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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旗幟下的不同言說—試論李健吾和沈從文文學批評比較
論文摘要:李健吾和沈從文是現代有影響的批評家，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學批評，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各異的風采.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二者在“人性”的旗幟下的對于文學批評有不同的言說:都強調“人性”，但內涵不同;表達方式不同;批評原則不同;的使用不同，從中可以看出“京派”文學批評的特點.。
論文關鍵詞:人性內涵;表達方式;批評原則
在中國史上，曾活躍著一批強調人性、并以此為出發點來談創作與批評的作家和批評家，他們大多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如周作人、梁實秋、沈從文、李健吾等，雖然他們的自由主義立場，使得他們和現代主流文學陣營之間存在著相當的距離，甚至因此而受到主流文學陣營的批判。但是，他們的文學理論主張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形成了一股自由主義文藝思潮，尤其02世紀03至04年代，李健吾與沈從文兩位都以作家的身份介入到文藝批評中，他們的批評活動共同顯示出當時“京派”作家致力于文藝批評的實績。但同樣是自由主義者，同樣是強調人性，他們又是有差別的。本文試從李健吾和沈從文文學批評的比較中，揭示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呈現出的不同面貌。
作為作家，沈從文在文學創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小說和散文;李健吾則除小說、散文之外，戲劇方面尤有成就。作為批評家，她們的文學批評在接受西方現代批評理論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批評傳統，并把二者同當時的中國大背景結合起來，試圖整合成一套具有時代與特色的理論體系，反對文學的化、商品化，支持文學的獨立品格，從而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自覺的批評。兼具作家與批評家的雙重身份，使得他們的文學批評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在“人性”的旗幟下，又有著不同的言說。
首先，他們都強調文學批評中應重視“人性”的表現。李健吾主張文學應該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他說:“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世態是理想化的人生。”他認為，“人性”就是“人生”的具體表現。只有抓住了人性，表現了人性，才算是抓住了人生，表現了人生。所以，在他的文學批評中，就把是否表現了“人性”作為評價作品的一個標準。作為“京派”一員的沈從文也反復強調“一切作品皆應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偉大的作品皆必然貼近血肉人生”。盡管他們都強調“人性”，然而他們對“人性”內涵的理解則是有區別的。
李健吾對于人性基本上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理解。他贊同盧梭、孟子的看法，認為人具有一種“普遍的人性”，即心靈的本善，罪惡是由于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及束縛人性的結果，人類的良善和社會的美好和諧最終又取決于個性的張揚。借助于人本主義，李健吾更多的是從審美的維度對人性進行透視，在批評對象的選擇上，他更多偏向于營造“美”的作品，力圖從人性中發掘“美”和“善氣而對于揭露人性的“丑”、“惡”的作品，他只是敬佩，在審美趣味上，并不一味茍同。另外，在李健吾的“以人論文”的批評準則中，作品只是批評的出發點，批評家并不關心作品本身，在批評實踐中往往表現為從作品的某一點延展開去，從其他地方娓娓道來，這就是所謂的“游離的工夫”。批評的目的在于通過對作品的解讀去發現作家的人性人格，力圖從作品中觸及作家的靈魂，凸現作家的個性。
批評家從作品出發，推及作家的人格與修養所依憑的是人性。批評家與作家的靈魂溝通是借助人性這條通道實現的，但是，批評家作為讀者，他所能接觸的只是作品，即使批評家能從作品外了解到作家的品格個性，這也要受到時代、地域等等許多客觀條件的限制。另外，在他看來，“人作為萬物的靈長，作為生命活動的主體，絕不是一種凝固靜止的存在物，他的本質屬性只有在不斷的變化和流動中才能深刻完整地顯現的把握”，生命過程永恒的流動和變化構成了繁富多彩、五彩繽紛的人生，人文科學存在的價值就在于探討人生、人性的多樣性。李健吾的文學批評觀是建立在對人性在文學活動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認識之上的。
