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理論轉(zhuǎn)型問題考察論文
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文學理論的合法性受到了質(zhì)疑，20世紀80年代的理論盛況成為了一個“神話”。文學理論因此發(fā)生了轉(zhuǎn)型的訴求。關于它的合法性重建，因此成為了一個問題。此一境況之下，各種建設性的方案被提了出來，“理論的批評化”就是其中的方案之一。
就現(xiàn)有文獻看，較早提出此一說法的當是王一川、孔耕蒸等人。1993年，王一川在《文藝爭鳴》所設“九十年代文藝理論新趨勢筆談”的欄目中，發(fā)表了《文藝理論的批評化》一文，提出了“理論的批評化”一說，認為“理論的批評化，既是對文藝理論的現(xiàn)狀及前景的一種描述，也是對實踐中的一種理論取向的說明”。此后，王一川還發(fā)表了相關文獻多篇，如《走向修辭論美學—90年代中國美學的修辭論轉(zhuǎn)向》、《走向修辭論詩學——9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新形態(tài)》、《批評的理論化—當前學理批評的一種新趨勢》、《理論的批評化—在走向批評理論中重構興辭詩學》，等等。
在距王一川發(fā)表《文藝理論的批評化》一文不到一年的時問里，孔耕蒸發(fā)表了《論理論的批評化》、《論理論的批評化—對文學研究中唯邏輯規(guī)范主義的批判》、《論批評的理論化—對文學研究中純經(jīng)驗描述主義的批判》等文，也表達了“理論的批評化”的主張。此后，對理論的批評化的回應和運用，散見于各個文本之中，延續(xù)有年。
這里，我們僅以直接提出了“理論的批評化”主張的幾種文獻為例，來考察“理論的批評化”是怎樣提出的，又為什么要提出等問題。
其一，它以回溯西方理論與批評的歷史進程和發(fā)展現(xiàn)狀的方式來講述和展開其觀點。《文藝理論的批評化》一文認為20世紀以降，“理論不再享有中心的權威，批評不再甘居邊緣”，理論與批評的關系漸漸平等了起來，從而昭示了理論的批評化的現(xiàn)狀與前景。
而《論理論的批評化》一文，也是依據(jù)其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宏觀考察而展開論述的，認為西方文學理論的不足之處即是它未曾處理好理論與批評的關系這一問題已經(jīng)引起了一些西方理論家的注意。其中艾布拉姆斯就有關于此的較好解決方法。在解讀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一段相關論述后，該文闡發(fā)了幾點艾布拉姆斯的批評理論觀，諸如任何批評理論，都應該回應現(xiàn)實，都要能夠與審美事實互證互釋，衡量一種批評理論是否好，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夠的闡釋力;任何批評理論的闡釋力都是有限度的、是有歷史語境局限的等等。在該文看來，艾布拉姆斯給出的解決方案其實就是“理論的批評化”，這也正是該文所認同的最佳方案。
如果說，《文藝理論的批評化》一文是通過描述20世紀以降的西方文論趨勢來講述“理論的批評化”的，那么《論理論的批評化》一文則是通過講述艾布拉姆斯個人的思想，并以此作為其“理論的批評化”一說的理論基礎。但不管怎樣，它們都是借講西方理論的方式來談中國問題的。相比較而言，《文藝理論的批評化》看重的是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文論的批評化趨勢，而《論理論的批評化》則認為整個的西方文論即使到20世紀，都沒有解決好“理論的批評化”問題。今天看來，《論理論的批評化》的理論主張雖然與《文藝理論的批評化》相仿，但其關于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論的判斷的確不夠準確，對更具理論色彩和社會文化意味的“批評理論”的認識不夠歷史理性，而偏向于伸張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系。然而，這并不妨礙其講述“理論的批評化”的有效性。
