，“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已任”的方氏作出“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更無儔”(5) 這樣的力排眾議的論辯，但更多的為宋詩辯護者則與理學并無深刻的聯系。如明初詩學盛唐祈向已十分明顯，劉崧以雅正標宗，一時風從影動，黃容即對其黜宋之論極為不滿，作《江雨軒詩序》云：“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按：此指黃庭堅）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該，是有蘇、黃并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杰然無讓古者……近世有劉崧者，以一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崧者人不短則己不長，言不大則人不駭，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若是，詬天吠月，固不足與辨。”瞿佑亦排除門戶之見，反對當時流行的“詩盛于唐至宋而壞”之說，仿效《唐詩鼓吹》例，輯宋、金、元三朝之作一千二百首為《鼓吹續音》（十二卷），明其宗尚，有自題詩云：“吟窗玩味韋編絕，舉世宗唐恐未公”（引自《歸田詩話》卷上）。其后都穆、俞弁、李濂、歸有光等人都反對崇唐斥宋，不斷發出異見者之聲。如都穆《南濠詩話》云：“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上亦云：“古今詩人措語工拙不同，豈可以唐宋輕重論之？余訝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則棄不取�！奔词故强傮w上揚唐抑宋的楊慎，也屢有“今日‘宋無詩’，其然乎”的質詢。(6) 但明萬歷以前，在前后七子“劫持當世”，傾動天下時，接納宋詩只能是一種潛隱的走向，所有這些對宋詩的呼喚都仿佛是一股股潛流，難以形成沖擊波，無法改變宋詩被用于覆瓿的命運。即使是李于田的《宋藝圃集》和曹學佺的《石倉宋詩選》出現，因其所選遠于宋而近于唐，并不能增加宋詩的份量，在呼喚接納宋詩的潛流中迸出新人耳目的聲色。如果說明代在肯定宋詩方面，曾有過砉然鞺鞳，頗能振蕩詩壇的聲音的話，那已經是在晚明公安派出現以后了。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明確地將“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作為謬論加以辯駁，在《與馮琢庵詩》中極稱元、白、歐、蘇四家詩文足以與李、杜、班、馬雁行并觀，“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也？”《與丘長孺》一文更從文學史趨勢闡述其詩學觀，宏道認為唐自有詩，不必《選》體，《選》不必為漢魏，漢魏同樣不必為《三百篇》。如以不唐病宋，文學創作必以前代為準，那么就會推衍到以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的荒謬地步，那么豈不是“詩燈一派，掃土而盡”？二百多年來呼喚宋詩的潛流，蓄勢至此，正期待著一種內旋與外驅力量助其奔突。
錢謙益早年曾汩沒于俗學，“空同、弇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紙，搖筆自喜，欲與驅駕，以為莫己若也”（《答山陰徐伯調書》）。萬歷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應會試寓居極樂寺時，與袁小修相識，得以聞知公安派的，又從嘉定林下諸君子處得知歸有光之“緒言”。如果說他的文學觀的整體性改弦易轍是轉益多師，并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結果的話，就詩學觀來說，則顯然受袁宏道理論闡發的極大。二百多年被奉為圭臬的唐詩，至晚明師范的窠臼已過于深重，詩界“厭而學宋”之氣已經萌動，風會遞嬗實屬必然。但是公安袁氏雖可謂具有知性精神的覺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糾偏，創作亦不無弊端，竟陵起而反撥，以深峭幽渺為宗，更失于仟佻詭異。顯然，要改變明代詩壇積弊，不僅需要在理論上重新思考和選擇，而且需要在理論和創作之間真正打通，取得實績。錢謙益能夠卷動潛流細浪為聳峰飛瀑，紹承前哲之緒而大開風氣，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謙益開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納宋詩的潛隱走向才演變為一種顯見的趨勢。
