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德治”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唐君毅“德治”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摘要：唐君毅德治思想的核心內容是道德之治，而道德是國家之大德與個人之小德的有機結合，其的核心內容是仁義禮智四德。而四德是個人修生養性以及人與人交往時待人接物的基本準則。它是人們要達到的一種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四德具有自足性和與其他文化活動的相依性，因此其時代價值要在實踐中體現。

　　關鍵詞：唐君毅；“德治”思想；時代價值

　　一、唐君毅“德治”思想的核心內容

　　唐君毅的“德治”思想的核心內容主要體現為道德。道德是人們內心確信的關于善與惡、美與丑、正確與錯誤的判斷和在這種判斷指導下的行為規則，從本質上說，道德更多地表現為信念和良心。道德建設就是要激發人們內在的力量自覺維護、創造良好的社會秩序。道德應為德治的核心內容。而基本善德（或道德品性，包括仁義禮智四德）又為道德的核心內容。它包括個人活動時之善德和與人交往時之善德。

　　（一）個人活動時之善德

　　1、自己對自己之仁。它是自強不息，自己奮發，自勉向上，自力充沛有余及生機洋溢之善。這種善，最初只是一種觀念，即通過人之活動之“慊足或不安之情……更順其活動，……（或）阻抑其活動�！辈⒁源藖砼袛唷拔崛嘶顒又�善不善，而善善去不善之道德理性自我，或良知之呈現”。而有善不善的種類及各種類之善不善的觀念，是當我們對自己“所慊足之活動或不安之活動[1]的性質類別，有進一步之察覺時才有的。而且人們最初所覺察的善之活動，是能成就促進其自身繼續與發展之活動。

　　第二、自己對自己之義。即自己裁制自己，為另一自己留地位；也即謂人雖從事一種活動，而其心卻并未陷溺于此種活動。這種不陷溺之表現，在于自己在從事一種活動時還能兼顧從事他種活動，或者在其從事一種活動時，仍能在理性中了解其他活動之價值。

　　第三、自己對自己之禮。即自己對將來自己之活動之尊重。因為敬事、遠見、預謀、謹慎，皆為一善德。意思是當我們從事當前之活動時，不僅有此活動呈現在我們的自覺中，還要有此活動對于未來其他活動之促進引發之價值，呈現在我們的自覺中，這才是本次活動之理想意義的指向之所在。人們對當前活動的價值認識越深，對自己今后的活動的促進作用就越大。這便是對自己之禮。

　　第四、自己對自己之智。即自己之保清明理性，以判斷自己。因為能保持清明之理性，與時作反省之本身，亦為一善。一個人常保持清明之理性來反省自己的每一種活動，使其能普遍地為過去現在未來之我所承認，這就是一個人貫通統一的人格。因此，凡不為未來之其他活動設想，缺乏遠見預謀謹慎之活動；凡陷溺黏滯于一活動，而不能在必要時表現斬截之斷制，使其他活動之繼起成可能之活動；凡懈怠而不求繼續之活動，皆為使不同時之自我之活動相阻滯隔絕，而妨礙不同時之自我之統一貫通性，將被斥為不合理性，“為吾人所視為非而當改者”。為此，唐君毅認為“……心之虛靈、凈潔、平靜通達，時有自知之明，是人之清明之理性之時時在躬�！盵1]

　　（二）與人交往時之善德

　　唐君毅認為，在人與人交往過程中的基本善德為仁愛。而人最初之仁愛表現，唯中國儒家認識最真。所謂愛人如己、推己及人之恕，有人己之差別觀念，雖然也是仁之表現。但這種表現，又落后于儒家所言之仁之表現。儒家所言之仁是一種與“肯定人己差別相伴”之德，即禮、義與智，是涵蓋人我及以仁為本之超越的道德自我之呈現。這種道德自我是以承認人我之差別分際分位，抵消私欲，并代替“順私欲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排斥人于我之外，所造成之另一種之差別”者。正因為承認人我之差別與分際分位，才使我們產生一種“不愿受人之侮辱、受人之爾汝，不肯食嗟來之食”的自尊之感覺。[1]

　　總之，這種超自覺的自然合理之仁義禮智之表現，是仁義禮智之德之最初表現。其進一步之表現，就是仁義禮智四德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二、唐君毅“德治”思想的運用

　　唐君毅的“德治”思想是在不斷的道德活動中彰顯出來的。四德是人們主要之德行，但并非人的一切德行。因為人們的每一個善行善念，都有所關聯之情境并有其特殊性，因此，這些善都可以是一種特定之善。而一切特定之善，只要不與其他特定之善相違，就可以成為普遍化而合理的善。因此，人之道德自我，都有無窮合理的善德，不甚枚舉。但在通常的實踐中，道德活動都具有雙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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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道德，一方面是無盡的表現，而另一方面則是對自覺道德生活的絕對滿足，“處處求諸己而外無所待，內無所憾者”。這與人的文化生活不同。

　　人的欲望生活，不能外無所待。因為欲望自我根本為向外要求外境，才能滿足的。而人的文化生活不能無所憾，是因為文化活動是自覺欲實現一客觀價值的活動。道德之價值，實現于人之人格之內部，而非實現于人之人格與外物之關系。雖然人們在沒有道德生活之前，有自然生活，有文化生活，這種自然生活、文化生活，可自然地表現為道德價值。但這種道德價值是針對他人，而非針對自己的，是一種非自覺的，人力不能改變其善與不善的。只有自覺的道德生活開始時，才是道德理想建立之時。當然，人之道德理想，常包含一文化理想。此理想之實現，必須依賴于一外部條件的實現。