其二，理論的批評化的提出，具有反思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旨趣�！段乃嚴碚摰呐u化》表達了不滿于20世紀80年代的理論與批評的不平等關系的意見，反思了理論過于體系化，理論凌空蹈虛等等問題�！墩摾碚摰呐u化》一文，對20世紀80年代借鑒西方理論所產(chǎn)生的局限性進行了自覺反思。在肯定20世紀80年代引進西方理論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主要對其局限性進行了列陳，諸如西方文論未能與中國已有文論融合，也沒有成功地接合現(xiàn)實的批評實踐，停留于簡單的理論介紹。該文接著認為“理論的批評化”有可能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讓西方理論“中國化”，甚至因此生產(chǎn)出“中國文論”來。簡言之，20世紀90年代文論發(fā)展應該解決單純的“西方文論在中國”這個現(xiàn)實問題，“理論的批評化”提供了一種解決的可能�！段乃嚴碚摰呐u化》一文是這樣論證的。首先，中國古典文藝理論往往離不開具體文本。理論與批評的關系往往是理論融化在批評中，而批評中又往往能見出理論。為此之故，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古典文藝學正具有‘批評理論’的特征”。妨這種特征之有，使得其闡釋力獲得了一定的保證。其次，中國古典文藝理論能與20世紀的西方文論構成對話關系，這也就說明了中國古典文藝理論具有當代性和世界性的品格。最后，鑒于此，提倡“理論的批評化”一方面有了中國古典文論傳統(tǒng)的學理基礎，另一方面“理論的批評化”又延續(xù)了中國古代的文脈并創(chuàng)新了中國文論傳統(tǒng)。多少年來為學界所焦慮的知識合法性問題恐怕因此就給解決了。腸如此說來，在當代提倡“理論的批評化”的意義不可謂不大，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一種具有“中國現(xiàn)代性”意味的文藝理論。
在《論理論的批評化—對文學研究中唯邏輯規(guī)范主義的批判》一文中，作者坦承其提出理論的批評化的緣由之一，就是要對20世紀8n年代后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進行回顧與反思，并進而解決其所存在的理論與批評脫節(jié)的問題。雖然事實上，它并沒有做到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相對具體的分析，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可貴的意向行為。
其三，在提出“理論的批評化”的同時，“批評的理論化”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特別是《論理論的批評化》、《走向修辭論詩學—9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新形態(tài)》等文尤為自覺。它并沒有在理論與批評之問非此即彼。多年以后，還有認同此一說法者，強調(diào)指出:“所謂‘理論的批評化’并不是說理論本身已不重要，或理論已被批評實踐所取代，而是意在言明……理論不再處于關注的中心，它不再有君臨天下的赫赫威勢，甚至它自以為榮的追求體系化、整體性的言說方式也被靈活多樣的、結(jié)構松散的論文體言說方式所取代�！滨�
然而，“理論的批評化”其旨歸還是在講述文學理論的建設問題，表達了一種關于文學理論的想象性認同，認為“從對普遍有效的理論概括力的自信與追求，轉(zhuǎn)向?qū)唧w文本的批評”正是當今文學理論的一大特征。為此，當人們質(zhì)疑此一說法的時候，也往往在文學基礎理論的基點上展開，并有意忽視其“批評的理論化”這一與文學批評有較為緊密關聯(lián)的方面。
綜觀之，“理論的批評化”，其內(nèi)涵并不復雜。簡而言之，“一是強調(diào)理論與批評實踐的結(jié)合，二是期望從事理論研究的人，要重視批評實踐”。然而，這種看似內(nèi)涵簡單的理論說法，卻極有學術的生命力，引來了后續(xù)反應并延續(xù)至今。有論者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撰文，認為文學理論近年來“開始走出元理論束縛的困局，開始向著批評轉(zhuǎn)化”，這顯然是在回應“理論的批評化”一說。當然，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回應恐怕并不自覺。但即便如此，我們也得承認“理論的批評化”已然成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文學理論建設的一個說法要其原因何在呢?
