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同學畢業贈言
北大同學畢業贈言
(一)
“諸君離學校而去了。在社會上立身的困難,恐怕比在學校里求學還要加甚。若非立志奮斗,則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惱,或轉為墮落的工具。這是諸君所當特別注意的。事業的成功,須經過長時間的辛苦艱難——成功的代價,走過了許多荊棘的路,方才能尋獲康莊大道。立志是砍荊棘斧斤,奮斗是勞力。萬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勞力,獲最大的成功。”這是三十年代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送給即將畢業的北大同學的《臨別贈言》。
補記:蔣夢麟先生(1930.12-1945.11在任)是蔡元培校長的早年學生,后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拜杜威等為師,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職位,是蔡校長治校的得力助手。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北京大學的歷任校長中,蔣夢麟是在職時間較長的一個。關于他的貢獻,傅斯年曾有這樣的評論:“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對此,蔣先生是認可的。為了不至于引起誤會,蔣先生還補充了一句玩笑話:“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二)
“一個大學里,哲學系應該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人數應該最少。但北大的哲學系向來有不少的學生,這是我常常詫異的事。我常常想,這許多學生,畢業之后,應該做些什么事?能夠做些什么事?現在你們都快畢業了。你們自然也在想:‘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們能夠做些什么?’依我的愚見,一個哲學系的目的應該不是叫你們死讀哲學書,也不是教你們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學。禪宗有個和尚曾說:‘達摩東來,只是要尋求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
這句話來說:‘哲學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幾個不受人惑的人。’你們應該做些什么?你們應該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你們能做個不受人惑的人嗎?這個全憑自己的努力。如果你們不敢十分自信,我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寶,送給你們帶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這件法寶只有四個字:‘拿證據來!’這里還有一只小小的錦囊,裝作這件小小法寶的用法:‘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論。’必須自己能夠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別人不受人誘。朋友們大家珍重!”
這篇題為《怎樣才能不受人惑?》的文字是時任北大人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先生給北大哲學系1931年畢業生的臨別贈言。
(三)
“這些天,法學院樓道里總是很熱鬧。畢業和即將畢業的同學興高采烈,穿著畢業服,來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亂神迷,有點惶惶不可終日。等坐到計算機旁寫這些文字時,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畢業呢?還是人家畢業?這種日子再持續下去,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沒法做了。因此,有許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長的。前幾天,博士生、碩士生畢業,我講了話;今天,又要講話。我現在才知道,如果沒有秘書,當領導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要講他自己的話,而且要在一些類似的場合講一些類似的話。本來我想把自己原來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講話對象是不一樣的。但一想,這可不能像有些老師上課的講稿——不管哪年、不管對誰,都一樣照著念。看來法律的美德——簡單和統一——和生活的美德——復雜和細膩——還真不一樣。這是說笑話。其實我倒是覺得研究生和本科生畢業典禮應當分開。說實話,對本科生格外優待一點,是有道理的。因為你們進來的時候,不管你們是否愿意承認,確實都是孩子。從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你們把最美麗、燦爛的四年時光留在了北大。我們有更大的責任讓你們快快活活進北大,讓你們高高興興出北大。而且,我還有其他的更為長遠的想法。我在國外了解到,一個學校的校友募捐,最主要來自本科畢業生,因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給人以身份和歸屬感。因此,我現在給你們多一點優待,40年后,我們的北大法學院就會有更多的回報。(看,朱蘇力是多么的狡猾!他甚至算計著你們40年后的錢呢!當然,早一點也行。)而且,就你們這一屆本科畢業生來說,我們也是很有緣分的。將近四年前,我每周都有一天要早起,匆匆趕到昌平園給你們上課。雖然許多人和名字對不上號,更多的甚至連名字也不知道,但我還記得:期末考試時,我看到一份字跡很娟秀,論證很細致,說理挺充分的考卷。我給了他全班的最高分,并記住了他的名字——章永樂。聽說章永樂馬上要去加州洛杉磯分校學習去了。上次看到他,穿著一件因為印上了幾個字、因此就稱作文化衫的老頭衫;衣服太大,空蕩蕩的,讓人覺得那里面不是章永樂,而是一塊搓衣板。我還記得法理課的課代表,印象中是貴州來的一位有點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工作、學習都很認真負責,字也寫得也很漂亮,很大氣,與章永樂的字似乎相反。記得她期中考試好象是得了85分,成績很高,但不是最高,心里似乎有點難受。我就裝作不知道,也就混過去了。后來偶爾在樓道中碰到過一兩次,記得臉型,記得姓劉,名字是方什么,或什么方,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兩個人的名譽權,擅自把她改名為劉方譽;好在她不是齊玉伶,劉方譽也不知道,因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麻煩最高人民法院,因此遲滯了中國憲法的司法化。直到上次照畢業照的時候,又見到她,總算叫對了她的名字。而且發現她不再是胖乎乎的,而是挺修長挺拔的,楚楚動人。對了,她的名字叫劉詩芳。哦。還有張銳,也是一塊搓衣板——只是更長一點,頭上頂著一個與我們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同名的頭型。課間休息,他和一些同學,總是圍著我提問,似乎怕我想不開,會自殺;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機會展示了自己的羽毛。再見時,是在院務辦公室。記得讓他替我起草一份發往香港的唁電。他寫了一篇很好的香港、臺灣流行的那種公文唁電,半文半白,實在令人我刮目相看。想來,幾年來一點讀了不少王澤鑒、史尚寬。只是,不再向我提問了。是的,你們都不再提問了。不再提問,不是因為我的課早已結束了。不再提問,是因為你們已經忙起來了,已經熟悉了北大老師的套路了,已經能從容應付各種考試了。不再提問,是因為你們也許是忙著考toefl、GRE、準備律考;忙著玩計算機和計算機游戲;忙著從網上下載《大話西游》或《我的野蠻女友》或《藍色生死戀》或《電視流氓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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