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之哲學詮釋論文
爭論，或者火藥味更濃的一個詞“論戰”，在漢語里含有兩個明顯的要素：爭戰和講論——作為爭戰的講論和作為講論的爭戰；以爭戰的方式來講論，以及在講論中爭戰。然而，這竟然是可能的嗎？爭戰和講論，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類活動，它們各自遵循著不同的法則？抑或它們之間有著某種不可分割的原始聯系，以至于勢必越過表面上的不同而總是糾結到一起？
“Ilikediscussions,andIamaskedquestions,Itrytoanserthem.It’struethatIdon’tliketogetinvolvedinpolemics.”——“我喜歡（通過言談進行的），當我被問的時候，我嘗試回答它們。我確實不喜歡被卷入（通過言論進行的）爭戰。”[1]
在上面的翻譯中，我們小心翼翼地回到“discussion”和“polemics”這兩個詞的詞源，把它們分別試著翻譯為“（通過言談進行的）分析”和“（通過言論進行的）爭戰”。括號的使用表明：無論在discussion還是在polemics中，言談講論的因素都是后來附加上去的。“討論”這個譯名只是傳達了“discussion”這個詞在其含義中比重較大的“言談”一面而遺失了其拉丁詞源的原初含義：動搖、打碎、分裂，一塊一塊地去分析、。而對于“polemics”來說，“論戰”這個翻譯雖然簡潔而完備地包含了“polemics”在現代西文中所含有的爭戰和講論這兩個因素，但是卻沒有傳達出這樣一個詞語的實情：那便是在“polemics”的希臘詞源中，本來并沒有“言論”的因素，而僅僅指戰爭。大概只是在基督教神學中才出一種被命名為“polemics”（“爭辯學”）的神學分支，意在通過言論——而這當然必須以教會在此世的權力作為后盾，以及必然會以付諸實際懲罰作為其后果——而駁斥異端謬誤。從那此后，“polemics”這個詞中的“講論”因素才牢固地駐扎進來，乃至成為主導性的方面。這是兩個原因所導致的共同結果：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存在著對于普遍共同語言的信賴；另一方面，戰爭作為起源在過度文化的繁榮景象中傾向于被掩蓋。
上面所作的翻譯討論決非無關緊要的吹毛求疵，更不是可憐的語言知識的不自量力的炫耀。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僅僅意在提出一個問題：何謂爭論？這是一個看起來極為普通乃至無聊的問題？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中，這個普通的問題也許是尚未被提起過的問題？至少，從上面的翻譯討論中，我們已經發現，不要說這個問題，甚至首先是這個詞，“爭-論”或“論-戰”——在源初的意義上聯系著爭戰和講論這兩個因素的詞——在西文里都是缺乏的。這種缺乏起源于一種對語言與戰爭之本來聯系的回避，而此回避則源于對語言的過于意愿善良的期望。這種善良期望首先表現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dialogue和dialectic中，后來在黑格爾的Widerspruch中，以及最近仍然在哈貝馬斯的Kommunikation概念中得到表達。
作為dialogue和dialectic的前提和自始至終規定著全部對話過程的那種希望通過對談而貫通歧異雙方的基本善良愿望來自一種對于單數logos的信念。借用維特根斯坦的用語，我們也許可以說，這個單數的logos是一種、惟一的一種私人語言——但不是某個個人的私人語言，而是公共的私人語言，語言本身的私人語言。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樣完全奠基于此公共的私人語言之上。“語言有一種神圣的性質，”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感性確定性分析”中說道，“在語言中我們自己直接反對（Unmittelbarwiderlegen）了我們的意謂（Meinen）。”[2]借助這種直接反對的機制，“現在”、“這里”、“這一個”，這些表面看來最屬于個人之私人性質的“意謂”，立刻就轉化為最普遍、最沒有確指的表述：這便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感性確定性的真理說的是：神圣的語言本身的作為公共性的純粹私人語言：其內在私密的純粹性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任何個人之私密的意謂都還過于外在、偶然和嘈雜：你有你的意謂，我有我的意謂，“這里”聲音太多，存在著爭戰和不和。然而，無論是誰，只要他說的是“這里”，這里便是同一個地方、惟一的地方：那便是語言本身昵喃低語、嗡嗡作響的內室。然而這仍然是一個嘈雜的所在、戰爭的潘多拉盒子。
然而，無視其嘈雜和爭戰的本性，人們相信：既然它是公共的，既然它是公共的私人的語言的獨白，那么，在這種公共的私人語言或有著神圣性質的語言本身的獨白之中，歧義、歧異、誤會、爭戰和喧囂[3]就不應該是被理解為在語言的起源之中深深根植的東西，而是被理解為從聽力和表達的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東西。但是，實際上，在這種對語言和歧異的理解圖景中，聽力和表達的缺陷甚至是無法說明的東西，因為完美的logos不可能被聽錯和被說錯：從logic（邏輯）上講，這應該是一個全或無的結構，就像電路或機器語言一樣。然而，如果沒有誤會和歧義/歧異，聽和說，語言本身，都將成為不必要的東西。然而，語言竟然產生了，而且充滿歧義和錯誤。這個事實促使我們有必要在一種“歧義的先驗語言”的意義上提問：何謂爭論？以及回過頭來檢視那種公共私人語言信仰的基礎：它原本產生于何種語言的縫隙、歧義或爭戰的空間？然后，它何以成為對自身起源的文飾與掩蓋？而這種和平的文飾本身又是如何作為原初戰爭的歧變的形式而發揮作用？
也許只有進入這些問題領域，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展開福柯與德里達那場圍繞笛卡爾和瘋狂問題而發生過的不幸爭論的深刻而復雜的意蘊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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