而沈從文批評觀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梁啟超、蔡元培及“五四”“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影響�；诖�，沈從文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文學功利觀，而且主張以“小說代經典”、“美育代宗教”，來實現人生觀的再造及的重建，進而介入民族的建設。在沈從文看來文學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文學的美悅作用實現人的道德完善，進而達到生命的明悟。
由此沈從文的文學功利觀最終指向的是生命的明悟和人類的進步。沈從文心目中的“道德”不同于文明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沈從文所認可的道德是一種不違背人的自然天性的，類似道教中“法乎自然”的“道德”，沈從文夢想在中國建立一種集的“剛勇有為”，墨家的“樸實熱忱”與“超脫瀟灑”為一體的新道家主義，憎惡與批判建立在封建倫理或金錢關系之上的虛偽“道德’因此，沈從文鼓勵作家要有向“人類莊嚴道德原則追求的興趣或勇氣”，要在作品中“表現出他對舊制度習慣的反抗，向未來社會倫理道德的努力”。
正是因為沈從文持有上述文學功利觀，他才會在文學創作中致力于營建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在文藝批評中則提出以“人性”為核心的思想道德批評標準。沈從文講:“一個作品的恰當與否，必需以‘人性’作為準則。”“恰當”是達到“人性”的必要手段，而“人性”則是“恰當”的最終目的。然而沈從文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人性論”者，他雖然認為人性“共通處多差別少”，但是認為人性仍存在一定的差別，而且可以改變。同時，沈從文肯定人的感性欲求與人的自然權利，主張反抗違背人自然天性的道德習俗與社會制度，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
其次，他們的文學批評在表達方式上不同。同樣是從欣賞作品出發，傳達印象鑒賞，側重點并不一樣，李健吾的批評重視·“自我的表現”，在其文章中我們隨時發現的是作者那個充滿激情的“自我”;沈從文的批評則重在給作品“一個說明，一種解釋”，批評家引領讀者注意的始終是作家與作品，同時批評家還常拿出他的“第三只眼”，密切關注著廣大的讀者群。李健吾把批評家的職責界定為一種自由的個人表現:“這樣一個有自尊心的批評家，不把批評當作一種世俗的職業，把批評當作一種自我表現的工具，藉以完成他來在人世間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同時，李健吾更為關注的是批評的靈魂參與性，即他所謂的“靈魂的冒險”，他認為批評家“不僅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根據，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別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
李健吾對自己的批評理想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他的批評文本中自我主體的凸現，即言說“他者”時“我”的出場，成為了“李健吾文學批評”的一種極為閃亮的標志。許多情況下直接出現在文章的開頭，如:“我不大相信批評是一種判斷�！�(《邊城》)“我不明白內容和形式怎樣分開�！�(《九十九度中》)“我先得承認我是個鄉下孩子……”。(《畫廊集)。而在《畫廊集》的開頭，作者即以夾敘夾議的方式用一大段文字直接抒發自己的感慨，在把批評者的內心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之后，再導入對李廣田散文的論述�！拔摇钡某鰣�，是“我”的靈魂的出場，等待著與另一個靈魂的相遇，然后達到對批評對象的感知。這就是他所說的心靈的“印證’同時，“我”的出場也是我的情感與性情的出賣。但是李健吾并不否認理論修養對于文學批評家的意義:“一個批評家應當有理論”。然而，他又說，“雖然理論是一種強有力的佐證，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標準”。所以李健吾在其批評中將直覺印象與理性分析相融合，在通過直覺印象進行填密的分析和科學的價值判斷，從而避免了印象主義批評的主觀主義的傾向。
在《現代中國作家評論選。題記》一文中，沈從文嚴肅而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評主張與基本要求。他認為，“一、寫評論的文章本身得象文章。二、既然是評論，應注意作者作品與他那時代一般情形。對一個人的作品不武斷，不護短，不牽強附會，不以個人愛憎為作品估價。三、評論不在阿談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與時代與作品加以綜合，給它一個說明，一種解釋�！焙茱@然，沈從文在批評中所要求的，只是對作家作品進行一種說明與解釋，而這種說明與解釋，不能太過主觀化，要求做到公正、寬容，不以個人好惡愛憎而妄加評論，同時，還要注意批評文章本身的“論文”性。“廢名后期作品，穆時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雖一則屬隱士風，極端吝音文字，鄰于玄虛，一則屬都市趣味，無節制的浪費文字。兩相比較，大有差別，若言邪僻，則二而一”。(論穆時英》)同時，他常常能準確把握某一特定時期讀者的趣味，從而分析某些作品之所以盛行的原因�！袄w細的敏感的神經，從小小人事上，作小小的接觸，于是微帶夸張或微帶憂郁，寫成詩歌，這樣詩歌才是合乎1920年來中國讀者心情的詩歌”。(論聞一多的(死水)沈從文認為焦菊隱的詩歌便正具有這種“易于為讀者所接受的平常風格”因而得到了“極多的讀者”。同時，沈從文通過焦菊隱的作品進一步分析了當年青年男女學生的詩歌欣賞趣味:“一是用易于理解不費思想的形式;二是用一些有光有色的文字略帶夸張使之作若干比擬;三是寫他們所切身的東西。”(《論焦菊隱的<夜哭)》沈從文不僅能準確把握特定讀者群的趣味，還常常試著去分析作者對讀者興趣的影響。
