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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文學審美觀中的生命意識比較 .
“三曹”文學審美觀中的生命意識比較 .
以上所分述的“三曹”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和文學審美觀中所張揚的生命意識表現的三個方面實際上只是生命意識的三個基本方面，彼此本不能分割，且三個方面在三曹身上都有所體現和反映，文中分而論之是為著敘述和討論的便利。“三曹”的生命意識都表現出一種對個體生存的強烈渴望和對人生價值的執(zhí)著追求，迫而察之，由于他們的個性、地位等的差異的存在，細分后其生命意識的側重點各有所不同，其生命意識側重點的不同又影響到其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的不同。
相比較而言：首先，“三曹”生命意識內容的具體表現各有所側重。曹操胸襟寬廣，氣度非凡，性格奔放不羈，具有遠大抱負和人生理想，居于領袖地位，有傳奇的人生經歷，故其生命意識傾向于意氣風發(fā)、有所作為的英雄式的生命的孤獨意識，主要表現為一種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情懷。曹丕有著深藏不露的內向型性格而又工于心計，本人又身為公子、太子、帝王，養(yǎng)尊處優(yōu)，位高勢隆，思想上趨于保守，政治上較為守成，缺乏其父的雄才大略和進取精神，故其生命意識更多的是對生命個體終極存在價值的苦思與探求。就曹植而言，他的個性幾乎和曹丕的正好相反。他具有“喜形于色”的外傾型氣質，性格好動，不拘小節(jié)，灑脫無羈，真率坦誠，喜好大團圓，愛熱鬧，好交友，耐不住寂寞。但后來客觀情況使他不得不禁若寒蟬，如履薄冰，他不得不同兄弟、友人分別，這就使他內心充滿了哀苦。從公元220年起他不斷地遭到排擠、猜忌、打擊、迫害，成為“圈牢之養(yǎng)物”，[55]名為王侯，實為囚徒，人身沒有自由，“身輕于鴻毛”，心靈上受到了莫大的磨難。而他又“執(zhí)迷不悟”、“不識時務”，雖文帝、明帝都對他處處設防，他卻癡心不改的多次上書，屢求自試，聲言“愿蒙矢石，建旗東岳”、“甘赴江湘，奮戈吳越”。這當然為統(tǒng)治者所不能接受，因而也就更加重了人生的悲劇色彩，終至在“衣食不繼”中抑郁而去。雖歷經生活磨難，但他依然壯志不改，豪氣不減。因而曹植的生命意識側重于一種人生的悲劇意識，更多的表現為生命主體所承受的摧抑以及由此而生的壯志不伸的哀怨和對生命理想的堅持不懈。
其次，在對生命的存在和價值這個問題的理解上，“三曹”各有不同。曹操主要表現為一種群體關懷；而曹丕側重于一種個體關懷，曹植則表現為一種個體關懷與群體關懷的結合。在對生命的存在和價值的理解問題上，存在著兩種基本的價值取向：一種是群體本位和群體關懷，視群體重于個體，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一種則是立足于個體本位，視個體重于群體，把人看成“獨立”的個體，將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朝向了人性自我。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問題。人類不同于動物，要生存就要生產要創(chuàng)造。而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一方面具有社會性，于是就形成了人的群體生活；另一方面其創(chuàng)造實踐又是通過群體中的個體勞動來實現的。所以，群體與個體相反相成，是個對立統(tǒng)一體。任何民族、國家和社會，都是在這統(tǒng)一體的基礎上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生命意識就是一種群體本位的價值取向。儒家的生命意識認為個體的生死不過是群體得以生存的環(huán)節(jié)乃至手段，個體價值體現在群體價值中，并在群體價值中趨于無限。因而儒家重群體而輕個體，宣揚共性而壓抑個性。個體必須融入群體之中才有意義，因而也就難免被群體淹沒的命運。當兩者發(fā)生矛盾時作出犧牲的是個體的生命。這種群體本位對群體的生命延續(xù)無疑是有益的，中國人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精神就是明證。中國古代有不少的文人面對國家民族危亡高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為國家為民族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其深層意蘊中預設著永恒的生存、存在信念，人們正是憑借這種信念來克服和緩解自己對死的恐懼和悲傷。個體本位的生命意識則認為個體的生命存在有其獨立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個體才有生死問題，個體具有獨立的目的性、自足性，因此往往過于強調個性和個人的發(fā)展。不管是群體本位還是個人本位都有其片面性。群體與個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群體價值和個體價值是生命價值的兩個方面，不能顧此失彼，只有把二者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使人的生命價值得到全面的實現。曹植身上就體現出這種群體本位和個人本位相結合的理想。
