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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操練》得與失
廣東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智效民、趙誠人文對話錄》（文中簡稱《思想操練》）以對話體形式介紹了對20世紀思想學術史的討論。它以形式的新穎、言說的坦率和在思想學術史上恢復真相的努力而引人注目。5位參與討論的作者都是思想學術史方面的有心人，對中國當代的思想學術狀況有著長期的共同關注和彼此間具互補性的個人，且都具思想上的敏感和勇氣。由他們來談論中國20世紀思想學術這個話題，是比較好的組合�！端枷氩倬殹返淖髡呔裆喜蛔栽O藩籬，不受任何與自由思考不相容的禁忌約束，他們挑戰了許多禁區，表達了許多真知灼見，使這本書在揭示和思想學術真相方面具有很大信息量，對人的精神可起解蔽作用。
亟待清理的20世紀思想學術發展脈絡
中國20世紀歷史涉及到的人和事，幾乎都經過特定和意識形態的篩選和涂抹，太多的史實被偽造的東西所置換，成了人民不能知曉的秘密。且不說百余年前的歷史事件、人物面貌、是非功過錯亂得一塌糊涂，就連剛過去20來年的許多歷史真相也被重重迷霧所遮蓋。社會歷史如此狀況，被政治和意識形態“陣地化”、工具化的思想學術領域，其歷史面臨同樣處境。由于負載了特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任務，在相當長時間內，思想學術史必須由一批奉“詔命”的官方學者撰寫，即使有獨立思想者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寫作，其文字在嚴密的出版控制下也難見天日�！胺钤t”撰寫者缺乏寫任何史都必須具備的精神上的誠實，他們拿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普洛克魯斯忒斯之床[1]去裁量思想和學術，偽造、隱匿、貼標簽、按需篩選、“按需拔高”、“按需棒殺”等扼殺學術自由的手段無所不用。這樣寫出來的所謂“思想學術史”，謊言和不容異見是其兩大特征。這種“史”里，除了居于至尊地位的欽定“學說”，多是些依附于權威，既靠闡釋、吹捧教條，又靠討伐異見掙得“正統地位”的東西。思想不是被剔除得不留痕跡，就是被施加語言暴力的批判對象。這種“史”非但不可能提供歷史本應提供的思想學術領域的真實發展脈絡，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憑借把持的話語權，將現實中靠非學術手段維系的系統謊言冒充“真理”確立下來，以圖長久支配全社會的思維和判斷。近半個世紀以來，這些無思想學術含量的遵命之作、趨時趨勢之作冒充學術成就以假亂真、以假壓真，徹底擾亂了思想學術的真實發展脈絡。
在20世紀80年代，思想學術界久遭禁錮的獨立思考和求真精神相對于過去有了一定空間。欽定學說獨霸學界的局面不復存在，但仍然在憑借非學術力量試圖繼續支配人們的思維和判斷，已經通行了數十年的篡改歪曲手法也仍然在對思想學術史領域發生。盡管撰寫真實的思想學術史的呼聲很高，但并未退出的政治干預阻遏了必要的反省和重估，仍然存在的禁區也使不可回避的人和事繼續被回避，撰寫信史的努力舉步維艱。到了90年代，學界浮躁之風日盛，無原則性和投機性滲進這個領域，既對正直學人恢復真相的努力起著干擾、破壞作用，又直接制造了思想學術發展脈絡的新的混亂。這兩股破壞性力量的夾擊造成思想學術上許多糊涂賬，如果不盡快開始這方面的認真研究和清理，中國20世紀思想學術真實可靠的發展脈絡和面貌將埋葬于混沌之中。
向禁區突進，尋找歷史真相