二、唐宋并重：一種新的詩學選擇
但是我們對錢謙益在接納宋詩過程中的角色和策略尚須深入考察。如果把唐宋詩之爭簡單地歸類為“揚唐抑宋”或“揚宋抑唐”的話，那么可以說錢謙益并沒有參與此“爭”。作為一個具有成熟的詩史觀的學人和詩人，我們雖然能發現他在特定的比較中發表過“圣俞之詩，辭非一體，不若唐諸子為詩人者僻固而狹隘”(7) 之類的意見，但并不能說他在唐宋之間月旦褒貶。其實唐詩是牧齋詩歌創作重要的詩學源頭，他常常表示出對唐代詩歌成就的景慕和贊嘆，更明確地申說過“詩莫盛于唐”。(8) 他的詩學歷程中由義山而上溯少陵，兼涉昌黎、香山的路徑是十分清晰的。然而他同時強調宋詩作為一種文學史上的存在，其美學意義不應否定，應當充分重視宋詩的典范意義。在七子派和竟陵派先后縱橫天下，“詩必盛唐”說挾裹文士的背景下，反其道而黜唐崇宋，難免會成為另一種偏頗，而從詩歌史的客觀實際出發，提倡唐宋并重，兼宗雙修，客觀上便肯定和提升了宋詩，形成有利于詩歌發展的新局面。這顯然已成為一種新的詩學選擇。
要實現這種詩學選擇，改變傳統觀念，使對唐詩的認識從“盛唐”走向“全唐”是十分重要的。嚴羽的《滄浪詩話》是晚宋最重要的詩學著作，在明代的幾如胡應麟所謂“達摩西來，獨辟禪宗”，(9) 盛唐與宋詩之爭實源于此。高棅《唐詩品匯》承接其脈，其后便成為七子派以盛唐相高的支柱。在《初學集》卷三十二《黃子羽詩序》中牧齋即以“別裁偽體”為旨，反復申斥明代俗學，尤對“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痛加針砭。在《徐元嘆詩序》中直接將滄浪之說究為偽體之嚆矢：“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為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于牛跡者也�！比肭逡院�，謙益在這一上的思考更為深入，《有學集》中有相當系統的理論闡述。如《唐詩英華序》、《唐詩鼓吹序》以大量的筆墨梳理“初、盛、中、晚”四唐分界說的源起與流變，強調“臨濟、曹調初無勝劣”，“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不僅箴嚴氏膏盲之癖，亦洗高棅耳食之陋。至于“荊公、遺山之選，未必足以盡唐詩，然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識種子，皆未受今人之熏變者也”云云，強調宋元詩家的識見，則顯然將七子派及影從者裨販而贗一并掊擊。牧齋認為人為地將一個前后緊密相連，與世而移的完整的唐詩過程分為初、盛、中、晚，并由此作出價值判斷，這是將與人生、生活與創作斷裂開來。從發展的觀點來看，文學史是一個承前續后，不斷推進的過程。蘇、李、枚乘之后自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后，自有太康，有元嘉。如此而論，唐是一個詩歌高峰，它是一種典范，也是一個過程。“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如果獨尊盛唐，排斥其他，那么文學史便是一片蒼白，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否定了后代的可創造、可超越性，學詩者就勢必脫離生活，刻意仿效，“傭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為隸人而不能自出。”(10) 一步一趨，勢必成為毫無精神氣格的贗品的制造者。牧齋強調，詩歌不當以“時”分界定格，而既然唐代之詩不必如漢魏，那么后代之詩何必專門祖祧盛唐呢？