再次，二者批評的原則不同。李健吾文學批評的原則可集中概括為公正、真誠與自由。所謂公正，就是立足人性的豐富性，不把批評看成是攻汗、泄私憤的工具或載道的傳聲筒，而是認為它是一種莊嚴的、有尊嚴的事業，是自己生命活動的一部分，是在多方尋求印證的基礎上得出合情合理人性的解釋。所謂“真誠”無論對作家還是對批評家來說，都要求在作品或評論中表現自己真實的感受，此外，真誠還意味著對文學活動抱有一種虔誠的態度。李健吾在《情欲信》中指出了“情欲信，詞欲巧”這一古訓中“情欲信”是占主導地位的。
只要情感真實、態度虔誠，即使文字表達有些粗樸也算上乘作品。李健吾認為蕭軍、葉紫的作品缺乏描寫深度，甚至有個別字句不通，但作品本身卻顯示了作者對生活、對的關注并傾注了全身心的熱情，可算優秀作品。真誠還表現為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有什么說什么，不依主觀好惡故意“捧殺”或“棒殺”別人的作品，修辭立其誠，情發于中而形于言都是李健吾肯定的信條。所謂“自由”就是不仿照具體標準，不傍依理論條框，而以自我的存在去與作品展開搏斗。但自由不是毫無目的、無所約束，自由的限制就是自我�！坝猛坏某叨扔^察廢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先生單自成為一個世界，猶如巴金先生單自成為一種力量。人世應當有廢名先生那樣的隱士，更應當有巴金先生那樣的戰士�！� “他(批評家)有自由去選擇，他有限制去選擇�！倍@限制就是人生，就是自我的存在�？梢钥闯隼罱∥釋Α白杂伞边@一批評原則上的偏愛。在這三項原則中，自由是前提，真誠是保障，公正是指歸。
而沈從文在批評原則上則崇尚“和諧”、古典主義標準�！昂椭C”是重要的美學范疇，它實際上代表著古典主義的理想，沈從文要求文學創造出“儼然都各有秩序”的境界，富于“組織的美，秩序的美”;例如在評價施蟄存時，沈從文認為他初期的小說《上元燈》“略近于纖細”，“清白而優美”，這關鍵是作者那“自然詩人”的天性，而后來施蟄存的作品“寫新時代的糾紛，各個人物的矛盾與沖突，野蠻的靈魂，單純的概念，叫喊，流血，作者生活無從體會得到，‘這些這些，所以失敗了�！薄蔡镞@主要是破壞了和諧的原則。與“和諧”原則相適應，沈從文還注意到文學的“勻稱”、“恰當’“技巧”等問題，他專門寫過理論性較強的文章進行闡釋�！熬汀记伞辉~加以診釋，真正意義應當是‘求妥貼’，是‘求恰當’”批評了忽視技巧的傾向，但同時又要求作家節制自己的情感而又不濫用技巧，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情緒的體操”;“恰當’，“文學要恰當，描寫要恰當，全篇的分配更要恰當。作品的成功條件就是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他在批評實踐中極為推崇那些重技巧、懂節制的作家，新月派的徐志摩、聞一多和朱湘的詩歌因為在審美情趣上符合沈從文的觀點，沈從文就稱他們代表了新詩的轉向，而郭沫若為代表的創造社作家和穆時英等現代派作家卻因為感情表達缺乏節制均受到了他的批評。
最后，在使用上，二人的文學批評同樣抒情有詩意，而風格卻不同，李健吾更華麗，精彩紛呈處令人目不暇接;沈從文則更樸素，如清水芙蓉，自然而優美。從語言方式看，李健吾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頓悟的特色，目的是盡量保留閱讀印象的原色原味，并以直觀的方式引發讀者“對印象的印象”，達到精神上的溝通。他用詩一般優美動人的文字撰寫文章�！拔蚁鹊贸姓J我是個鄉下孩子。然而七錯八錯，不知怎么，卻總呼吸著都市的煙氛。身子落在柏油馬路上，眼睛觸著光怪陸離的現代，我這沾滿了黑星星的心，每當夜闌人靜，不由向往綠的草，綠的河，綠的樹和綠的茅舍，”這是評李廣田《畫廊集》的開首�！笆裁词巧⑽牡慕Y構，有時候我想節奏兩個字可以代替。節奏又從什么地方來，我想大概從生命中來的罷。生命真純，節奏美好。陸蠢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靈。”這是評《陸鑫的散文》一篇的收束。自始至終，李健吾從不放棄他的紳士般優雅的言辭。再來看沈從文文學批評的的語言，“從五四以來，以清淡樸納的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為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論馮文炳》)他用樸素的語言傳達出美的詩意，他的評論猶如他的小說，猶如湘西的人，如《論朱湘的詩》:“使詩的風度，顯著平湖的微波那種小小的皺紋，然而卻因這微波，更見出寂靜，是朱湘的詩歌”。陽，沈從文的批評總是著眼于作家的總體風格，風格的勾勒和體味，往往通過他自然而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作為“京派”同仁，李健吾在對批評的本質進行思考與體驗的同時，努力提升著自己印象批評的精度與純度;而沈從文則以五四文學精神的傳人的身份姿態，為京派批評高揚起人文理念的大旗。二人同在“人性”的旗幟下對自由主義文藝批評進行了不同的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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