就20世紀思想學術這樣一個既寬泛又要求深度的話題進行有成效的對話，須得確立一個適當方略。該書作者們確立的方略是：對20世紀前半段，著力于重新擦拭遭人為歪曲丑化的思想先賢們的歷史光輝；對后半段則著力于反思。我認為，這一方略表明作者們對20世紀兩個階段思想學術狀況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判斷，同時也定下了全部對話的精神基調：堅決恢復真相，對謊言取不妥協態度。無疑，作者們認同自由精神、獨立思考乃思想學術之靈魂，對以下情況了然于心：由那些在自由精神、獨立思考成為禁忌和重罪的年代公開出版并占據大學講臺的所謂思想學術史來展示的“思想學術成就”，除了系統的謊言和不對這謊言構成威脅的冷僻研究，多半是被逆向篩選后留下的無甚思想學術含量的平庸東西；而系統謊言既表現為登峰造極的狂妄自吹，又表現在對自由思想的污損、丑化上，這狂妄自吹和污損丑化包括中國思想先賢在內的人類自由思考成果乃系統謊言的一體兩面。整理20世紀思想學術，就得一方面還原被污損、被丑化的那一段思想學術的本來面貌，另一方面去除作為強權政治意識形態支撐并憑借強權橫行學界的“”為自身套上的層層光環。這是需要勇氣和學識的工作，幾位作者具備這兩方面條件。這使他們在恢復真相上取得令人矚目的進展。
作者們勇敢挑戰了歷史和思想理論方面的禁區，使不少被封鎖的真相解放出來，得見天日。其中以“重寫中國史”為主題的第二次對話揭示了20世紀一系列重大歷史真相。例如，針對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中國與別國關系，一位作者說出一個重要事實：“在中國近現代上，恐怕只有日本和蘇俄對中國有領土要求，其他國家與中國的沖突，往往是因為通商、投資的需要�！边@一事實如今已不再是秘密，但作者據此道出了另一個更深層的真相：“在大多數時候，所謂亡國亡種的危險，其實是一種偏激的呼聲�！睂τ谇楦泻团袛嚅L期接受“亡國亡種說”塑造的民眾來說，這是很難接受的真相。作者沒有止于此，進而道出了被捂得最嚴實也最沉痛的真相：那原本是想喚醒沉睡國民的呼聲被民賊獨夫利用，導致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最大教訓──“以‘反帝、革命’的名義，或者以國家人民的名義，來剝奪民眾的獨立和自由”（第39頁）。
清末民初那一段歷史、1945年抗戰結束后的局勢、中美關系、中蘇關系等，也都是被迷霧所籠罩，被謊言教條所包裹的。清末實施新政固然為情勢所逼，但已經廣泛涉及了、政治、等各個方面。反觀中國近20多年改革開放所做的工作，竟然大體上是百年前清末新政未竟事業。一百年轉了一個圈，實在是一個催逼人反省的不幸事實。而且，正如他們在后面指出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現代新聞制度、現代出版制度和現代大學制度已在中國初步形成（第276頁）。而這3方面在百年后的今天是什么狀況，人們心照不宣。難怪有作者感慨：“20世紀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開局，卻走成這個樣子，確實令人痛心（第35頁）。”抗戰后的局勢，作為反法西斯戰爭的5大戰勝國之一，當時呈現在中國面前的機遇和態勢非常好，但一系列摩擦和疑云重重的事件，將一個原本充滿希望的中國拖入內戰，使之喪失了與其他戰勝國一樣的和平重建大好時機�？墒窃谥袊�50多年以來的歷史記敘中，抗戰后中國曾有過的好局勢是被徹底隱匿了的，內戰起因則是經過篩選和扭曲的。而中國與美、蘇關系的真相，長期以來根據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被歪曲、顛倒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至今一些工具書仍然在作歪曲顛倒的記錄。作者在這方面作了重要澄清，其中披露的一些事實相當耐人尋味，對某些扭曲、病態的民族心理的解析也相當有份量。
上述歷史一直有一套定論，它不僅享有不受理性審視和懷疑的豁免權，而且任何與之有關的史實都成了不能觸及的禁區。幾位作者勇敢涉足了這些禁區，掀開了捂住的蓋子，一些極具震撼力的真相開始呈現出來，舊的定論受到質疑和動搖，不僅沖擊了種種遮蔽真相的謊言，也挑戰了民眾因長期受謊言浸潤而形成的思維和情感定勢。這可以成為促使更多人通過反思恢復真實的歷史記憶的契機。