再次，就生命超越的方式而言，雖然他們都繼承了原始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道德倫理價值生命觀，但曹操、曹丕和曹植最終實現生命價值的途徑不一。三者都試圖通過建立現實的、非凡蓋世的豐功偉業(yè)以使其英名能夠超越肉體生命短暫的自然限度，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獲得精神的永生來尋求生命的“不朽”，實現生命的終極價值。然而這條路并非坦途。立德、立言并非易事，而立功更是一條艱辛之途。曹操實際干政治，干軍事，并做到曹植夢寐以求的“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的境界，以“立功”求得了“不朽”。曹植或許可以說是非凡的文學家、卓越的詩人，雖受曹操親炙最深重，才性氣格也最相近，而在政治上他卻缺乏宮廷內部的權謀機變、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在個人氣質上，他孤高自許、激情奔縱，因而在政治斗爭的風浪之中敗下陣來，走不上“立功”的舞臺。所以曹植只是口頭上談政治，談軍事，實際上卻只能做他的辭賦文章，當他的詩人，最終只能以“立言”求得了“不朽”。曹丕一心一意想當詩人，并且已經從理論上就自覺地認識到了當詩人的偉大和光榮，真誠無比地投身其間，積極訓練，積極實踐，卻被命運選擇當了皇帝。盡管曹丕也可以稱做詩人，但幾年皇帝當下來，其詩人角色的份量卻被冤屈地大大折扣，最終以“立功”求得了不朽。
與上述“三曹”生命意識的側重點的不同相適應，“三曹”的文學審美觀和文論也會有所不同。曹操注重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關注群體、生民、國事，而曹丕、曹植則傾向于提倡文學應當表現個人性情、日常生活，重個性、求華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研究“三曹”生命意識及其文學審美觀的異同，主要在于指出他們相同的一面，因為這一面體現著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主導精神、審美趣味與文學發(fā)展的總的趨向，而掌握這些將有助于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三曹”的生命意識都是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下的一種深刻心理體驗和生活感受，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他們的生命意識是建立在熱愛生命、特別是在有限的歲月里要建功立業(yè)、實現人生價值的積極追求上的。通過他們的生命意識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時代的苦難、痛楚，及人對自身命運的關注與執(zhí)著，同時也可以看到那個時代人的積極進取意識。他們的生命意識不是孤芳自賞式的自憫自憐、自傷自悼，也非悲戚于自我利祿得失的哀婉呻吟。他們的生命意識是融歷史責任、現實使命、個人價值于一體的對社會、人生的哲理思考，體現著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它不會讓人消沉卻有著催人感奮的積極意義。因此“三曹”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和文學審美觀都是對生命意識的自覺和積極的張揚，并沒有墮入平庸。對生命的執(zhí)著和珍愛與對死亡的恐懼和超越，不僅是人的一種生存欲望和本能，而且成為一種生命意識的理性自覺。對某些文人來說，其生命意識覺醒后所產生的現實人生觀，便是抓住有限的生命盡情的享受人生，極力張揚個體生命中的物欲本性，沉溺輕歌曼舞、美酒佳肴、及時行樂亦或追求無為無名自足的生命境界與超現實的人生價值，消極避世。早在產生于漢末，被鐘嶸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中就反映出這種思想情調：“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只求感觀之享樂，不問來世，妥協(xié)與逃避使頹廢感傷之情彌漫其中。建安之后的正始名士則憂世畏禍，不敢接觸現實，掉入虛無的玄想之中，去追求無為無名自足的生命境界與超現實的人生價值，采取了消極避世的處世方式，放棄現實生命價值的實現，自然也失去終極關懷的熱情。研讀《世說新語》，我們不難感受到魏晉士人對衣、食、住、行、性的極度放縱，對個體生命參與實際社會活動來實現個人社會價值卻表現出驚人的冷漠。晉代士人的奢汰豪侈，已經達到了無恥的地步。