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政治與理想政治之間
內容提要 施米特政治哲學在西方是頗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這緣于他對政治的獨立理解，即敵友劃分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解，并以這種極端現實化的政治理解來挑戰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貞獊碜允┟滋氐奶魬鸷蜕钊腙U發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極為重要的當代價值，即在現實政治與理想政治之間，尋找和構建更符合人性的社會政治制度。
關鍵詞 現實主義 現實政治 理想政治
一、作為現實主義的施米特政治哲學-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明確將政治的標準確定為劃分敵友，而劃分敵友的過程就是一個根據歷史情境隨時決斷自己國家敵友的過程，它既需要一個以領袖、精英、元首等形象出現的優秀個人，也需要這些個人在適當的時候決斷民族國家的敵人。決斷民族國家之敵人的過程成了使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標準，而決斷朋友甚或說朋友的概念在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中處于非常微弱的地位。在施米特那里，決斷就意味著例外情態的存在，它是對常規、規則的打破和超越，從而，決斷就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可以將它看作是對啟蒙理性的顛覆。但是，完全的非理性恐怕是完全的混亂，完全的非理陸對人類來說不能成為有建設性的資源，反而會成為破壞和災難的根源。所以，我們認為決斷必須借助于人的理性能力，沒有這種理性能力，誕生新的人類秩序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我們無法回避人的理性能力對于決斯敵人和建立秩序的重要作用，那么，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中就仍然難以回避理性計算的現代性難題，但也正是這種訴諸理性的決斷，才使敵友政治擺脫了它所批判的政治浪漫派的政治審美化立場，捍衛了政治本身的嚴肅性和殘酷性。從以上這些論述中，我們將會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敵友政治必然同審美活動形成鮮明的對峙局面，審美活動本身就意味著它不可能成為施米特所認定的敵友政治。其實在審美活動和敵友政治之間發生了一種深層次的對峙：這就是審美活動主要訴諸個人情感、想象和理想的成分；而施米特的敵友政治更為側重人的理性、決斷和現實的成分。這就注定了審美活動難以成為政治的，也難以與政治形成真實的對抗。德國學者米勒在《危險的心靈》中就曾提到：“據說，施米特常常因他所謂的韋伯式的切近現實，即務實性和現實主義而令人掩卷難忘�！笔┟滋卦谧约旱闹髦幸呀涱A設了發生民族國家間沖突、決斷敵人和捍衛政治性生存的現實可能性等諸多環節，這就使他的敵友政治理論在國際法乃至國際關系等領域具有了極為廣泛的重大意義，其中可能至為關鍵的還是施米特本人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和立場，從而才使他的敵友政治理論既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又產生了深遠的理論效應。
施米特還以自己的敵友政治向傳統的普世倫理發起了攻擊，這與他對敵友政治的現實性理解緊密相關。普世倫理宣稱的所謂的正義、公正、真理等普世價值，不僅破壞了這些道德的真正價值，也失卻了政治的嚴肅性，而政治的嚴肅性本身與倫理道德的規范性是密不可分的。施米特在他的著述中明確反對某一個民族國家宣稱站在正義、人道的方面而參與戰爭，因為他認為哪個民族國家也不具備這樣的權力，相反，這些道德價值往往成為他們發動戰爭的幌子，僅此而已。施米特的這種判斷是對追求普世倫理理想的斷然否決，而他本人給出的答案是：只為生存而戰，除此之外就是借口。用施米特自己的話說就是尋找現實的敵人，識別敵人只是第一步，展開現實的政治行動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這時候戰爭便作為一種自然狀態或說極端狀態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
對于施米特來說，敵友政治對于保持政治嚴肅性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也就意味著戰爭是人類生存事件中不能缺少的自然狀態，戰爭對于人類來說有著重大的生存意義。施米特在《論斷與概念》中說：“將戰爭詛咒為大屠殺而又要求人去進行戰爭并在戰爭中殺人和被殺，以便，永遠不再有戰爭’，這是公開的欺騙。戰爭、作戰的人們的死亡準備、從肉體上殺死站在敵方的人，所有這些都沒有準則性的內涵，而只有生存上的意義，即其意義在于為反對現實的敵人而進行的現實斗爭的現實環境，而不在某種理想的綱領和準則。”施米特在這段話中連續用了三個“現實”，這足以說明他的敵友政治是一種現實政治。與此同時，施米特還在這段話中反駁了達至理想政治的原則和綱領，并將敵友政治稱為一種“純生存層面”的現實政治。
盡管否棄了人類追求普世倫理的可能性，但實際上施米特已經將倫理道德和敵友政治緊密地連在了一起。敵友政治正是以民族國家的獨立主權為自己的基點，沒有政權統一體以及與之相連的決斷敵友的能力，民族國家實質上就名存實亡了。施米特將神學、道德、政治作為密切相連的一條鎖鏈，作為這條鎖鏈的發力點就是政治本身，沒有可以脫離政治而存在的純粹道德領域。從這種意義上說，倫理和政治緊密勾連在一起，而且倫理和政治也只是對于某一民族國家來說的。因而，我們也可以說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是后現代政治哲學，多元國家、多元政治與多元倫理成為施米特敵友政治理論中的題中應有之意。在批駁相信純粹道德的言論中，施米特明確地指出：“只有愚人才會相信，一個不設防的民族只有朋友；認為敵人也許會由于未受到抵抗而感動，這更是一廂情愿的估計�！迸c此同時，施米特還深刻地指出所謂國際聯盟的真實本質，即它仍然是個別民族國家主導的表面聯合，每個民族國家仍要堅守自己的主權和劃分敵友的能力。從而，就沒有真正的國際聯盟；對于國際法的批評也是同樣的道理，歸根到底只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除此而外沒有更好的解釋。
