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西方哲學已經死了？

為什么說西方哲學已經死了？

　　;;;;筆者有一個觀點在拙著《問人性》書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即人類最初的精神性，也即道德心，均發源于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二百年之間，人類的三種原道德精神性——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愛精神，即在這個時期分別發源于古希伯來人、古希臘人和古人之中，這三種原道德精神性分別構成了興起于希伯來、希臘和中國的神學、和人學的精神的核心：神學的精神核心是信仰的意志；哲學的精神核心是求知的理智；人學的精神核心是仁愛的情感。無論神學、哲學、人學，它們都起源于人類的對發自內心的善的追求，也即對人類的道德精神的追求。

;;;;古希伯來先知視人類對上帝的信仰的意志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古希臘哲人視人類對知識的掌握和追求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古中國圣人視人類對彼此的仁愛的情感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按筆者今天的理解，第一種信仰精神的善其實應是古希伯來人對于人類求真的意志精神的原創；第二種求知精神的善應是古希臘人對于求善的理智精神的原創；第三種仁愛精神的善則本應是古代中國人對于人類求美的情感精神的原創。古代人把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意志、理智、情感等的內在精神全都歸之于追求相反于“惡”的人類內在的善“心”，它們全都是發生于人們內心的求善（好）的精神力量，這些力量對于人們的原惡和原欲都具有某種抑制、約束和調控的作用，所以它們都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的道德精神力量。 　　

;;;;隨著上帝的死亡，曾經沾沾自喜于為上帝挖掘墳墓的理性的自己也終于岌岌乎殆哉了。

;;;;發源于古希臘的哲學求知精神也曾經是人們追求發自內心的善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最早，它為表現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70年）所提出的關于“邏各斯” 的觀念之中，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中被認為是第一個提出了宇宙論倫理思想體系的人。赫拉克利特強調“邏各斯”不僅是宇宙的普遍法則、，而且也是人人都應當遵循的共同的行為法則和命運的“守護神”。在柏拉圖的哲學中，“邏各斯”是理性的法則，是最高的理念，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邏各斯”是邏輯之母。在后來的斯多葛派的哲學中，“邏各斯”成了世界萬物的命運，在再后來的神學家的眼中，“邏各斯”成了神圣的智慧，成了一神論宗教的依據，到了最后黑格爾的哲學中，“羅各斯”又回到了柏拉圖的理性精神的表達，而且成了人類絕對唯一的精神。

;;;;由于邏各斯也即理性精神最早所曾表達的某種神秘性，以及人們對于支配宇宙、、、人類等萬物運動和生命的法則、規律的無限敬畏，使得哲學的研習也曾具有可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內在焦慮的迷茫和任性的狂燥等原惡本性，而獲得內心寧靜的某種精神的效能，所以，哲學的求知精神也曾成為人類追求發自內心的善的某種精神力量的源泉，從而，上的西方哲學的理性精神也一直曾經充當人類的某種原道德精神。然而，這種曾經作為西方人類的一種原道德精神的哲學的理性精神，在經過了近幾個世紀的演變和之后，卻愈來愈變成了僅僅外在物質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理性主義的精神，它雖然是人類用于改造自然乃至改造社會的強有力的物質主義的形式工具，但同時也愈來愈離棄了它曾經充當的人類原道德精神的基礎或源泉。這時候的哲學已經與人類的道德精神、與人類所追求的發自內心的善的精神毫無關系，而徹頭徹尾變成了一種人們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質主義、理性主義的工具。

;;;;哲學的死亡正是發生于它對人類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來愈絕對的離棄，以及與此同時，它的愈來愈只變成了個人在社會歷史中爭權奪利的形式主義的工具。正如筆者在本書中所描述的，這種哲學工具的不斷強大和發達，次第造成了人類中種族、宗教、民族、國家、階級、友誼、家庭，最后乃至個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在哲學的氛圍中，人類的人性不是被高揚了，被升華了，而是恰恰相反，人愈來愈變得不成其為人，變得愈來愈寡廉鮮恥，變得愈來愈無視善惡，變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發生同類的自相殘殺，更少發生象人類中所曾呈現的，愈是大規模地提高自相殘殺的力量，便愈是顯示出人類自身的某種“進步”、“高貴”、“優等”。近五個世紀以來，人類即明顯地是在不斷地發展殺人的武器的過程中顯示出其“進步”、“高貴”和“優等”的。