考察其發(fā)生就可以看出，“理論的批評化”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文論建設中的一個方案，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它承擔了反思20世紀80年代文論的功能，契合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訴求，也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轉(zhuǎn)型。這一點，也是“理論的批評化”提出者的自覺追求:“在告別80年代而進入90年代的時候，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這里統(tǒng)稱為詩學，曾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困窘>;理論的批評化是這個轉(zhuǎn)型發(fā)展中的一個具有較大可能性的選擇。其中原因不妨再強調(diào)一下，可陳列者大致有:其一，它針對20世紀80年代文論，并對20世紀80年代文論有克服與超越的功能。其二，它契合了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的語境。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的浮出水面可謂是新變化，它需要被理論關注，而理論的批評化正有此意。其三，它與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批評理論、文化研究有某種相通性。此外，理論的批評化，它還抓住了理論與批評、文學理論與文學的關聯(lián)性等一些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理論問題，因此，即使在不加論證的情況下，它都能成為一個有效的選擇。這也是其具有較長理論生命力，以及爭議較小的一個原因。就實際的學術發(fā)展看，它引發(fā)的爭議也的`確較小。
理論的批評化是以數(shù)量不多的幾篇文章所提出的一個理論說法，但卻能夠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建設中的一個話題，并引發(fā)一些相關討論，其原因究竟何在?對于此一問題的思考，目前尚沒有非常具體地結(jié)合20世紀90年代的語境予以展開詳盡深入論證的文獻。鑒于此，我們有必要繼續(xù)思考。
20世紀90年代以來，那種大一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共識失效了，任何“主義話語”都難以為繼，沒有一種理論話語具有統(tǒng)一和整合的力量，理論無可奈何地走向了分化和差異。勿有學者指出:“90年代以來，理論界的分化已成了必然，路子多樣化了，各說各的，雜語喧嘩嘛，這很正常，誰也不能說自己就是正宗而別人是異端。”公與這種精神氣候一致，學人們也失去了建構理論體系的興趣，再也不相信有一套體系化的、能闡釋任何現(xiàn)象、自封絕對真理的理論話語。表現(xiàn)在理論話語的具體講述上，諸如著述的結(jié)構和敘述的文體等，都以反體系的論文性文體為特征。此一語境下，提出“理論的批評化”就顯得合乎時宜。不妨說，它既是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理論的一種反思，也表達了對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一種轉(zhuǎn)型訴求。
更為關鍵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歷史文化轉(zhuǎn)型帶來了知識合法性的危機。人們不再自目地相信某一種元敘事�！跋嘈诺恼巍薄翱ɡ锼宫斝驼巍鞭D(zhuǎn)換成了切實的“承認的政治”。而要獲取承認，就需要承認者的自主參與和對話交往，這也就需要理論自身有可見的實踐能力。在此語境下，“理論的批評化”主張知識的合法性建立在學術話語的有效性之上，認為只有一種話語具有闡釋力的時候，才會有“承認的政治”得以發(fā)生。換言之，這種理論話語才會得到他者的承認，成為一種有合法權力的話語。這無疑是“理論的批評化”要讓理論走向?qū)嵺`，讓理論參與對話，繼而有可能完成合法性重建的一個重要原因。
多年以后，“理論的批評化”的這一主張還得以了回應:“每一種理論的生成活動都是從具體文學研究中提出問題而開始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要在建構原創(chuàng)性理論方面真正有所建樹，必須從具體文學研究中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切入�！睆霓D(zhuǎn)型所帶來的知識合法性重建訴求看，這種主張理論走向功利的行為，并不能簡單地看成是一種局限，而應該同情式的理解。對此，不妨提及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及其導致的文學理論轉(zhuǎn)型訴求，與大眾文化的興起不無關系大眾文化的興起同時也表明了一個大眾社會/時代的產(chǎn)生。這樣的時代，任何的合法性重建都需要有參與、選擇的維度，文學理論也一樣。在此境況下，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是難以有合法性的。任何合法性的重建都難免要考慮大眾時代的訴求�！