挑戰“獨尊盛唐”的強勢理論的目的在于摧陷舊壘，蕩滌迷霧，這為提升宋詩的價值作了有力的鋪墊。那么應該如何評價唐宋詩之間的關系？牧齋將這一問題放到詩歌發展、演進的過程中來考察，認為“天地之降才與吾人心靈之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續”（《題徐季白詩卷后》），宋詩在中晚唐之后出現是一個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而將唐與宋作為兩個階段來看，則認為“古今之詩總萃于唐而暢遂于宋”（《雪堂選集題辭》）。唐之“總萃”是一種高的境界，宋之“暢遂”是一種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但不可軒輊，而且應兼宗兼尚，結合互補。結合互補的前提是對同樣具有性的兩種詩美形態在價值觀上等量并重。
其實，在元明兩代，唐詩的身價一直很高，與宋詩幾乎落得覆瓿的命運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這一特定的文學史階段，要將唐宋詩相提并論，文學史家所要做的是改變“宋無詩”的一偏之見，使宋詩還原回復到詩歌史應有的地位上，與唐詩真正對等地銜接起來。對于在明末和清初操持著品評詩文“權柄”的牧齋來說，為此最能產生的努力是既揚搉宗尚唐詩者，，同時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詩堂奧的詩人。如《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略卷后》評李東陽云：“詩則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薄妒镌娾n序》評沈周云：“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郁蒼老�！薄读谐娂ざ〖吩u湯顯祖云：“四十以后，詩變而之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嘗自序其詩三變而力窮�！庇衷u歸有光云：“其于六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于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庇衷u程孟陽云：“其詩以唐人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賊比擬之繆。七言今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道園及國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詩，老眼無花，昭見古人心髓。”
牧齋稱美的以上五位詩人都有相當深厚的唐詩根柢，但又能在較高的層次上參互唐宋，甚至綜貫宋元，具有比較開闊的詩學視野與識見，而這種視野與識見正與他甚為服膺的轉益多師，不拘一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揚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東陽和程孟陽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人和后人往往以為過于溢美，不無微詞。誠然這種溢美中確有某種“黨同”而且自愛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伐異”，筆下有明確的比較、詆讠其 的對象，是一種有背景的溢美。在《題懷麓堂詩鈔》中牧齋有一段揭示孟陽何以揚搉東陽的話頗可注意：近代詩病，其證凡三變：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陽于惡疾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庇纱送高^一層便可以看出，牧齋拱手尊奉二陽老，同樣具有引用典型，針砭時弊，揚棄俗學以昌隆詩道的動機。在明末清初這詩學的特殊時期，不帶著某種自愛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揚不廢宋詩者，實在無法改變宋詩被唾棄不顧，糞土不堪的命運，也難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詩學選擇引起注意和呼應。因此，對于這種“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無須苛責。