恢復歷史真相的努力也使那一時期思想學術活動的社會歷史背景變得清晰起來。在此前提下，作者們對活躍于20世紀前半段的思想先賢歷史光輝的擦拭相當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曾長期被抹黑和丑化的思想先賢幾乎全都與領域有不解之緣，由于他們的努力，中國才能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高品質的現代教育體系并擁有高水平的大學。作者們在介紹先賢們的思想學術貢獻、梳理由他們開始的自由主義傳統時，特別以翔實可信的材料再現了當年大學的風范、學者治校的傳統以及當年的教育理念、教育格局。若在這些關涉教育成敗的基本方面作一今昔對比，今人應感羞愧。中國現代大學出現之初，辦學就對民間和外國開放，形成了公立、私立多種體制大學共存與平等競爭的良性格局。這種格局卻在50年代被徹底破壞。如今要想重建合理格局已非易事。在教育理念上，蔡元培“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對“教育求遠效，政黨政策求近功”的區分，梅貽琦對“通才教育”的堅持、對目光短淺的教育方針的批評，陶行知對學生自治的倡導等，都體現了對獨立、遠見、博大的教育精神之追求。在急功近利、短視，政治工具化、附庸化和狹隘已成教育基本性格的今日中國，先賢們這些體現教育正道的思想已成絕響�，F今大學教育的高度市儈化與商品化[2]，與拋棄我們曾經擁有的教育思想資源有直接因果關系。中小學的情況也同樣慘不忍睹。一位作者就過去小學公德課《公民訓練》和如今相應的《政治思想》課本作了有趣的對照：“在公民訓練的中，第一條就是‘我不放棄選舉權，并且自由選舉我所佩服的人’�！墩嗡枷搿肥亲屇愠蔀橐粋�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27頁）兩種教育精神之高下和廣狹由此可見。至于兩種教育精神對受教育者的精神影響之優劣，那是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斷的。
尋找非常年代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對于恢復思想學術真相來說，尋找思想上的失蹤者具有獨特意義。這個是中國剛過去20來年的那段不堪回首時期產生的特殊問題。需要尋找的失蹤者中有被刻意抹掉的，更有為了獨立思考付出生命代價的思想烈士。在思想學術史上，這批人不是盲點就是禁區，但卻代表了從50年代到“文革”結束前這二、三十年間的獨立思想及其境遇。幾年前筆者曾在“思想史上沉重而輕浮的一頁”一文中，就那一段思想學術做過如下判斷：在慘烈和持續不斷的思想壓制下，思想文化舞臺上獨占話語霸權的是拒絕理性審視而冒充權威的東西，此外就是依附其上、為其作陪襯的應時之作，“如果不是還有一些使作者橫遭不測的被批判作品所表達的獨立思想，或深藏在晦澀曲折的詞語中甚至包裹在無個性的套話中的獨立思想，如果不是還有極少量出自監獄、牛棚的‘地下作品’或‘罪狀’凝結著像顧準、孫冶方、遇羅克、張x這樣一些思考者的無畏思考，這一段思想史幾乎是一片空白[3]。”參與《思想操練》寫作的作者中，有人長期致力于尋找這些無畏的思考者，并把他們的思考和遭遇揭示出來，其中披露的部分思想者，筆者此前也是聞所未聞。尋找思想上的失蹤者，意義是雙重的：不僅使一段代價高昂的珍貴思想資源免于埋沒，而且對于中國思想者經歷過的沉重和血腥提供了有力見證。這段思想史對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足以成為一個永久的警示。
