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思想的歷史演變

中國“道”、“德”思想的歷史演變

　　內容提要：該文闡明了中國“道”和“德”思想的源流和變遷。特別闡明了老子“道”和“德”的思想形成和失落的歷史過程，闡明了老子“道”、“德”一統，和“以德治道”的關系。及其所孕含的深厚的政治思想內蘊和巨大的哲學意義。批判了孔子、莊子對老子“道”、“德”思想的曲解、篡改，和修正。

　　主題詞：中國 “道”“德” 思想 演變

　　中國“道”、“德”思想的內蘊是什么？它起于何時？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中有何重大的意義呢？對此種種問題，筆者不揣冒昧，回答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國先秦，即到老子時期，中國歷史上就有了“道”和“德”的概念和思想。它們分別具有獨立的意義。

　　首先，看“道”。

　　“道”的原始涵義指道路、坦途。在西周早期，就已經有了“道”字。但對“道”的認識，僅僅指的是“路”。如在《易經》中，就有“復自道，何其咎”、“履道坦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說。而這些都為“道路”之義。

　　到了西周中期，這時，在“路”的基礎上而對“道”賦予了正確的“政令”、“法規”等意思，并由此反映為“為王之道”。故“道”的概念就是指的“王道”。這正如《尚書·洪范》中說：“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到了西周中晚期，老子說：“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在他看來，“王”就是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由此，就有了“為王之道”。這也肯定了“王道”的存在。

　　因此，西周中晚期，“道”從“路”引伸為“為王之路”、“為王之道”的結果，就反映為“王道”。故這個時期，“道”的含義，就是“王道”的特指。

　　其次，看“德”。

　　西周時期，為了使“王道”做到“無偏無黨”、“無黨無偏”、“無反無側”而有了“德”。

　　特別是，周邑的古公亶父，在貞人的協助下做《德》篇，從而賦予了“德”的具體內容。

　　概括起來，《德》的原則精神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和“自律”、“民得”。并以之規范人們的言行。其中，周人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可見，其“德”是和“天”聯系在一起的。這樣，西周“信天命”和“遵禮制”就成了“德”的政治思想核心。但與此同時，又講“自律”，即統治者要自覺做到所得適當，不能“多得”，更不能“全得”，又講“慎罰”、“民得”，以之，來保證社會的安定和發展。

　　可見，周人的“德”，就是“為王之道”的具體內容，也就是“王道”的具體內容。如此，就能使得“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在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周人是將“道”和“德”分開來了的，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含義。

　　對此，老子同樣持此看法。

　　雖然如此，但是，在老子看來，“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它們只不過就一個問題的兩種說法、兩個方面而已。對此，正如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又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正是如此，老子明確的提出了“道”、“德”一統的思想。即，比如，“德”如果是水，那么，“道”，即“王道”就是盛水的容器。水有多高，容器就有會有多深。并且，又明確的提出了“德”高則“道”高，“德”低則“道”低，反之亦然的思想。

　　故老子認為的修“道”就是在修“德”，反之，修“德”就是在修“道”的這個思想，突破了周人將“德”僅限于思想和行為規范的“約束”的局限，而扭轉了“德”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被動性”的缺陷，從而使得“德”與“道”一樣，同樣表現出了“人的主動性”。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老子提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因此，在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道”、“德”關系上， 老子的思想與周人的思想存在著聯系，也存在著區別。

　　二、

　　老子的“道”、“德”思想不僅與周人的“道”、“德”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特別在對“道”的認識上極大發展了周人的思想，從而使得以“道”為標志的中國政治學、哲學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并且發展到了頂峰。

　　概括起來說，周人的“道”、“德”思想，特別是“王道”，認為是來源，或者說是受制于“皇天”的。從中表現出了“天命”和“宿命”的思想。然而，老子卻不是這樣認為。在老子看來，“王道” 是受制于“天地之道”的，而“天地之道”又是受制于“自然之道”的。