三、崇尚杜詩：錢謙益由唐向宋的起點
也許正因為錢謙益與程孟陽友誼篤厚，詩學交流特別密切，因此人們往往認為錢、程二氏詩學宗尚一致，其實這是一個包含著較大誤解成分的看法。雖然錢謙益對程氏確實始終向慕，稱頌孟陽詩論“在近代真是開辟手”（《題懷麓堂詩鈔》）；并云“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改轅易向”，“孟陽律詩是吾師”，且稱自己的“涉津”實與孟陽相上下（《復遵王書》）。但這類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學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當世的情況下，對其所表現出的獨立自持，不隨流俗的文人品質的欣賞，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對其凸現遺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蘊的鑒識的贊同并借以樹纛而伐異。不過，從詩學興趣、創作宗尚來看，二人并不盡相同�！懊详栕x書不務博涉”（《列朝詩集·丁集》），詩學淵源雖可溯及劍南，然主要宗尚卻是中唐劉隨州及晚唐許丁卯一路，謙益的趨尚與此有較明顯的差異。
謙益的詩學根柢大致是祖宋而祧唐�！白嫠巍笔钦f牧齋于宋代有由眉山到劍南而連接成的一片“詩學腹地”；“祧唐”則意味著牧齋對唐代詩人有所繼承。在唐代詩人中，牧齋對杜甫始終心儀而師范，他平生治杜詩用力最勤，《杜詩箋注》匯聚了他長期研治杜詩的成果。這是對杜詩文本的，對杜詩學術史的研究則見之于《初學集》卷一百十《注杜詩略例》、卷三十二《曾房仲詩序》和《牧齋外集》卷五《薛行屋詩序》等。其序曾房仲詩集指出：“自唐以來，詩家之途轍總萃于杜氏”，并揭示出杜甫對中晚唐詩家的影響，在薛桴庵（行屋）詩集序中，牧齋將宋人學杜家數一一點來，如玩家珍，足見其對杜詩及宋代詩人探究之功力。我們知道宋詩的特質于唐代詩人中特別近杜，“自宋以來學詩者多師法少陵”（錢謙益《薛行屋詩序》），宋詩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杜詩的影響史，因此后篇序文尤當重視。以其為津梁，我們更能理解牧齋推崇杜詩與提倡宋詩之間的關系，把握其由唐向宋的祈尚及起點。
尊杜何以成為牧齋深刻的詩學祈尚，并確定其走向宋詩的途轍？回答這一不妨引證他對以學杜而享譽詩壇的著名詩人周亮工的評論。亮工，字元亮，號櫟園，論詩膚七子而戔竟陵，曾痛感詩道榛蕪，刻嚴羽《滄浪詩話》行于海內，以示其謬，深契牧齋之心，故推獎有加。其《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云：“或曰：‘子之推評元亮也，其旨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為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轖于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于身世偪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為昌黎，達而為樂天，麗而為義山，譎而為長吉，窮而為昭諫，詭灰奡兀而為盧仝、劉叉，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枒于肺腑，擊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傳也，至于歷劫而不朽�！敝档米⒁獾氖牵@里論及的昌黎以下數人，正與《曾房仲詩序》中所提及的“得杜之一枝”者大致相同。由此可知，牧齋所謂“有本”正是自《詩經》以來至杜詩而集其大成的生命和現實感懷。它迥異于滄浪的所謂“妙悟”，不是那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興會神韻，而是千容萬狀的身世淬厲，潮卷心魂的世運蟄啟，性情與學養，知識與體驗的交互融鑄，既具有理性精神，又浸透感情色彩。