袄碚摰呐u化”所表現(xiàn)出來的較低姿態(tài)可謂與其大眾趣味有關，與文學理論的去精英化有關。有學者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文學理論走向批評化的最大好處也許就在于，把文學研究從‘形而上’的半空中拉回到了地上人問，直接面對當今社會的各種文學現(xiàn)象發(fā)言，改變了過去高高在上和一本正經(jīng)的學究研究姿態(tài)，或者緊跟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附庸角色，貼近了文學現(xiàn)實，介入了社會文化生活，拉近了與大眾的距離，體現(xiàn)了文學研究的現(xiàn)實人文關懷精神�！睋Q言之，大眾文化時代的理論當以具體和差異的批評為主，通過這種批評來滿足大眾的不同訴求。相反，它不可能局限在一種抽象和“同一”的理論之中。同時，它應該成為一種大眾參與可能性較大的批評理論，而不適合于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遠離大眾的理論批評。從這個方面看，“理論的批評化”表征了大眾文化時代的理論旨趣。
另外，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歷史文化轉(zhuǎn)型，使得西化的意識形態(tài)，也難以作為中國文學理論的觀念基礎。此時的人們不再簡單地將某一西方的理論當成真理而予以使用，人們往往會以其實踐的能力和合乎語境的有效性與否作為取舍它的標準。而“理論的批評化”恰也是將那種沒有批評實踐能力的理論視為空洞、玄虛乃至僵化，而不論這種理論的中西古今身份�！袄碚摰呐u化”的旨趣因此是契合這一歷史語境。
在文學理論知識合法性重建的語境下，本質(zhì)主義往往被視為需要放棄的。理由也不復雜，因為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觀念，難免會使得某一觀念的合法性未曾公開討論就建立起來了，而這樣建立起來的合法性往往會因其有效性危機而淪為一種“解合法性”。“理論的批評化”所具有的反體系、去真理、注重有效性等觀念無疑表達了它的反本質(zhì)主義訴求。這一點，“理論的批評化”者是有自覺意識的。多年以后的一篇相關文章中王一川先生坦言，他提出的“理論的批評化”，與放棄理論至上和本質(zhì)主義等信念有關。此外，也有論者指出過:“這種‘批評化’，更多地源于20世紀后半葉以解構主義、反本質(zhì)主義等思潮引導下的對理論體系的不信任感�！焙災敲�，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理論的批評化”所具有的“反本質(zhì)主義”旨趣呢?
有學人在反思文學理論學科時，認為本質(zhì)主義依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局限性所在。它甚至成為了“我們的文藝學在解釋90年代新的文化與文藝狀態(tài)時依然顯得十分無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如果這種得到了較大認同的說法可以相信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本質(zhì)主義并沒有因為“理論的批評化”的存在而走向終結(jié)。由此，指責“理論的批評化”過于反本質(zhì)主義的說法，就是逃逸語境的凌空蹈虛之論。不妨說，表征了反本質(zhì)主義的“理論的批評化”即使到今天，恐怕也是一種有效的話語，因為它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帶來了新意，并推動了文學理論的轉(zhuǎn)型。而這種轉(zhuǎn)型即使到今天恐怕都還是進行時。
回到20世紀90年代以至于今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chǎn)，大眾文化不得不被提及。大眾文化成為了當代文學理論知識生產(chǎn)的直接對象和文化語境。文學理論要建立與現(xiàn)實的真實關聯(lián)，不可能離開此一對象和語境。甚至可以認為，不具體研究大眾文化，文學理論知識的合法性危機就不可能解決。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也正是要面對大眾文化才生發(fā)了理論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訴求。岔“理論的批評化”正是這種轉(zhuǎn)型氛圍中的一種話語建構。
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的興起，使得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變得模糊起來。這一方面是由于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文學已然大眾文化了，另一方面是大眾文化時代的廣告、媒體信息都具有文學性，并且肆虐般的蔓延了開來，承擔起了大眾時代的表意實踐的功能。由此，大眾文化也就不無道理地與文學理論發(fā)生了關聯(lián)，成為了一個與故有文學相當?shù)挠型瑯臃治鲆饬x的“文本”。由于研究對象的變遷，文學理論產(chǎn)生了轉(zhuǎn)型的訴求。而“理論的批評化”可謂應答了這種訴求。