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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伯特·博德對西方思想的闡述
賀伯特·博德（奧斯納布呂克大學系退職教授）出生于1928年，他的主要著作呈現出三部曲的構思。至今出版的有《形而上學的拓撲學》和《的理性結構》。這里所開始的不亞于對西方的一種系統(tǒng)的整體構思，從希臘的開端[復數]到當代。;
;;;;;; 這樣精深博大的事業(yè)需要清晰的建筑學和目標明確的選材，整體和自己的主導的陳述意圖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細節(jié)上從視線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體區(qū)分”的位置[復數]上，它們對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個的思想形態(tài)[復數]的整體性是不可放棄的。因而，宗旨不是時間歷史-全書式的總體性，而是按照事質來劃分的整體性。各個思想家乃至他們的位置對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這種思把自己本身理解為一種“建筑性的”思，更專業(yè)地說：一種“理性關系建筑學的”思。;
;;;;;; 在整個建筑學中，博德區(qū)分三種各自作為整體來理解的精神歷史階段：（1）從古希臘直到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歷史，（2）在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那里達到頂峰的現代和（3）接下來的“次現代”[Submoderne]（博德優(yōu)先選擇的措辭）或者后現代。博德所關心的是突出在這些階段之間的每一次“切割”的徹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問地設置為前提的哲學“運作連續(xù)性”的意義上，通過效用歷史和歷史的視角化把這些階段“粘貼起來”：這樣的方式只是掩蓋了[如下事實]，思在每一個時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學關懷正是這種區(qū)分而言，因而需要劃分各個使命的清楚界線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 的清楚界線。作為在個別階段內的位置[復數]（所謂rationes[理性關系]）的區(qū)分原則和建筑原則，一種三分式起著重要作用，博德從海德格爾的用語“思想之事的規(guī)定”那里借來這種三分。一個位置讓自身由此來得到規(guī)定：它是從（一）思，（二）從[思之]事還是從（三）前兩者的規(guī)定來取其開端，接下來的兩個其它關系項[Termini]的順序是如何構成的。每三個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關系]組成一個形態(tài)[Figur]，它的聯系每一次由這些關系項的一位來承擔并且完成。這種抽象的結構原則已經指出理性這一概念的基本的上的區(qū)分[復數]，博德的全部工作圍繞著理性地運籌和繼承這些區(qū)分：“理性”（對于現代：“技術理性”）從作為第一關系項的思乃至認識來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態(tài)[復數]圍繞著其ratioes[理性關系]中的事-關系項，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 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學的理性”每次皆從規(guī)定開始。[2];
;;;;;; 在獻給西方之思第一階段的《形而上學的拓撲學》（=TM）中，博德闡明“自身不再運動的形而上學”，為的是“在形而上學之知中尋訪開端性的理性的或者‘開端的’思想的原則，而原則首先為歷史性的。”（TM 49）。這里他發(fā)現一個基本模式，這讓他把形而上學的歷史分為三個同等的時代：時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態(tài)[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學的思的前面，這就是說，一種非哲學的知，一種關于人的規(guī)定的知先行于哲學。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關系中，自然理性處在這種智慧的對立面，自然理性從自己的經驗或者更確切地說從觀察中提出一種知，并且試圖占據原始智慧的地位。這種自然之知最終表明自身沒有根據，同時帶來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約束性的危機，這導致理性與自身相區(qū)分。區(qū)分是這樣發(fā)生的，理性作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 （“形而上學的”）通過自然哲學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結合”：這種銜接的發(fā)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賦予喪失約束力的智慧以相應的“邏輯”和與之不可分的確定性，這意味著，把智慧建立在相應的原則上并且將它帶到第一——形而上學——的形式中。在這種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對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護或者掩護[Bergen]中，理性顯示為在哲學的詞義 [“愛-智慧”] 上的理性，形而上學顯示為真實的“愛-智慧”：“形而上學知道自己從它的每一個開端上就是愛-智慧。在它的每一個時代它皆以此為目標，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現為科學，并且是以這種方式：智慧是給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曉的禮物。”（TM 442）;
;;;;;; 為了適應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為了能夠恰當地“用概念來繼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須特地規(guī)定自身，把自己作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學的理性與自己作為自然的理性區(qū)分開來。所以，到黑格爾為止的哲學歷史在博德的闡述中最后只有通過理性本身的區(qū)分運動才能夠把握。因而，對海德格爾的問題“什么是形而上學？”的回答與其把注意力轉向一種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對象規(guī)定（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區(qū)分）或者神學（最高存在者的學說），不如將注意力放在作為思想形態(tài)的形而上學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這種理性所締造的得到論證的洞見的統(tǒng)一性上，這是對一種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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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應屆畢業(yè)生論文網