而檢視明代曾操持文柄，劫持當世的七子派雖然以盛唐為圭臬，但“本之則無，徒以詞章聲病，比量于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時至，風怒霜殺，索然不見其所有”。(11) 至于竟陵派，欲以“深幽孤峭”糾公安俚俗輕率之偏，但“袁氏兄弟，則從眉山起手”，“眉山之學，實根本六經，又貫穿兩漢諸史，故能凌躐千古”，(12) 而鐘譚一味抽繹幽情單緒來造境，視界終小，意蘊也淺，其結果反而成為七子一類“枵然無所有”者。(13) 牧齋反復強調衡評詩作的標準不在“妍媸巧拙”，而在“有詩無詩”，“有本”則謂之“有詩”，否則即為贗品，“終謂之無詩而已矣”。(14) 可見牧齋之“尊杜”正是對“有本”這一詩歌創作最根本原則的確認與提倡，力求以此一變浮偽并作的詩風。
然而“尊杜”一般來說應當引導出“祖唐”的趨向，但牧齋之“尊杜”何以成為走向宋詩的起點和唐宋并重的支點呢？固然宋人好以學問為詩，注重義理表達，創作運思帶有學人色彩，主體意識具有現實感和使命感，表現善于廣泛吸納，以故化新，如此等等都與杜詩款通，甚至可以說正是宋人自覺追求和儀法杜甫的結果。這些都決定了牧齋詩學的可能的取向，但是從根本上說，詩文化是與整個文化運動、演變同步共振的，因此具體的詩學形態、風格替興終將取決于的潛在選擇。
那么時代風會作為一種客觀環境，哪些因素對詩學形態和風格的變化發生作用？主要是以經世致用為宗的實學思潮和天崩地坼的易代之變，而后者尤為重要。這風輪火劫、神州陸沉的災難將具有盛世色彩的廟堂文化氛圍蕩滌一空，此時作為昔日詩學偶像、典范的李杜必然被遺民（當然也應該包括一些走近清廷的士大夫）重新體味一遍�！笆婪e亂離，風衰俗怨”之時，實宜“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之作。顯然奇思壯采，明朗高華，充滿青春浪漫氣息的李白詩已難以成為淪陷于劫灰的詩人的精神通道，倒是心存忠愛沉郁蒼涼，老樹古垣般的杜甫詩最能表現摧頹壓抑的遺民心態了�！霸娙嗽鈦y稱作手，杜老天寶劍門走”（《張子詩粃》卷三）。遺民作家追蹤著少陵的心路歷程，在聲華發越的唐音和沉潛堅實的宋調之間，也必然走向后者，究其原因，“蓋盛衰之感，不能寓于膚闊，此其所以折而入宋歟”（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六）。
進一步看，在勝國宗圯傾敗之時，清初的先朝遺民們與宋代詩人，特別是晚宋的詩人們有著同樣或相似的被“異族”所亡的悲劇性的心理體驗，這時宋詩以及宋學作為歷史上曾經被“異族”征服的宗國的文化遺產，有著特別的意味，成為一代遺民寄托民族情感的載體。牧齋正面肯定宋詩之說并不多，但對宋遺民詩卻高度稱贊為詩史，便是出于一種民族情感的共鳴。這里不妨再旁涉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事實：明末包括錢謙益在內的一批激烈地擊排、否定八股文（時文、制義）的詩人、學者到清初時態度都有所變化，最典型的莫過于呂留良了。明亡時他曾作詩痛嘆“斷送江山八股文”，但從順治十二年（1655）起，他便開始評選時文，歷時二十年，成為著名的“時文選家”。他在《答張菊人書》中曾透露其宗宋詩、嗜時文，并非“本意”。本意為何？《與施愚山書》云：“某跧伏荒塍，日趨弇固，偶于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憋@然借八股文澆其塊壘，發其郁積，正是深刻的民族精神之轉注，“時文選家”后有一個壁立萬丈的明道救時的人格形象。呂留良時文觀念的轉變大致也能夠反映出牧齋的心態，它從一個側面清楚地說明，特定的情感類型決定著對文學史人物崇拜對象和各種文體選擇的態度，因此在朱明被“異族”奪鼎而易代之際，詩人們追蹤少陵和月泉諸老，移情于天水一朝化育之宋調，實在是民族精神涌動的必然趨勢。
四、交融乃新：清代詩風的演變
在原本為唐詩（盛唐之詩）占盡風光的詩學領域導入宋詩，是明末清初遽變與文學史內部運動合力所致。關于時代性的因素清代前期人心知而未便明言，而就文學方面因素所論卻相當透徹，如《四庫全書總目》云：“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并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唐賢三昧集提要》）。“平心而論，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于是談詩者競尚宋元”（《精華錄提要》）。錢謙益的作用也因詩壇風會的變遷而被肯定，如喬億《劍溪說詩》云：“自錢受之力詆弘正諸公，始纘宋人余緒，諸詩老繼之，皆名唐而實宋，此風氣一大變也。