“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fā)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這種尋求刺激、放縱享樂的生活態(tài)度發(fā)展到南北朝時代，則表現為一種畸形變態(tài)的縱欲了。西晉統(tǒng)一的短暫的幾十年間文壇出現的文人集團二十四友所代表的也是這樣一種虛無主義、享樂主義的思潮與追逐榮華的世俗觀念，其中潘岳、石崇人格卑劣，為追逐權勢、獵取榮華富貴幾乎不擇手段。他們都缺乏志在天下的抱負、建功立業(yè)的愿望、關懷民瘼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懷、積極拯世救物的人生態(tài)度。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所涵蓋的那種自強不息的人生態(tài)度、厚德載物的社會理想、“以百姓為心”的責任意識以及注重道德節(jié)操的人文意識已消失殆盡，因而伴隨他們理想失落和道德崩潰的也只有人生的迷茫、困惑與人格的蛻化。雖然其有突破漢儒傳統(tǒng)生命價值觀，追求獨特人生品味的一面，但就總體而言，其提供給人們的主要是負面的東西。他們自以為這樣才真正實現了個體生命的價值其實質上不過是典型的自然生命意識的物欲本能的直接體現。但是，人畢竟是具有自覺能動性的“萬物之靈”。我們不能忽視人之所以為人的自覺能動的本質力量。從人類歷史的發(fā)展來看，對個體生命的肯定并不意味著將人的自然屬性視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指出：“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并使它們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么，在這種的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qū)別開來。”“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56]這是對于人類生命本質的非常精辟的論述。人的生命活動既表現為生物性的機能，也表現為社會性的情感和理智特性，只有從這個角度去體驗和認識生命意識的覺醒，才能表現出人的生命的豐富內蘊。人畢竟是現實社會的人，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受觸發(fā)于現實社會諸因素，生命意識覺醒后所重新建構的生命形態(tài)，無疑也應該以現實社會為基礎。“三曹”面對自然永恒、人生無常的人生苦悶，采取了與《古詩十九首》等迥然不同的態(tài)度，能從惶惑、迷惘、貪圖物質享受的誤區(qū)中醒悟過來，喚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引發(fā)出強烈的參與意識和拯世弘道的積極人生態(tài)度。“三曹”的個體生命意識覺醒后，建功立業(yè)和撰一家之言變成他們實現個人生命價值的自然要求和需要，而并非生命之外的什么塵累。這種生命價值意識激發(fā)了他們的生命力感，并使之借以反抗命運，超越生命的有限存在，超脫肉體生命的死亡帶來的恐懼，通過拯世濟物、立功揚名，撰文立言使個體生命獲取不朽的價值。生命意識在慨嘆生命有限的層面上得到了升華，進入到了對生命存在方式的探索、對生命價值的追求的另一更高層面。所以“三曹”所表現的生命意識比起《古詩十九首》等來，少了一些感傷、迷惘、恐懼的情調，多了一些理智的成分、現實的態(tài)度和慷慨的情懷，故其主調蒼涼而剛健，悲憤而沉雄，不落入頹唐一路。
無論個體還是群體，生命意識對人格身心都有著重大的影響。人們的哲學思考、審美心境等等都會因生命意識的作用而得到調整與重塑。在生命意識這種深刻的審美體驗的影響下，曹氏父子所要觀照和表現的思想感情演變?yōu)橐环N特殊的審美情趣和審美追求。《文心雕龍•時序》以“雅好慷慨”概括這種創(chuàng)作思想�！睹髟姟菲黾敖ò参膶W的特色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曹植《前錄自序》談自己創(chuàng)作時也說“其所尚也，雅好慷慨”[57]建不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不僅是雄豪如曹操、貴公子孫如曹植的人生理想，也成為整個建安時期士人的人生目標。“雅好慷慨”也已不再是曹植等人的個人趨尚，而是整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和創(chuàng)作風尚，并極自然地影響到文人們的創(chuàng)作。在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的筆底成為壯懷激烈、慷慨悲歌的主題。“三曹”詩歌迷人的藝術魅力之后是詩人對生命的強烈感受和真切體驗，對人生價值的執(zhí)著追求和不斷探索。這是我們科學把握“三曹”詩歌審美特質的關鍵，也是我們正確理解建安詩風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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