　　對此，老子說：“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三種“道”的存在。具體說：

　　一是“王道”。其中的“人”、“王”，就是指的“王道”。也就是周人所認為的“王道”。

　　二是“天地之道”。其中的“地”、“天”，即如老子所說的“地法天，天法道”，在老子看來，“地”和“天”雖為兩“大”，但它們都是萬物和人賴以“生存”的環境和基礎，不可分割。故“天地之道”就是從天和地的范圍而概括出的萬物，也包括人的賴以的“生存之道”。

　　那么，老子的“天地之道”究竟具體指的是什么呢？

　　這就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揭示的“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

　　對此，老子在《道德經》中開宗明義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這句話的“道可道”中，前一個“道”指的是“規律”，而后一個“道”指的是“論證”，或者是“說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對這句話的正確理解是：能夠通過“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說明、證明的規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規律，而是特殊性的規律。這樣，聯系上下文和《道德經》思想中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老子開門見山的就揭示出了兩大規律，這就是：“剛強勝柔弱”的普遍規律，和“柔弱勝剛強”的特殊規律。

　　老子重視“剛強勝柔弱”，但更重視“柔弱勝剛強”，特別重視“柔弱勝剛強”的“條件”。并且老子研究這些“條件”。對此，老子創造性的提出了“陰陽”、“無極太極”、“有無”、“動靜”、“虛實”，和“正奇”、“攻守”、“進退”等等一系列的哲學范疇。正是這些條件的形成和運用，就使“可感”、“可知”，和“可為”成為了可能。這就為“柔弱”戰勝“剛強”奠定了基礎。

　　老子的“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既能用之認識“自然萬物”，又能用之認識“社會歷史”。

　　三是“自然之道”。其中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指的“陰陽之道”，及其“陰陽變化之道”。在老子看來，這“陰陽之道”乃是世界之本源，即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陰”和“陽”的交合而形成、交合而變化。對此，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些，就是老子對“陰陽之道”的明確表述。可見，在這里，老子的“自然之道”與中國先秦“陰陽”哲學觀有機的聯系在了一起，而且，特別是，老子對先秦的陰陽哲學在辯證法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然，事物的本源是否能夠用“陰”“陽”來解釋？對此問題，目前的科學正在給予證明。但是，就“陰陽辯證法”的理性精神來看，早就被歷史所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那么，這三種“道”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老子認為，“王道”受制于“天地之道”，即“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而“天地之道”又受制于“自然之道”，即“陰陽及其變化之道”。這才是“道法自然”的真正含義。其結果，無疑的，老子“道”的思想已經突破了“天命”和“宿命”的桎梏，而且，創建出了以“陰陽”及其“辯證法”為核心的，既有本體論，又有認識論與方法論有機結合的哲學。

　　正是以此出發，老子在批判周人的王道的基礎上，揭示出了以“民心”和“契約”為根本的“無為而治”的“德治”思想和主張。

　　比如，在“自律”方面，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有“忘我”、“無私”和“愛民”、“民心”的思想。

　　對此，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又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又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可見，老子的“愛民”和“民心”的思想是對周人“自律”思想的根本突破。

　　比如，在“民得”方面，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有“契約”和“平等”的思想。

　　對此，老子說：“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又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講“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從而體現出“公平”和“平等”。

　　可見，老子的“契約”和“平等”的思想是對周人“民得”思想的根本突破。

　　正是基于“民心”和“契約”這兩大根本思想，和基于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為人們勾畫出來了一幅“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蘭圖。