當然，正如學者們所指出，將“開國之初”籠統地歸結為“競尚宋元”并不符合史實。(15) 事實上撇除七子派的強大的慣性不論，就唐詩本身的美質來說，也永遠是無可替代的�！皩W詩者離唐必傖”，唐詩是千百年來詩人們不變的創作源泉，其美學品位永遠是一種獨特的存在，所凝聚的審美經驗有著永恒的價值。客觀地考察清初詩史，正是一個破除了盛唐至尊的迷信，多方充分發掘唐詩美感，展示“全唐”意義的過程。只要考察一下清初《唐詩英華》（顧有孝輯）、《唐詩正》（俞南史輯）、《全唐詩稿本》（錢謙益、季振宜輯）、《全唐詩錄》（徐倬輯）以及《御定全唐詩》（彭定求等輯）等中型、大型唐詩總集的不斷編輯、刊刻和流傳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清代初年唐詩仍有大國的煊赫聲勢。因此可知所謂“談詩者競尚宋元”，“風氣為之一變”，其內涵意義是說唐詩的“獨尊”地位受到了挑戰，唐優宋劣的畛域被逐漸打破，隨著倡導宋詩的新觀念不斷滲透、強化，沉悶而僵化的詩界正在激活。錢謙益在文學史中拓境宇，啟山林的特殊作用正應立足于這一基點加以認識。
錢謙益一生中大部分生活在明代，入清僅二十年，在清初詩壇只是一個過渡者，但他過渡得決不平凡。明代中后期的流派紛爭并未使他無所適從，反而鍛鑄出他的雄心，促使他要改變盛唐一尊的傳統格局，兼容四唐與兩宋，促進清代詩風走向有容乃大的境界。牧齋清醒地知道要完成這一使命，除了自己以主持文章壇墠的人望鼓與呼外，還必須金針度人，即使接納宋詩、唐宋并爭的理念在更大的詩文化圈中得到認同，并為同道者躬行踐履。牧齋才大名高，片言如金，一時海內名流奔走云集，故門人甚眾，其詩學能坐地四播，但具體而言提倡宋詩的詩文化圈，則主要是由虞山派、浙派延及漁陽，這兩面一點所形成。(16)
虞山派是以錢謙益為開山宗師的詩學群體，早期成員多為遺民、馮舒、馮班、錢曾、陸貽典、何云、孫永祚等為其中堅，皆牧齋門人。二馮是虞山派中努力建構詩學者，祈向雖與牧齋不盡相同，但在以讀書博聞為宗，反對嚴羽的《滄浪詩話》方面則為牧齋大張旗幟。對這個地方性文學沙龍，牧齋作為撥棄俗學，別裁偽體的基地大力傳播輕體格與聲調，重性情與理性的詩學觀。事實上，以清初錢、馮到近代翁同龢與西昆派，虞山詩派中始終存在著“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對立與融合，這正是一個導入宋詩并形成唐宋并爭新格局的過程。
王士禎是因得到錢謙益題拂揚詡而馳譽當世者。牧齋與漁陽的從祖王象春為同年進士，萬歷四十七年（1619）他們京城重逢，嘗抵掌論文。順治末年漁陽以書函投贄并訪謁錢謙益，其“溫文麗藻，曄如春花，東風入律，有云干呂”(17) 的長箋使錢氏深感這位通家后代才華橫溢，堪當新一代壇盟主，以后既序其詩，又贈長歌，且每與尺牘，一方面獎譽有加，一方面用古學勸勉頗切，從而確認了杜甫詩歌的價值體系，揭示出取法宋元的意義。漁陽中年在創作上“越三唐而事兩宋”，并一度在詩界倡導宋詩，無疑與牧齋的影響有關，而通過漁陽，牧齋的詩學不僅在文人士大夫中，同時在與漁陽聯系頗為緊密的江東遺民詩群中得到播揚。
與以上的兩方面相比，牧齋與浙派人物所建立的詩學聯系在擴大宋詩在清初的方面作用尤為突出。浙派中黃宗羲、呂留良、吳孟舉可謂清初宋詩派之三鼎足，而謙益與之俱有深刻的聯系。謙益與宗羲之父尊素同為東林黨中堅，因為這層關系，宗羲得以在十五歲時即認識錢氏，并從其議論時事中“盡知朝中清濁之分”。入清后宗羲曾數至虞山，在策劃東南抗清之余亦商榷文史。在清初宗羲為打破唐宋畛域貢獻頗著。如果說謙益主要是在駁詰質疑中隱立宋詩大旗，以破為主，宗羲則是在辨體解惑中揭橥宗旨，以立為主，是最能承襲謙益唐宋并重的詩學構想而揚波為濤者。呂留良與黃氏同樣是堅定的民族主義學者和文學家，是錢謙益思想上和文學上的后輩同道。據《有學集》卷二十《呂季臣詩序》，留良三兄愿良（季臣）父子皆為錢氏門人。愿良是著名的抗清志士，順治四年被捕以“號眾為叛”處死。臨刑，呂留良冒死相送，嗣后刻季臣遺詩并請序于謙益，這“執簡漬紙”之文足見錢、呂契誼之情感基礎。吳孟舉是清初宋詩派陣營中的驍將，少與呂留良定交，黃宗羲與之亦師亦友。三人俱交于牧齋，“宋詩”即為紐帶之一。據錢、黃年譜，康熙三年（1664）宗羲曾偕呂留良、吳孟舉、高旦中等至虞山拜訪錢謙益。此前一年梨州設館于呂氏梅花閣，旋遷吳氏水生草堂，與吳孟舉、呂留良、吳自牧聯床分檠，搜討勘訂《宋詩鈔》。孟舉《宋詩鈔序》云：嘉隆以還，宋詩“覆瓶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搜購最難得�！睆目滴跞瓿鲈L虞山的人員看，正是水生草堂選輯《宋詩鈔》的全套班子，因此可知此行會晤目的不僅是探訪病劇中的牧齋，而且與為編輯《宋詩鈔》確定大旨和搜求版本有關。(18)