縱觀人類歷史，戰爭作為人類的宿命已經無法避免，即使在這樣一個試圖通過高度技術化而尋求中立、和解的時代，戰爭的陰霾也始終籠罩著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在一個多元民族國家的時代，沒有一個超越所有國家之上的超級主權決斷者，眾多民族國家間的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一般認為，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是政治現實主義者，“但是，較霍布斯而言，施米特是一個更為決絕的政治現實主義者�！闭握軐W家施特勞斯認為施米特恢復了霍布斯自然狀態理論的神圣光環，并且將其發展到民族國家層面的敵友政治，這是施米特對人類始終無法擺脫的、與生存唇齒相依的敵對本性的再次確認，由此施米特也達到了對現代政治、國際關系、國際法等領域的深層次洞見。因此，我們已經在文中提到施米特將敵友政治作為人類無法擺脫的宿命，是與人類的生存事件緊密相連的重大事件，包括施米特所說的誕生人類事物秩序，也要從敵友政治的敵對和沖突的現實情境中獲得動力和解決。按照國內學者陳建洪的看法，實質上在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中，再也看不到永恒自然法的痕跡，而這正是他的政治哲學帶有后現代主義氣息的原因所在。與其說施米特的敵友政治帶有后現代主義氣息，倒不如說施米特更
據德國學者米勒在《危險的心靈》中介紹，施米特曾在自己的原文中就認為他本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其實，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意在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要想達此目的就必須有一種韋伯所說的“政治信念”的支撐。施米特以擁有最高權力的政治統一體來組織和維持一個獨立、強大的民族國家，并以此吸引人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不僅如此，敵友政治總要與以“他者”形象出現的敵人發生必然的聯系，否則敵友政治就將成為不可能。這種作為敵人的“他者”正是作為異質性的文化特殊群體形象出現的，施米特將他們稱為“異類”、“非我族類”。通過對作為敵人的“他者”的強調，更容易激起人們對本民族國家的認同和信任，從而激起強烈的愛國情感，甚至會出現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尤其是在民族國家處于政權動蕩和混亂的時候。
作為德國納粹主義的領導人希特勒正是利用這種現實政治的激進說辭，樹立了共產主義和猶太人這樣一個要與之做殊死斗爭的對立面，由此產生了極為轟動的歷史效果，以至更多的人民選擇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并有很多的人為他賣命和服務。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在當時也是有所指向的，他明確認為列寧在俄國創造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神話，同時他還將其視為具有強大政治力量的敵人。如果進行深層次的挖掘，東方的共產主義思潮和勢力才是德國人真正擔心和恐懼的因素所在，施米特對俄國的警惕也是出于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就俄國和東方的共產主義成為施米特的懼怕對象來說，他的敵友政治作為一種現實政治確實是有著強烈的針對目，標的。正如施米特本人曾清晰表述的那樣：“我們在此所關注的既不是抽象的理論，也不是規范化的理想，而是這種劃分所固有的現實性和現實的可能性�！庇纱耍谑┟滋氐臄秤颜卫碚撝幸呀涊^為明顯的表現出對理想政治的拒斥，他還仍然固守于現實政治的觀點，這一點貫穿于他的整個理論生涯之中。
二、施米特的挑戰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現實性特征
對于施米特來說，敵友政治作為現實政治已經成為各民族國家中最為關鍵的領域，經濟、道德、審美等領域都難以與之匹敵，甚至這些領域難免會出現政治化的轉向。試圖使這些領域成為取代政治以后的主導領域，將是一／個施米特所說的沒有嚴肅性可言的“娛樂世界”，施米特認為這種世界出現的幾率十分微小�，F代民族國家要想在現代世界站穩腳跟和成為真正的民族國家，就不可能允許一個無政治的理想政治世界的出現。施米特在他著述的一段話中就明確表明了這一立場和態度，他說：“政治的統一體就其本質而言不可能是普世的。如果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全都達到如此統一，以致它們之間在事實上不可能存在斗爭，這就是說，即便從偶然的情況看也不再有區分敵友的問題，那么，這就只剩下經濟、道德、法律、藝術等等：而不再有政治，不再有國家了。地球和人類的這一狀態是否會出現，何時會出現，我不得而知�！�
實際上，施米特對現實政治的堅守，早已設定了這種理論的潛在敵人：馬克思的無國家、無政治的理想社會就是施米特設定的直接敵人。在施米特的批判言論中已經露出了這種端倪，比如他說：“這里決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規范，遑論真假，決不存在什么綱領，更遑論是否值得效法，也根本沒有什么社會理想，更遑論其是否美好，這里既沒有什么正當性也沒有什么合法性能夠證明人類相互殺戮是出于某種正當的理由�！笔┟滋卣J為人類相互殺戮的正當理由只能訴諸劃分敵友的現實政治來解釋。否則沒有更好的理由。這意味著他所說的敵人是威脅到自己生存意義上的敵人，從而，劃分敵友并和現實的敵人進行斗爭，才是現實政治的本質所在。
即便我們說馬克思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理論是對理想政治的訴求，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失卻了現實政治的維度。那么馬克思怎樣對待現實政治與理想政治之間的關系呢?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以辯證的方法宋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的，即馬克思不僅企盼和渴望未來理想社會和理想政治的出現，而且他同時也沒有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發現和理解，正是他提出理想政治的現實前提。可以說，沒有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就不可能指出通向未來理想政治的現實道路。因此，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進行一種良好社會秩序的設計和期望的同時，就已經對現存社會的現實政治給予了承認和深刻的剖析，并且馬克思也已經看到了現實政治在現代社會所具有的難以撼動的強大實力。