　　這就是：

　　從“忘我”、“無私”觀念出發，社會的統治者不能專有和個人依賴國家機器，即在治國之中，不能用“政權”和“權力”來搞“以力服人”，而必須做到將手中的權力用于為百姓謀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國家才會長治久安；從“愛民”、“民心”觀念出發，社會的統治者必須關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為是而為是，以民心為非而為非。并做到順應民心，身先士卒，忠于職守，勤奮踏實的帶領百姓去謀利益。各級官吏是受到百姓愛戴而被百姓推選出來的人；從“契約”、“平等”觀念出發，社會的統治者必須按照“契約”管理的原則去行政，做到“以德報人”。不能言出法隨，不能政出多門。而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取信于民，實現“德善”、“德信”；從“正義”觀念出發，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必須支持和堅持正義戰爭，反對侵略戰爭及一切非正義戰爭；從“無畏”觀念出發，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必須發揚不怕死的精神，艱苦奮斗，帶領百姓去克服困難，爭取勝利。

　　其實，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張的提出，深層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于“剛強”與“柔弱”對立統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確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會本質”的結果。并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為武”的社會發展途徑。為此，老子認為，只有統治者克服“有為”而做到“無為”，這樣一來，才能使統治者與百姓的立場一致，才能做到順應民心、順應百姓的意志，實現社會安定，以共同發展生產和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從中，也就使統治者實現“無為而有為”。

　　顯然，老子的“無為而治”，與古之“圣人”所說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之“無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現出了老子所追尋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樣表現為一種“政體”。而這，無疑的，表現出了對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張的批判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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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老子之后，春秋時期，孔子根本上無視、篡改，和修正了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其結果，僅僅是從“倫理”的意義上來認識“道”、“德”，從而為“倫理道德”的出現而奠基。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里，顯而易見，孔子的“道”、“德”思想是與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完全不同的。因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是指的“王道”、“德治”，即一個國家的“政體”和“政治”。在這個“政體”和“政治”中，就包含了“政”、“刑”、“德”、“禮”等等。顯然，孔子這里并非在說這個“政體”和“政治”本身，而是在講這個“政體”和“政治”要怎樣才能給“民”帶來“教化”的影響。從而孔子偷換概念，將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引向了“思想”、“倫理”的范疇，進而使得“道德”概念出現。

　　其實，孔子偷換概念的結果，旨在宣揚他的“仁政”。

　　那么，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什么呢？

　　這主要就是講“仁”、“愛”。即講“克已復禮”、“仁者愛人”；講“忠”、“孝”、“節”、“悌”、“信”；講“宗宗”、“親親”；講“齊家、治國、平天下”。

　　但是，歷史的看，孔子的“仁政”只不過在“倫理”思想上表現為對西周“王道”的補充，并且可以為“王道”所利用，而在“政治”上則實際表現為一種“空想”。因為，脫離了“王道”的“仁政”，它無視了社會“為王而治”的現實，這使得統治者不會滿意，同時，“倫理”、“教化”并非就等同于“政治”，這就必然使得其對現實政治的無有作為。

　　除此之外，在對“道”、“德”的認識上，孔子思想還有哪些弊端呢？

　　主要的，就是不懂，或者說無視、抹殺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特別是，無視、抹殺了老子對“道”的認識。其表現在，在“哲學本體觀”上，孔子沿襲了西周人的“天命”觀，而無視老子的“陰陽及其變化”觀；在“哲學認識論、方法論”上，孔子無視了老子所揭示的“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的思想，特別是“柔弱勝剛強”的“條件”的思想，由此，孔子無視社會的“武、戈不息”的社會本質，而抽象的認識人。其結果，則將“仁”、“愛”以及“仁政”引向了空想之歧途。

　　正是如此，孔子的“道德”思想表現出了一種歷史的倒退。

　　四、

　　戰國時期，莊子的“道”、“德”思想又有重大的變化，并且在空想之歧途上走得更遠。

　　莊子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不難看出，莊子這里所說的“道”，似乎既不是的“王道”，也不是如老子所說的“陰陽及其變化之道”。

