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徽州地方文獻的獨特性
論文關鍵詞：徽州 地方文獻 徽學 文獻學
論文摘要：徽州地方文獻的獨特性，是因為徽州有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深入開展地方文獻資源研究，推動徽州文化、經濟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古稱新安。自宋宣和三年（1121）形成一俯（徽州）轄六縣（績溪、歙縣、休寧、縣、祁門和婺源）的格局，直至清宣統三年（1911），基本未變。在長達890年的時間里，這六個縣一直穩定地隸屬于徽州，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
徽州地方文獻，是徽州自然地理和人文社會的記載，也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遺產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據學者們的估計，總數在7000種以上，目前存世者尚圾4000余種。清代學者馬步蟾稱贊為“新安為人文淵藪，自文公倡明正學，代有通人，撰述之多，無慮千萬卷，擇而錄之，一代文獻在是矣。”[1]可見，徽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數量十分豐富，為研究徽學提供了必要的依據。地方文獻是徽州區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徽州聞名的一大標志。
一、徽州文獻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
徽州歷史上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獻，其中最多的是文集、族譜、家乘、方志、契約文書、筆記、理學、戲曲等，另外，還具有總結性、集成性的文獻，便是文獻中的最大特色。因此，徽學能成為與久負盛名的敦煌學、藏學并稱的中國三大以地域命名的學科，并引起國內外學人矚目和潛心研究，徽州地方文獻功不可沒。
徽州是一個具有濃厚地域文化特色的文獻之邦，其文獻的多樣性和獨特性聞名于世。除了文集、筆記、歷代著作和叢書之外，徽州地方文獻的獨特性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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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今存歷代各類志書64種，以時代計算，宋代1種、明代11種、清代41種、民國11種。以類型計，府志11種，縣志48種、鄉鎮志5種，不僅為全省之冠，而且在全國也堪稱發達地區。徽州的“方志之書，縱橫古今，分門既多，搜檢難周于通志之外復有專志，專志所以補通志之不足，與通志相輔也”[2]。值得稱道的是，羅愿所編著的《新安志》是現存三十三種宋志之一，也是我國方志發展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志書之一。是現存徽州乃至安徽省惟一的一部宋代志書，歷史價值很高。此外，還有鄉鎮志，這也是方志一大特色。清朝安徽鄉鎮志大部分出自徽州，全省共有鄉鎮志8部，徽州就占5部，他們是：《孚潭志》《巖鎮志草》《沙溪集略》《橙陽散志》《善和鄉志》。鄉鎮志的出現，說明徽州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呈現出繁榮富強，也是研究徽州地區經濟文化的第一手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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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契約文書在20世紀50年代在徽州屯溪大規模面世，從宋代到民國的文書檔案，它們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書、承繼文書、私家賬簿、官府冊籍、政令公文、訴訟文案、會簿會書、鄉規民約、信函書札等。現在看來,我們對徽州以外的收藏很難搞清，對徽州屬縣民間的收藏也探不到底，不知還有多少徽州文書不為外人所知。所以，難于對現存徽州契約文書數量作出有根據的估計�，F在徽州文書仍在不斷發現，其總量當在30萬件以上，其最大的特點在于真實、具體，可以作為歷史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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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家譜主要內容有家譜、族譜、房譜、世譜、統譜、支譜、宗譜、徙譜之類，為了方便敘述，我們統稱家譜。明人程尚寬的《新安名族志》記載，從漢至宋以來，從中原地區相繼遷入徽州的有88個家族，這些“衣冠巨族”，帶來了自己的宗族、部曲，經過數百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強固的宗族勢力。他們聚族而居，一村一姓�；罩菁易V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數量多、善本多�，F存館藏明清徽州家譜約1 300種左右，其中明代家譜約有400部左右，多為古籍善本。探其原因是，徽州人大多自幼就“習儒業”。如宋代胡舜申、元代陳櫟、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積極參與，也就形成了纂修家譜，以弘揚宗族文化的一種氛圍。