在這一部分，作者對人對事的評價態度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介紹“文革”的最早批判者之一陸蘭秀時，作者告訴我們， 她從1968年開始表達獨立見解，因此被捕，于1970年被殺害。這兩年期間又失去自由處于與世隔絕狀態，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都難免受環境局限�！叭绻谝粋�寬松自由的思想環境里，人們可以要求思想者的成果更加精粹，更加深入，更加縝密，但考慮到陸蘭秀是在那樣的環境里思考和表達，后人無權提出更多的苛求（第217頁）。”在我看來，作者把思想成果與思想者的思考環境和條件聯系起來考察，這種實事求是態度在如今的思想學術界很少有人做到，結果是產生許多苛刻、輕率、自以為是的議論，對思想先行者在嚴酷條件下貢獻的真知不屑一顧。思想先行者所置身的嚴酷環境，以及整個社會低得不能再低的思考起點通常不在浮躁的酷評家視野之內，這些人不明白，在全社會被謊言支配、荒唐成為常態的年代，認識和說出哪怕現在看來微不足道的思想常識，也需要非同尋常的智慧和勇氣。
《思想操練》的缺失
盡管作者并未說這本書是對思想學術史的重寫，但全書的結構和對話，都使人有理由將其視為重估20世紀思想學術史的一次嘗試。在我看來，這是一次實現了令人興奮的突破但也有顯著缺憾的“思想操練”。實現突破之處是作者們有長期深入的領域，缺憾則因作者視野受限所致。讀這本書，我有一個強烈感覺：作者們視野既開闊又局限。最嚴重的視野局限在于，“思想操練”語境中的“中國學界”限于文學和史學，這給整個思考帶來先天缺陷。全部對話以“中國文學的道路”來結束，也從結構上暴露了視野局限，反映出作者心目中的思想學術過度偏重文學。誠然，有自己的研究興趣是很正常的，而且正如一位作者所說：“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我只能窺見其中的一隅�！钡珜W術思想史不能滿足于自己興趣所及，而須得根據研究思想學術史的內在要求，從自己原有的研究視野拓展開去，否則，會使總結出現大的盲點。事實上，由于受限于作者的閱讀、思考興趣，一帶而過，一些重要的人文領域基本上在視野之外，通常說的文史哲就缺了這一大領域。而在中國，一種極端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欽定哲學在思想學術領域橫行了幾十年。它那一整套教條和謊言，把源自對智慧的熱愛和追求的哲學弄得既愚蠢又面目可憎，哲學史則是各類思想學術史中被攪得最為混亂顛倒的一種。最重要的是，欽定哲學在制造系統的謊言上起了主導作用；多年來統治其他各學科的教條，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化的哲學教條定下調子的。而在后來“文革”結束后開始的與謊言和教條的較量中，哲學領域的斗爭尤其白熱化。談20世紀的思想學術，這一領域不可回避。
從梳理思想學術脈絡看，還有一大疏漏是整個對話結構沒有80年代的學人與思潮。在以“尋找思想上的失蹤者”為題的第7次對話后，接下來的第8次對話便是“90年代以來的學人與思潮”，80年代被跳過了。這不該跳過的一頁，特別因了作者們對此前失蹤的思想者的尋找努力，使它的缺席更加醒目。
撇開視野上和結構上的，就作者一開始確立的兩大任務看，重現20世紀前半段那些思想先賢的歷史光輝方面很成功，但對20世紀后半段的反思則成敗參半。20世紀后半段的思想學術實際上以“文革”結束為界，呈現為很不相同的兩個階段。在中國20世紀思想學術史上，“文革”前那二、三十年是一個斷層。那段時期一方面顛覆和破壞了過去積累的思想學術資源，掐斷了思想學術發展脈絡，另一方面又以持續不斷的壓制阻遏了創新成果的出現。如果說有成果，它們不在公開出版物里，不在大學講臺上，如前所說，在牢房里、牛棚中，其存在形態是地下作品或“罪狀”。《思想操練》對這一階段的反思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首先，作者們對20世紀前半段思想學術等資源的成功揭示，就已經包含了對后來這二、三十年的反思，而且這種通過鮮明對比來實現的反思很有說服力。在對比基礎上，以“尋找思想上的失蹤者”為主題的第7次對話，對那一時期思想學術狀況作了令人震撼的深刻揭露。