在馬克思思想誕生的早期，他十分贊賞費爾巴哈對人的現實性的發現，他將此看作是對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哲學的偉大超越。然而，隨著馬克思思想認識的逐步加深，他逐漸認識到了費爾巴哈對人的現實理解的不足和缺陷所在，這就是費爾巴哈只是注重單個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孤立個人，從而，費爾巴哈所理解的人還不是現實的人，而仍然是“抽象的人”，只是他對人的理解較之黑格爾有所進步而已。這里關鍵的問題在于：由于費爾巴哈所處生活條件的限制，導致他對人的理解只能是眾多單個情感個體的集合體，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才在《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批判了費爾巴哈對人的理解：“上半截唯物、下半截唯心”。究其原因，就在于費爾巴哈沒有將人放在現實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關系中去理解，而這正是馬克思所努力去做并最終完成的任務。馬克思明確指出了現實的人只能存在于現實的政治國家內。
其實馬克思已經肯定了現實政治國家對于人本身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也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所在。政治國家的出現使原來散亂的人們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為全體人民在一個國家內更好的生活提供了現實的保障，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對內進行階級統治、對外御敵。從這種意義上說，馬克思已經對政治國家的出現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和肯定，認為政治國家在人類歷史的發展歷程中是一種進步階段的出現。既然政治國家有其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就必須給予應有的重視和充分的分析，因為政治國家在現代社會中充當了絕對權力象征者的角色。因此，馬克思認為對于現存社會的批判不能脫離政治國家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社會現實。不脫離社會現實不意味著對它進行妥協和退讓，而是在深入了解這種現實政治的同時展開對現實政治的批判。馬克思這里講的批判不是簡單的口頭言語批判，而是同時進行物質批判的現實運動，承擔物質批判的承載者就是無產階級。恩格斯在1871年《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發言中就認為工人要想獲得自身和全人類的解放，就不能放棄現實政治。他說：“向工人鼓吹放棄政治，就等于把他們推人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已經把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提到日程上來以后，放棄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币蚨�，我們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并沒有放棄現實政治的任何跡象，而必須以現實政治的方式對現存政治國家展開批判和斗爭，這樣才可能有所謂理想政治因素的出現和到來。
三、游走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馬克思政治哲學
雖然現實政治國家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尋求全人類解放所無法擺脫的事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超越現實政治的理想政治就沒有實現的可能性�，F代世界中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最為現實的關系已經為施米特深刻捕捉到，這就是任何現存民族國家都難以擺脫敵友政治觀的邏輯。即便是這樣，全球化的浪潮和民族國家的迅猛發展，所產生的最為本質的問題仍然處于馬克思政治理論的視野之內：現代工業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大有增強之勢，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斗爭仍在不斷升級，在政治領域產生的對抗也在不斷加深。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和壓迫的工具，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將這種特征發揮到了極致，正是在這時針對現實政治本身的威脅和攻擊將會加強，由此為一種新社會政治形式——理想政治的出現奠定了堅實基礎。從而，對理想政治的期盼就寓于現實政治的發展邏輯之中，馬克思所說的新社會的出現也同屬于這一歷史過程。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對此作了充分的說明：“工人階級并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從馬克思的這段論述中，我們就會看到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不是處于兩個極端的東西，理想政治只能從現實政治中孕育和誕生，而且這種孕育和誕生也只能是現實的歷史過程。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造就了追求資本家利益至上的最高原則。