雖然轉(zhuǎn)向何處去，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一個問題，但敞開理論的視域范圍，對現(xiàn)實存在的文學狀況進行批評和闡釋，卻是一個前提性訴求由此看，“理論的批評化”所強調(diào)的關注現(xiàn)實實踐和直面批評，的確具有主動選擇和走進研究對象的效果。簡而言之，它告訴了人們，文學理論應該怎樣發(fā)展。它是一種基礎理論，表達了一種好文學理論的期待。它所期待的文學理論，絕非故有的文學理論形態(tài)。不妨說那種能夠闡釋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文學乃至文學性實踐的批評理論，是其認同的文學理論知識形態(tài)之一。在1993年發(fā)表的《文藝理論的批評化》一文，就有了對批評理論的認同感，認為文藝理論的批評化的提出，是契合于20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批評理論發(fā)展現(xiàn)實的。而在2005年發(fā)表的《理論的批評化—在走向批評理論中重構興辭詩學》一文，除去了“文藝”二字之后，就有了對批評理論的更為切身的感受。該文甚至認為理論的批評化、批評的理論化以及批評理論，是中國文學理論三個相互關聯(lián)的階段。田因此，我們也可以認為“理論的批評化”一經(jīng)提出，表達的即是批評理論的訴求。這一點，有論者予以了敏銳的指認，認為《文藝理論的批評化》一文寫作時，作者“完全沒有必要說理論的批評化，他盡可以說自己對‘體系性理論’已不感興趣，而希望在‘批評理論’上作一些探索”�？梢哉f，“理論的批評化”的批評理論訴求，具有較大的合法性，因為只有如此大眾文化了，文學以及文學性才能得到有效的闡釋和較好的理解，只有如此才能接合文學理論與當下日常生活的關聯(lián)，滿足大眾文化時代人們關于文學理論的期待。
從另一個角度看，“理論的批評化”也可謂是對學術體制化的一種反叛。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學術的主導話語是學科體制的建設，是學人身份的專家化，那么“理論的批評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突破這種學院體制。它主張同到社會文化事件的發(fā)生現(xiàn)場，通過具體的批評實踐，讓文學理論參與到公共領域之中，既而發(fā)揮文學的公共效用，讓文學理論在公共領域中發(fā)揮一定的作用，成為一種具有參與力的文學批評理論。所謂文學批評理論，是說它借助于對文學言說的同時，實現(xiàn)對社會歷史這個更大的文本進行批評反思和文化建構的功能，并以此形成一套批評理論話語。換言之，文學批評理論希望其話語既可為文學所共享，又能對社會歷史文化發(fā)生效用。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批評理論它并非就因此遠離了文學理論研究。相反，如果處理得好，它有可能重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chǎn)的合法性，并逐漸完成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文學理論知識的轉(zhuǎn)型。晚近仍有不少學人堅持批評理論的本土意義，認為“批評理論對中國還沒有失去意義，它仍將流行，并顯示生命的活力。因為它仍然為我們的生活提供解釋”。的確，能夠與現(xiàn)實日常生活形成互證互釋的理論，能夠批判性地介入現(xiàn)實文化/文學生活的批評對我們來說的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學人因此指出，理論不是過剩了，而是好的理論太少了。而且，現(xiàn)有理論也沒有很好地在社會現(xiàn)實文化/文學實踐活動中得到運用，更沒有因此起到推動社會進步與人性完善的功能。“理論的批評化”所同應的大眾文化語境及其所期待的批評理論，正是滿足了人們對理論所具有的勾連日常文化/文學生活和指涉社會文化語境的功能訴求。這恐怕也是“理論的批評化”這一說法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一個原因。我們應該切實地去實踐“理論的批評化”，努力“針對中國的文學實踐得到自己的結(jié)論”，甚至以此生產(chǎn)出一種具有公共意義的批評理論觀念乃至具體的批評模式，這不僅可以緩解文學理論的危機，對于提升人們的日常文化/文學生活質(zhì)量以及文學理論的當代轉(zhuǎn)型也不無實際意義。
總之，無論是就知識合法性重建而言，還是對具體的文學理論轉(zhuǎn)型來說，理論的批評化都與大眾文化的興起有著緊要的關聯(lián)。在一個文學理論如何可能的時代，理論的批評化因其較為敏銳的語境意識和切實的建構行為，鑄就了一條具有學術價值的探尋之道。這也正是我們在轉(zhuǎn)型視域中講述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之時需要提及它的一個原因。同時，在當前文學理論危機依舊存在的情況下，在文學理論轉(zhuǎn)型尚未完成之際，在社會文化語境并未有大的斷裂的時空里，我們認為有必要繼續(xù)推進“理論的批評化”�！袄碚摰呐u化”所具有的理論特質(zhì)、話語功能乃至其學術前景都是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問里我們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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