《宋詩鈔》編輯的過程是宋詩熱不斷蘊釀的過程，也是牧齋詩學逐漸擴大影響的過程。在詩學的天平上，宋詩的法碼正日益顯出重量，趨于與唐詩的平衡，而當康熙十年（1671）吳孟舉帶著編峻的《宋詩鈔》到京師廣為贈送，刻意宣傳時，一般巨大的宋詩沖擊波形成了。王崇簡《吳孟舉以所輯宋詩相貽賦贈》所云頗能顯示出這種沖擊的效果：“卓識開千古，從今宋有詩。漢唐堪并駕，鮑謝不專奇�！睆钠咦优裳浴八螣o詩”，到“從今宋有詩”，意味著全盤否定宋詩的已經結束，不久“海內名宿尊酒細論，又闌入宋人畛域�！保ㄋ螤巍堵谜f詩》）大約到康熙十八年，宋詩熱已在全國興起，真是“時局大變，陰襲虞山之旨，反唐為宋”（毛奇齡《沈方舟詩序》）了。
反唐為宋而建立起一個新的“獨尊”性的價值體系，其實并非牧齋的詩學理想，喬億《劍溪說詩》卷下云“長沙（李東陽）詩格在唐宋間，虞山則全體皆宋矣”，也似乎并沒有真正讀懂牧齋詩，因而稍后的“宋詩熱”的降溫和唐詩的復歸是必然的。但清初人評論的立足點正在于充分肯定牧齋在明清轉關之際一洗近代窠臼，在詩壇導入宋詩風，以沉潛深厚改變浮薄膚淺，以性情為本取代唯務格調的卓越功績�？陀^而言，清代近三百年的詩歌創作之所以能夠超越明代，直摩唐宋，究其根本正在于改變了昔日“詩必盛唐”的強勢理念，不守一隅，組唐緯宋，在此基礎上融鑄異質，求變創新，從而具有了宏衍闊大的氣局，多元組合的詩學美質和價值。正因為如此，當人們在清詩的浩蕩長川之下溯洄望之，對錢謙益開啟一代詩風之功尤為矚目。
注釋
（1）錢鐘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9月版，第2~3頁。
（2）《列朝詩集》乾集上《太祖高皇帝》。
（3）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四《贈鄭顯則序》。
（4）束忱《朱彝尊“揚唐抑宋”說》，載《文學遺產》1995年第二期。
（5）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十四《談詩五首》。
（6）楊慎《升庵詩集》卷一《文與可》。
（7）《列朝詩集》丁集下《商秀才家梅》。
（8）《牧齋外集》卷四《詩苑天聲序》。
（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引述。
（10）《有學集》卷十五《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11）《有學集》卷十七《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
（12）《有學集》卷三十九《復遵王書》。
（13）《初學集》卷三十一《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14）《有學集》卷四十七《書瞿有仲詩卷》。
（15）參讀趙永紀《清初詩歌》，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54頁；張健《清代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62~395頁。
（16）這里說“主要是由兩面一點所形成”是就之綱維而言，如果廣而言之，清初“相率而入宋元一路”如汪琬等人，都受到錢謙益詩學的。
（17）《牧齋尺牘·與王貽上》。
（18）這一看法，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已提及，見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377頁。
原發表于《杭州師院學報》2001年第6期
作者：羅時進 [2002-4-24 8: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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