　�。ǘ�）道德活動與其他文化活動的相依性

　　凡脫離文化價值而實現之道德活動雖然能使個人無憾，但對他人及社會道德的促進則是有憾的。因為，人的最高的個人道德意識，必包含促進他人及社會之道德的意識。因而為求他人及社會道德之促進，我們不能不求文化價值的實現，自覺地在其道德活動中，包含文化價值之實現之理想，也不能排斥文化活動于道德活動之外。因而，真正最高的道德活動，應自覺地為促進社會道德，從事文化活動，以實現文化價值。

　　如果無其他文化活動，人與人之道德活動，就會缺乏客觀的統一聯系交會之諸媒介或象征，而不能相知以互充實其道德生活，亦不能有具備各種文化氣質之人格之德性之形成。因此，我們欲求促進社會道德，實現客觀之道德精神之統一體，為社會形成具備各種文化氣質之人格，就應當使人有不同的文化生活，謀求創造未來文化的同時保存過去文化。況且，我們要體驗社會中其他人之道德，了解客觀的道德精神之統一體之存在，了解不同的人格，也只有通過人類所有的公共文化活動，共同欲實現之文化理想、文化價值及客觀的文化表現，來體驗和了解之。因此，我們所謂最高之道德活動，應包含促進社會道德而從事實現文化理想、文化價值之文化活動。這就是中國儒者所謂善良之禮俗。而我們最高的生活就是文化的道德生活，或道德的文化生活。

　　正因為如此，唐君毅才提出了將中國古代四大善德與西方民主法制融為一體的“人文法治”的國家治理結構。這種國家治理結構，既不丟掉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同時又吸收了西方先進的治國理念，是一種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結構。實踐已經證明了，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德治還是西方的民主法制，單獨運用于國家治理中，都有其缺陷，只有相伴而施行，才能相得益彰。三、唐君毅“德治”思想的時代價值

　�。ㄒ唬�對當今和諧社會建設的參考價值

　　社會和諧，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xxx在2005年就已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并且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其實就是要建設一個具有一定人文關懷的法治社會[2]。

　　因為公平正義、誠信友愛，是人之自身修養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實現的，法律尺度的衡量是有限度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衡量的是國民的整體素養。而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既體現了領導者的領導素質，同時也體現了國家與國家之間求和諧的整體素質。綜合起來都是一個道德建設之問題，也即唐君毅先生所言之四德建設問題。因此，無論是在人之自身修養中所應具備的仁義禮智，還是在人與人交往中的仁義禮智，都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只要人們真正做到了在自身修養和與人交往中的仁義禮智，就能創造一個和平的人際關系、和平的自然環境及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當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諧是依靠各自的綜合國力產生的一種抗衡而形成的國際社會格局，這種和諧和平靜是暫時的，它將隨著國家實力的變遷而變化的。但如果是通過提高個人德性修養，揚善德抑惡德，讓人們發自內心地愛好并維護和諧社會的氛圍，那么一個永恒之社會和諧和安定之環境將會呈現在世人面前。

　�。ǘ�）對干部隊伍建設的借鑒價值

　　要實現胡同志建設現代和諧社會之目標，關鍵要抓干部隊伍建設。而干部隊伍建設之關鍵是要抓思想建設，這個思想除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外，就是唐君毅先生所言之四德建設。就是要求我們的國家官員在當好官員辦好國事之前，應先學會做人。即“治國齊家平天下”都必須先學會做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3]意思是當政者自身要正，對百姓的教育固然重要，但身教重于言教，當政者不以身作則，對百姓的教育就不會有效。目前我國貪腐屢禁不止，貪腐時有風聞；經濟發展中讓企業生存困難的潛規則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證。

　　因此，為政的根本在正名，正名的根本在正人，正人的根本在正已。這和我黨提出的干部隊伍建設的具體目標是相一致的，即堅持從嚴治政，堅持懲治貪腐，凈化社會風氣，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要嚴格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培養和使用干部，建立健全干部優勝劣汰機制。給那些品德高尚、群眾公認、能辦大事、敢辦難事、真辦實事的人委以重任。各級干部，尤其中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始終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強化宗旨意識，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忠實地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黨和政府最根本的“德”。要不斷加強共產黨員的修養，提高人格力量，以身作則，把言傳與身教結合起來，爭做學習的模范、實干的模范、廉潔的模范、身體力行“三個代表”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模范。

　�。ㄈ�）對國民整體素質提高之引導價值

　　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也離不開個人休養。但因整體素質關系到社會各階層，它其實就是唐君毅先生所言之與人交往中的四德休養的問題。而整體素質的提高，也以個體素質的提高為前提，首先應從家庭成員道德休養的培養和提高開始。這也是唐君毅家教之可借鑒之處。唐君毅為人之德、為人子之德、為人兄之德、為人夫之德和為人父之德是令人稱道的。他那種為人謙和，孝敬父母、愛護兄弟姐妹、忠于愛情、培育和教育孩子之道，是值得現代每個家庭學習和借鑒的。其次體現在與人交往中的道德修養的提高上。在人與人交往中，高素質意味著家庭和諧、社會和諧、城市和諧、省際關系和諧、國家與國家關系和諧等，這種和諧之極就是大同世界的實現，也即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之時。

　　綜上所述,唐君毅的“德治”思想是在人文法治條件的道德之治，而道德之治具體體現為仁義禮智四德之治。四德既表現在個人修養上，也表現在與他人交往關系中。道德活動具有自足性，同時也具有與其他文化活動的相依性。因此，道德活動必須運用于法治社會的實踐中才能突顯其功效。四德之治對我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參考價值，對干部隊伍建設具有借鑒價值，對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具有引導價值。這就是研究唐君毅德治思想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參考文獻：

　　[1]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二）[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2005年2月胡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N].報紙,2005年02月20日,第一版.

　　[3]錢遜.孔子的活法[M].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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