　　那么，莊子的“道”、“德”思想究竟是什么？

　　莊子又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可見，莊子敬畏“自然”，同時又看重“自我”。而在“自然”和“自我”之間，莊子則講“順應自然”。因此，在莊子看來，“自然”才具有至高無尚的主宰地位。而這，就正是莊子所說的“道”。

　　顯然，莊子的“道”是曲解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結果。表現為“純自然”、“任逍遙”。這種曲解時至今根深蒂固。

　　不獨于此。整體看來，莊子的“道”、“德”思想是十分復雜的，并開始了向玄化的方向變化。

　　莊子“道”、“德”思想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

　　一是主要將周人的“民得”思想具體化為“我”。

　　二是在曲解了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基礎上但又大量吸收了老子的“辯證法”思想。

　　三是接收了周人以及孔子的“天命”觀。莊子認為，只要“順應自然”，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認為做事順應自然，對一切生死、榮辱、壽夭等等都會看成是無所謂的事了。

　　四是接收了孔子的從“仁、愛”空想之中所反映出來的視人為“抽象的人”的思想。

　　因此，莊子的“道”、“德”思想不是在講“王道”、“德治”，以至“仁政”，不是在講“政體”、“政治”，和“治世”，而其思想“神龍見首不見尾”，故只能以“玄”來概括之。從而使得中國的“道”、“德”思想開始了向玄化的方向變化。

　　由此可見，至今被人們所謂的“老莊”之說，是十分錯誤的。

　　因為，進一步看，莊子在對現實，及在對人生處世上的消極、避讓的“明哲保身”的態度，和“出世”思想，這就完全證明了他根本就不懂老子的“天地之道”，即“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特別是其中的“柔弱勝剛強”及其“條件”。而與老子的“入世”的、“革命”的思想相悖。

　　如上所述，無視了老子的“柔弱勝剛強”及其“條件”的思想，就是無視了活生生“人”，無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人的歷史主動性。可見，莊子思想同樣表現出了一種歷史的倒退。因此，老子和莊子，并非就是道學“一家人”。

　　五、

　　在莊子之后，特別是西漢中期以后，“孔孟之道”成了正統思想，中國“道”、“德”思想繼續淪落了下去，并且，走向了庸俗化。

　　其淪落和庸俗化的表現在于：

　　一是代之“道”、“德”思想而起的“道德”觀普遍出現。這種“道德”觀不講“政體”、不講“治世”，而完全陷入了“倫理”的范圍。

　　二是視“道”為“專于一技之長”。所謂“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即證明如此。于是，出現了諸如“醫道”、“師道”，甚至于“茶道”、“棋道”等等，而且泛濫成災。

　　其淪落和庸俗化的惡果在于：

　　一是使得對中國的“王道”，及其“政體”、“政治”，和“治世”等等的認識出現了斷層。在這種背景之下，葬送了極富創造性、革命性的老子思想和哲學。并從此以后，給了一些西人“東方無哲學”的口實，至今令西洋看不起中國人。

　　二是使得中國的“理學”、“心學”泛濫，使得專制主義統治了中國幾千年，使得中國社會在專制主義的泥淖之中緩慢的向前發展。

　　三是使得以孔子的“仁政”、莊子的“順其自然”式的“空想”和“安慰”成為了麻痹人的思想、消磨人的斗志的精神毒藥。這種“空想”和“安慰”，使得中國面對列強累戰累敗，飽受磨難。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國的“道”、“德”思想絕非是“道德”。中國的“道”、“德”思想有著巨大而深厚的政治學、哲學的意義。特別是，老子對“道”的三個層次和三種形式的認識，和對“道”、“德”關系的認識，無疑的，叫做“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可以令被今天人們所公認的中、外偉大的政治家、哲學家們汗顏。然而，看看中國“道”、“德”思想的淪落和庸俗化，和倫理“道德”觀的泛濫成災，無疑的，這真真成為了一大歷史的嘲諷，和玩笑，真真成為了中國思想界的莫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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