但20世紀后半段還有另一階段，這就是“文革”之后至20世紀結束這二十來年。在對這一階段的反思和評介上，《思想操練》的疏漏是嚴重的。至少有上面提到的兩大疏漏：一是疏漏了整整一個80年代而只把90年代納入視野，二是就思想學術進行的對話主要限于文史。這里著重談談對80年代的遺漏。在20世紀思想學術發展史上，80年代是應該受到充分重視和公正對待的一個階段。80年代學人面對的情況相當艱難。第一，幾乎所有在90年代已經取得一定話語空間的問題，當時都還是禁區；第二，常識長期遭受物質暴力和精神語言暴力雙管齊下的顛覆，以人道主義為代表的人類共同價值長期遭受這雙管齊下的踐踏，無論是健康常識還是人類共同價值，不是變得可疑就是成為必須遠離甚至必須痛加打擊的“敵對思想意識”。全社會思維整體狀況之荒唐，思維起點之低，精神上自外于人類文明主流之遠，是現在青年一代無法想像的；第三，負有重新啟蒙任務的思想界自身也面臨清除謊言以及意識形態教育對自己潛移默化的。此外，還要不斷遭遇來自權力的惡性干預，特別是運動式的大規模整肅。發生于80年代的對思想學術界幾次大規模整肅，說得上驚心動魄，而在幾次整肅中被當成“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圍剿的竟是人性、人道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思想學術界作了雙重努力，一方面是恢復常識，幫助人們觸摸到理性精神、認同人類共同價值；另一方面，新的思想觀念也在清掃地基、重建各學科的努力中醞釀和提出。無論那時醞釀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觀念是否幼稚、粗糙，90年代都站在了由80年代思想學術界清理了的地基上和那十來年探索所達到的高度上。撇開這一段，思想學術的發展脈絡又會出現斷裂。
的確，這本書致力于恢復真相的努力令人欽佩，事實上也在這種努力過程中實現了多方面突破，表達了不少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但恢復思想學術史真相所要求的不是局部的而是盡可能完整的工作，不僅需要真誠、膽略，還需要在已有的知識積累之外做超出自己興趣范圍、與恢復真相的任務相適應的更廣泛研究。否則，有可能在清除歷史遮蔽的同時導致新的遮蔽。
最后筆者還有兩點存疑。一是對話形式固然活潑，能使讀者產生在場感。但出版物作為提供給公眾的思想產品，作者是否有必要為了完全再現對話場景而保留其中一些與主題無關形同聊天的，以及某些顯然準備不足的隨機插話？二是對作者們強調得很高的日記價值存疑。我不否認日記有助于了解一些事實真相，了解一些人物的人品、相互關系。在評價人物和某些關系上，日記的確有其他類型的文本不能替代的獨特價值。但我以為思想學術評價，還是應以思想者提供給社會的成品或半成品為主要依據。通常情況下，提供給社會的文本應是最深思熟慮和最能代表作者水平和思想觀點的，雖說在不正常的社會環境下這種文本可能有很多偽飾。就是在人為制造思想史上失蹤者的嚴酷年代，評價那一時期的思想學術也應以公開表達出來的思想為依據�，F在之所以能夠不把那一階段全然視為空白，也是因為像遇羅克、陸蘭秀等思想者并未只是將自己的思考寫于秘不示人的日記中，而是以他們所能采取的特殊方式公開了自己的思考結果。
【注釋】
[1] 普洛克魯斯忒斯之床：希臘傳說中強盜普洛克魯斯忒斯的鐵床。他強迫被他捉住的人躺上鐵床，按鐵床長度把身材矮小的人拉長，把身材高大的人截短。
[2] 如今大學的遠非急功近利、短視、狹隘，中外史上聞所未聞的腐朽已滲透大學。剽竊抄襲、弄虛作假、濫評職稱，已成常規；下級官員通過打麻將向上級賄賂亦很普遍。最近成都有大學的教務處用盜版教材從學生身上大賺昧心錢，東窗事發后牽涉到一批大學和官員。
[3] 《獨釣寒江雪》，第130頁。北京：工人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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