把這種結構原則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顯的智慧形態(tài)[復數]的三分式[3]和與智慧形態(tài)[復數]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時代[復數]上，其組織構成如下：繆斯之知出現在第一時代（荷馬，赫希俄德，索倫），知的核心內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應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這種同一性以神性的決議為依據。與這種得到啟示和神性擔保的關于如其所是的約束性的智慧相對立，自然理性出現在宇宙論的形式中（阿納克西曼德，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種以觀察為依據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這種純粹的人的洞見的不完滿導致這樣一種危機，在危機中形而上學的理性首次以巴門尼德的形態(tài)而出現并且把那種孤絕的[das eine]存在者[巴門尼德的另一準確的說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規(guī)定為約束性和完美洞見的結合原則。柏拉圖的善的理式處在認識論的完美中，在這里亦如在亞里斯多德的作為第一科學和神學科學的形而上學那里——有不動的推動者作為理性的純粹現實性，繆斯智慧的具有約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終在變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學的掩護[Bergen]。結論是：“第一時代的形而上學用“讓”[Lassen]的方式來完成可以洞見者和所應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讓KOSMOS[宇宙]存在——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亞里斯多德沒有忘記，他在開端上須感謝誰：他的荷馬。”（TM 165）; 博德在《現代的理性結構》（=VGM）中致力于后黑格爾的現代，現代在核心處的標志是對作為純粹理性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徹底拒絕，在理性科學中理性“事實上不和別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純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現代充分發(fā)揮其關鍵作用，并且“追求‘從事情上’得到規(guī)定，抵達‘事本身’[復數]，事作為某種無法揚棄的與世界理性不同的東西對于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給定的’。”（VGM 689）現代理性也不再作為概念把握的而關涉到一種并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體性”：歷史，世界和語言，現代理性與它們處在一種直接的關系中，這就是說，不再通過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關系�，F代世界理性對先行給定者的省思可以分為三大形態(tài)，在這三大形態(tài)內每一個位置（或者ratio[理性關系]）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體中的一個。這種雙重的三段論[Triadik]與ratio terminorum[理性關系的關系項]及其事、思和規(guī)定的變化順序的動機密切相關，是現代整體的建筑學原則。第一個形態(tài)，對科學[復數]的省思，其標志是在內部發(fā)揮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進入省思的全體性由此顯現為具有技術規(guī)定性的整體：相互關涉的思的技術語言（弗雷格），統(tǒng)一的自然現實性的世界（石里克），最后是科學的問題狀況的歷史（庫恩）。這里，現代理性作為技術的是形而上學時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種繼續(xù)，然而不再有對應的概念把握與之相區(qū)別，以至于科學[復數]最終不斷地陷入技術的內在本性[Inhaerenz]。隨著這種自然理性和技術理性的連續(xù)性假設，博德同時突出與海德格爾的命題的區(qū)別，這個命題就是技術之思是形而上學理性的遺產。;;;;;;; 如果形而上學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還在現代有地位的話，那么，似乎在第二種省思中，它以解釋生活為目的：在歷史性生活的解釋學（狄爾泰）和世界意識的現象學更新（胡塞爾）中，難道不正是在這里一種先行的賦予[Vorgabe]被理性所繼承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種新的第一科學了嗎？但是，這里必須注意先賦[Vorgabe]的區(qū)別：形而上學時代的智慧[先賦]提出真理的要求并且以內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為標志，這種理性呼喚出哲學的理性[Vernunft]，而現代理性的先賦是“無理性的，體驗的生命……，一如它在歷史、世界和語言中展示自身并且總是被闡釋出來那樣”（VGM 231）。因此，不再可以把這種被體驗的生命的“眾說紛紜的”[“doxischen”]形態(tài)放到邏輯上透明的科學統(tǒng)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種奠立意義的理解學說中，理解在這里是對本身無理性的生命的理解。這種從根本上不同的邏輯表明現代解釋學之思只是對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維特根斯坦對生活的語言性的省思給上述“形而上學的余燼”（VGM 188）一個結束，哲學概念的規(guī)范區(qū)別在語言游戲的多樣性中滅亡了，語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種logon didonai[講故事][4]的形態(tài)中顯示自身，這種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論證的呼喊——“我正是這樣來做”——中被取消了。; 以變化的目光關注業(yè)已完成者，博德結束了對歷史（哲學或者形而上學的歷史）和世界（現代省思的世界）兩大“全體性”的工作，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理性關系的建筑學與語言及當代或者次現代之思的交鋒：以建筑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體為目標的三段式建筑學闡明次現代的看來似乎不可簡約的多元主義，他把無序的次現代（梅洛-龐蒂，福柯，德里達），結構的次現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維-斯特勞斯）和形態(tài)（萊爾，奧斯丁，達米特）區(qū)分開來。接下來最后一步應該是對在西方智慧形態(tài)[復數]中給予尺度的“言語”的尊崇和評價，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終作為愛-智慧而圓滿結束。;
;;;;;; 博德的事業(yè)在當今的哲學風景線上當然顯得像一塊漂流石般孤獨，作為敢于體系化的思想的見證，它現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滿之前，“理性地談論理性”（VGM 16）。它以時常奪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筑學面對讀者，這種建筑學無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鋒在這里都應該把博德下面的話銘記心上：“因為批判不在原則上也就不在整體上造成區(qū)分，所以它停留為學術活動，這種活動沒有超出諸如牢騷的價值。”（TM 46）
賀伯特·博德的重要著作：;
《形而上學的拓撲學》，卡爾·阿爾貝出版社，弗萊堡/慕尼黑 1980。(書店已售完);
Topologie der Metaphysik,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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