第二，家譜的種類繁多�；罩莸貐^家譜，主要有汪、胡、金、米、方、李、黃、王、吳、余、周、俞、徐、唐、孫、許、高、張、葉、程、詹、鄭、劉、錢、戴、謝、章、馮、羅等姓氏家譜，其中大族有程、汪、吳、黃、胡、王、李、方八姓[3]。他們視族譜為經典，把修譜看做是家族內部的一件盛事，至重至隆。它們或為一門之譜，或為一族之譜，或是一村之譜，內容雖有側重，但皆以體現血緣與地緣關系為主旨，服務于界定宗族血緣與地緣界線。其中有代表性的家譜是：《新安程氏統宗譜》《新安汪氏統宗譜》《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濟陽江氏族譜》等。
第三，家譜體例完備。從具體修譜方法看，明清徽州家譜繼承了歐、蘇譜法。歐陽修、蘇洵在北宋時各自創立了家譜，他們所使用的編修方法被稱為歐、蘇譜法。明清徽州家譜在編修過程中不僅繼承了史表、歐蘇譜法，同時也有所創新。程敏政編修《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即被徽州家譜編修者稱為是一大變革。如《新安許氏世譜》說：“古今修譜之例有三變，始如道統圖體者；中如歐、蘇譜體者；至程篁墩謂歐、蘇譜體，一圖一傳，不見統宗之義，乃變為《漢書》年表、《唐書》相表體。”
二、徽州地方特色文獻保存和研究的現狀
徽州文獻是一種極有價值、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獻。至今，徽州已經發現大約有30萬余件文書檔案，據學者們的估計，總數在7 000種文獻典籍，目前有存世者尚有4 000余種。徽州留給后人的有形與無形的文化遺產，實為一巨大寶藏。而大量散落在民間的徽州文獻，境遇卻十分令人擔憂。一方面，它們由于得不到保護，正在遭受自然和人為的損耗、損壞，許多已遭蟲蠹、水蝕、掉頁，失去其供研究利用的價值。另一方面，徽州文獻大量流入市場，被一些人販買販賣，其后果是相當糟糕的：第一，文獻大量流失，加大了搶救與整理的難度和經濟承受程度；第二，破壞了徽州文獻本身的文化價值。尤其是徽州文書中的私人文書原本是統一的、一家一戶的。可一旦上了市場，賣者總是要根據品像挑選而分開售賣，這樣，整體性便受破壞，戶屬性喪失，文書的研究價值也就大大降低。
徽州地方文獻整理和研究的現狀是：第一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張海鵬、王廷元主編，黃山書社1984年出版），就是這一部資料集的出版，揭開了徽州文化研究的序幕。隨后又陸續出版了《明清徽州長社會經濟資料匯編》《巖鎮志草》《明代黃冊研究》《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徽商研究》《明清徽州的民間糾紛及其解決》《徽州文代史探微》《徽州文化全書》《文化徽州》《徽州文化》等資料集和著作的出版。另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大力進行徽州文獻的整理，由朱萬曙、胡益民主編的“徽州資料輯刊”，目前已陸續出版：《太函集》《新安文獻志》《紫陽書院志》《新安名族志》《新安學系錄》休寧名族志》《清代徽人年譜合刊》《茗洲吳氏家典》《寄園寄所寄》等徽州資料的整理出版，無疑是對徽州文獻保存和保護都有很大的貢獻，對徽學研究提供了史料價值。
三、徽州地方特色文獻的地位和價值
徽州地方特色文獻是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自然、地理等的綜合記錄和反映，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文獻的內容所體現出的鮮明的地域性和獨特性徽州文化的特色，因而被稱為“文獻之邦”。
徽學已成為國內地域文化的三大顯學(煌學、藏學、徽學)之一。因此，徽州地方文獻的地位不能忽視�！端膸烊珪肥乔宕』实塾H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收入歷代著作3 461種，錄入存目書名6 793種，總目合計著錄10 254種。而徽州人的著作被《四庫全書》收錄195種，錄入存目256種。共計451種。徽州人著作占《四庫全書》著錄總量的1/23（4.4%）、占收編著作的1/18（5.6%），這個比例對一個徽州地區來說是相當大的數字了。當時清代內地18個行省240多個州府，徽州著作收入《四庫全書》的比例與一個行省的平均數相當，超出州府平均數的10倍[3]。從以上的數字來看，徽州的地方文獻之多，地位之顯赫，在全國同類地區是無法相媲美的。
徽州地方文獻著作質量和學術水平在當時全國都是有很高的價值，如：朱熹、程大昌、朱升、程等新安理學；朱熹的《原本周易本義》《別本周易本義》《文公易說》《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孟子精義》《宋名臣言行錄前集》《二程遺書》（編）《二程外書》（編）《近思錄》（編）《楚辭集注》《晦庵集》等。程大昌的《詩論》《演繁露》《考古編》等。朱升的《朱楓林集》等。江永、戴震的考據學、樸學；戴震所�！端涀ⅰ方鉀Q了長期以來經文、注文混淆的問題。所著《孟子字義疏證》等。羅愿、程敏政的方志學等。羅愿的第一部宋代《新安志》，所存佚文內容最多，最為豐富，涉及面也最廣，歷史價值很高。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一部徽州地方文獻總集，對研究徽州歷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徽州地方特色文獻資源，反映當時社會經濟制度和歷史文化，既有地方性、典型性，又有譜遍性、共同性。這些徽州大家的著作，都是代表當時最高學術權威，最有影響力，其著作的價值和思想至今仍閃耀著光輝。
參考文獻：
[1][清]馬步蟾.徽州府志·序[M].清道光七年（1827）.
[2][宋]李，等，編.太平御覽·序[M].北京:中華書局,1960.
[3]湯華泉.徽州人與〈四庫全書〉[J].安徽史學,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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