;;;;愈是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往往也愈是更顯示其某種道德精神性，從而也更顯示出他們對人類未來共同命運的關切，而愈是靠近今現代的哲學家則往往相反，他們更顯示出對人類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變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變成一味只知尋求符號精密運算的怪物，變成冷漠的語言、語句、語義的專家。其中不僅包括一些現代主義的哲學家，也包括某些所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家。他們愈來愈只感興趣于對“真”的愈來愈精密的思考，而把對“善”的思考愈來愈只局限于原子化的個人自身，局限于只考慮個人自身的善的外在條件的規定，而根本忽視了其內在自律力量的發生機制。這種個人主義的“善”顯然已與人類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毫無關系。說白了，西方哲學從它的一開始就繼承了西方神學的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它的進一步的發展，并走向離棄人類群體道德的后果，也本來就是必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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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西方在近代逐漸由盛而衰，以至到本世紀末最后走向終結的過程，在本書的第二部、第一章的第一、二節曾進行過比較詳細的討論。在那里著重說明的是，當哲學以完全離開神學、排除信仰的方式自行到獨立的頂峰之時，實際上也是它完全過濾掉道德精神，不再具有幫助人類從內心深處生發出自律的善的精神力量之時。這時的哲學要么變成了概念真值運算的純粹的邏輯主義工具，要么變成了一味只為人們的世俗利益從事詭辯的理性主義工具。過去的哲人曾考慮的支配宇宙、、、人類整體的和諧存在的法則、意義之下的“邏各斯”，現在只剩下了為個人、為小群體（如階級等）的利益辯護的相對主義、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絕對理性作為上帝已經被子黑格爾非常禮貌地請出了現實的舞臺，至于信仰的上帝、仁愛的上帝則早就已經被人們宣判了死刑。說得干脆一點，這樣的上帝壓根兒就不曾存在過。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即是說，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的絕對性價值，在哲學的理性法庭中是不被承認的。如果說，在笛卡兒、康德那里，還為這些絕對性價值保留了上帝信仰的位置，或作為“絕對命令”而被加以肯定，那么，在黑格爾那進而，理性已被宣布主宰一切，而且上帝即是絕對理性精神，絕對理性精神即是上帝，這足以說明，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的被無視的下場。至于到了維特根斯坦，判定一切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實際上也即判定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無意義。西方哲學到了維特根斯坦，基本上等于完結了。前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宗旨只不過是“對思想進行邏輯解釋”，“邏輯原子論”、“邏輯實證論”，實際上是等于宣布，哲學屬于純粹的理性工具，完全與人類的信仰精神和仁愛精神無涉。“對于說不明白的事情就應沉默”，“迄今為止就哲學所寫的大部分句子和命題并不都是錯誤，而是沒有意義”。這等于明白宣布，一切涉及人類“心靈”問題的形而上學均無意義�？膳碌氖�，也基本上等于說，人生毫無意義。歷來的哲學本來是希望為人類尋找到某種意義的，特別是某種原道德精神的意義，現在全都完蛋了！

;;;;后維特根斯坦，把哲學的任務定格為設法使人類的思想擺脫語言為它設下的陷阱，哲學應放棄解釋一切的企圖，而只成為“純粹的描述”，這等于實際上結束了哲學，結束了哲學試圖關切人類命運走向的一切可能性。維特根斯坦為后來的“哲學家”們準備了大量關于對語言、語義、語句等等進行的任務，哲學本身則成了一種智性游戲的工具，或工具的智性游戲。

;;;;可以說，近代西方哲學從笛卡兒開始，經過康德的開拓的創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爾，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后的頂峰，此時此刻，上升的路已經斷絕，只有沿著山峰的另一面自由下墜了。二十世紀，是西方哲學走向終結的世紀，傳統意義下的哲學家事實上正在變成人類思想界的累贅，剩下的人們除了進行一些語言、語義、語句等等的分析游戲之外，實際上已經對人類未來的事業無足輕重了。

;;;;有人指出，德國古典哲學是在上論證人類自由精神權利的哲學，其實，西方哲學的最偉大的功績也即在確認人類精神自由的權利。然而，哲學的死亡，則是因為它把絕對的自由唯一只判定給了本來只應屬于相對性的人類的理智。在哲學的道路上，英國人首先在思想上、言論上要求自由權利，法國人最先在社會行為上、在權利斗爭中爭取自由權利，德國人則最早在理論上論證人類精神自由的權利。在康德，這種自由的絕對性并不屬于人類的理性，而是屬于信仰、仁愛的上帝和道德的情感，而自由的相對性才是屬于人類的理性，或理智，在康德那里，人類的理智是受到限定的，它不可能認識物自體和上帝，雖然它有相對的自由權利，但它絕對不是自由本身，因為它不可能成為絕對者自身；可是到了黑格爾，理笥成了一切的主宰，成了上帝自身，上帝即絕對理性，絕對理性即上帝。理性被黑格爾抬上了絕對的寶座，理性成為絕對，也即被認為是自由本身。無限夸大人類的物質性工具的自由，這樣做的結果，反而取消了人類理性賴以成長的道德情感和信仰意志的精神自由，取消了人類靈魂的精神性的自由。取消人類靈魂精神性的自由，實際上也即是聯消了哲學自身存在的前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哲學最初的誕生是密切相關于人類的道德精神的。失去了道德精神前提的哲學，必死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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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從懷疑一切開始它的使命，然而它卻以取消一切可懷疑的對象來宣告自己的終結，想起來這很可笑，但的確這就是命運。

;;;;當西方哲學借助于維特根斯坦向世界宣告，一切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對于一切說不清楚的事情就應該保持沉默，此時此刻，哲學不死還更待何時？

;;;;如果哲學只講哪些明明白白的東西，還要哲學何用？哲學只講個人主義、物質主義、邏輯主義、現世主義、總之，理性主義，它不死，還更待何時？

;;;;更可怕的是，西方哲學先天地即繼承了西方神學的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的傳統。古代希伯來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靈魂的人，所以必須要有上帝；古希臘一羅馬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的人，所以必須要有議會、選舉、法典；英國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的人，所以必須要有憲法保障公民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權利，保障公民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的權利，保障公民有結社自由的權利；美國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文化的人，所以必須要有最暢通無阻的信息……。

;;;;通過上面所述，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近代數百年的進步，無不根源于西方神學，繼而西方哲學對人性本惡的確認。當這種人性本惡被哲學推向了極端之時，也即被推向了最極端的惡的物性之時，“惡”的人性將何以自救？人還成其為人么？事實上，今天的人類已經開始了面臨這種危境：嚴重的人類心態危機，也即道德精神的嚴重喪失，更直接循環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如人類中刑事犯罪案件的劇增等）和嚴重的生態危機。哲學的迄今已幫助打開了一切“潘杜拉盒子”的盒蓋，讓一切非人的物性的惡都自由地流竄于人世間，可是它卻無能把它們再驅趕回去。哲學本身也被這種物性的惡消滅了，哲學早就與追求人性的善毫無關系了。哲學不死，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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