為了讓資本產生更大的利潤，就必須使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力度加強，國家無疑充當丁這種統治的權威工具，國家成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的“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資本在現代社會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它也造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異化”。不僅如此，由資本邏輯所主導的現代社會也證明了馬克思的判斷，即經濟事實成了整個社會的堅固基礎，政治、宗教、道德都可以從這個領域中獲得解釋。這就同施米特對政治作為中心領域的強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施米特對敵友政治的強調在民族國家的政治生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義，但是如果從今天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發展來看，經濟因素仍然占據著絕對主導性的優勢和地位。馬克思所設想的理想政治之所以有其現實可能性，就在于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經濟關系的重視和深刻洞察。從這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的經濟現實就決定了作為政治變革的理想政治行將到來的現實可能性。
國內學者王南浞已經提出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的界分問題，認為它們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張力和沖突，將現實政治提升到現代社會的重要位置上，這種理解對于當代中國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現實政治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即便是這樣，馬克思所說的理想社會對現實政治變革的規約和引導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極為寶貴的思想資源。
馬克思固然是十分重視社會現實的，他的研究重點也正是力圖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沒有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充分發掘和體察，就不可能有對這種社會現實的真正批判和揚棄�？梢哉f，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并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目的所在，對理想社會的尋求和尋找現實的實現途徑才是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恩格斯之所以認為剩余價值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就在于它們具有十分重大的社會歷史意義。剩余價值的發現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運行機制和秘密大白于天下，歷史唯物主義的發現則使以往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并由此對于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做出了科學的判斷和預測——自由人聯合體的出現。至于現實的實現途徑，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為我們提供答案：理想的實現是一種歷史過程。
理想政治對于人類來說當然還是一個沒有完全出現的事物，但它是現實政治必須力求趨向的目標。馬克思十分重視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辯證張力關系，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說：“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崩硐胝握桥c現實政治的映照中才顯示出它的崇高性和超越性，因為“沒有完滿，便無所謂缺陷，沒有理想，現實的缺陷便無以彰顯，改造便無從著手，失去了目標�！睆倪@種意義上說，理想政治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和規約也就變得更加明確起來。
實際上，無論是馬克思對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斗爭的論述，還是他對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之間關系的理解，都已經透露出馬克思在理解這些問題時所采取的辯證方法。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要通過自己的理論去引導和促使持續不斷的社會變革與政治變革運行起來。我們知道改變世界成為馬克思整個理論的現實指向所在，而要實現改變世界的功能，就必須保持理想政治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這樣才能使理想的世界不斷地從現實社會中生發出來。正如美國學者詹姆遜所說：“在這種意義上，烏托邦學可以復活思想里長期睡眠的部分，復活政治、歷史和社會想象中因不用而退化的器官，復活因長期不鍛煉而僵硬的肌肉，復活因長期習慣于不行動而喪失的革命姿態�！雹圻@就與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的看法頗為相似，他們都宣告了在當代社會不能沒有諸多馬克思的精神。因為當代社會仍然是一個值得不斷質疑和批判的時代，理想政治作為人類社會未來的理想社會制度只能從對現實政治的不斷敲打中緩緩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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