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德英創作的文化意識
論文摘要：馮德英是上世紀頗有代表性的一位本土作家。他的創作和思想深受齊魯地域文化的影響，儒家先賢的“民本意識”植根于他的頭腦之中，使他近半個世紀的創作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本思想的印記，而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又始終是他的藝術追求。凝聚在他的作品之中的濃郁的故土情結和鮮明的人民立場，構成了他獨特的文化意識，通過描寫戰爭和反思歷史，實現了他“代人民立言，為人民立傳”的創作理想，讓我們看到一位具有儒家內質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情懷。
論文關鍵詞：馮德英；文化意識；人民立場；故土情節；民本意識
在上世紀50、60年代成長起來的山東作家中，馮德英是頗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從1958年登上文壇，至今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創作出版了5部長篇小說，即被稱為“三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卷)和被稱為《大地與鮮花》的前兩部——《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5部長篇和新時期創作的一批中短篇小說，都以他的家鄉——膠東昆崳山區人民的生活為描寫對象，從而展現了家鄉人民在革命戰爭年代為革命事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和新中國和平建設時期的生存狀態、人生遭際及命運。馮德英作為一位齊魯文化水土哺育的山東作家鮮明的創作傾向、文化意識和藝術風格也在這5部長篇里面表現出來。
一、濃郁的故土情結鮮明的人民立場
馮德英是一位故土情結很重的作家，從1935年出生到1949年參軍，他在膠東昆崳山的一個小山村里生活了14年。14年的歲月對整個人生來說是短暫的，但是對馮德英來說卻是彌足珍貴的。正是在這14年中，他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家鄉革命斗爭生活中的許多人與事，這給他留下了可貴的、難以忘懷的童年記憶，那些難忘的戰斗歲月中的人與事，那塊染血的土地上的人民為革命事業所做出的無私奉獻和流血犧牲，英雄的人民所表現出的可貴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氣節，成為他“將故鄉親人的事跡寫成書”的初期創作源泉，著名的“三花”的成功創作，與這段可貴的童年記憶有極密切的關系。
14歲那年，馮德英參了軍，成為一名軍人，服從著革命的需要隨解放大軍南下寧、滬、杭，繼而又先后在廣州、武漢駐足，成名后多年定居北京。從1949年到1980年他回到山東工作之前，這30多年的歲月中，他是一位遠離家鄉的游子。但是，無論從實際上還是從感情上，他一直與家鄉保持著密切地聯系。他不但經常利用可貴的假期回鄉探親，為體驗生活回家鄉小住，而且不斷地在與親人的通信聯系中了解著來自家鄉的消息。正如他自己所說：“這十幾年的遠離，并沒割斷我和故鄉的情絲，而且，這情絲越系越緊。可以說是‘身在軍營心在魯’，也可以說是‘身在異鄉心在故土’�！瓱o論是在南方軍營執行任務的閑暇還是在創作小說的緊張日子里，我的心，一直和故鄉的人民連在一起，我注視著那片土地，我傾聽著來自那片土地的每一個大大小小或好或壞的消息。”
正是這種濃重的故鄉情結成就了馮德英，使他得以深切地了解家鄉人民的生活情景、精神面貌和內心世界，與最普通、最底層的人民心連心，成為一位具有人民性的作家。
馮德英的5部長篇小說，都是以他家鄉昆崳山區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生活為描寫對象，從2O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在膠東建立黨組織，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幾十年血與火的革命斗爭生活寫起，一直寫到60年代和平建設時期廣闊的社會生活。雖然他的創作沒有脫離主流話語的范疇，但他卻不象50、60年代的許多作家那樣，或真誠自覺地跟隨、或無可奈何地服從著政治權力話語的要求而寫作，他始終堅持著自己認定的以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為人民立傳，代人民立言”的寫作立場，真實地描寫著人民的犧牲與奉獻、痛苦與歡樂、精神與操守。當年，處女作《苦菜花》圓出版后，曾經有熱心的讀者給他寫信，希望他能寫出反映新中國的新生活的“甜菜花”、“幸�；ā�，但是，他1959年獻給讀者的還是反映革命戰爭生活的《迎春花》，直到“十年內亂”爆發前夕，他描寫30年代初期膠東共產黨組織革命斗爭活動的《山菊花》上卷初稿則剛剛完稿。
為什么他沒能按照熱心讀者的心愿寫出歌頌現實生活的“幸�；ā�、“甜菜花”呢?這其中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對膠東人民在革命斗爭年代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和所表現出的精神操守，有強烈的訴說愿望；其二，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對新中國正在發生著的諸多重大事件以及因此而給人民帶來的心靈震撼和磨難，保持著自己的見解，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許多事情他還不能理解。這曾經使他陷入非常矛盾、痛苦的境地：“我是個貧苦農民的兒子，我是喝著黨的乳汁長大的，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我；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我的今天，我沒有理由、沒有任何權力去寫社會主義的陰暗，去損害黨的威信。黨的領導不允許，我的良心更不允許。然而，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我又不能不面對現實。”“……更大量的事實表明，新中國的多數人民群眾，仍生活在困苦之中。誠然，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他們政治上不再受壓迫，吃穿也比舊社會好多了，這是與舊社會根本性的區別。但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標嗎?那點燃起千百萬人為之獻身的馬克思主義之火，帶給中國社會主義大地的僅此而已嗎?
一排排的耕地連成了片，而人們還在使用著原始的工具進行勞作；無數死者的墳堆被平掉了，甚至有的烈士的棲身之地也被擠上了荒山坡，大量的白骨和墳泥做了肥料，可他們活著親人還是吃不飽肚子，還在受著政治運動的折磨，有的成了餓死鬼，有的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更刺激他心靈的是他親歷親聞的這樣一件事情：1961年他回鄉探親返回北京，在濟南火車站換車時，他看到了上千名貧病交加的難民躺在大雨過后的車站廣場的水洼中，無數的蒼蠅飛蟲在那一張張青黃腫脹的面孔上盤旋叮咬，可那一張張毫無表情的面孔卻對此麻木不仁，無力對付蒼蠅們的襲擊。他心情沉重地穿行在難民群中，悲慘的一幕使他心碎，終生難忘。他當時真想和他們躺到一起，聽聽他們的訴說，把這些寫成書。可是，他非常明白，在當時的環境下，“寫這個，誰給發表?如果誰能發出來，我寧愿當右派，也寫!”因此，在嚴峻的現實生活面前，在現實與政治形勢的要求這二者之間的尖銳沖突中，他只好對“三面紅旗”保持沉默，決不違心地去為其唱贊歌。多少年之后，當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寬松之時，他充滿感情地訴說出自己當時的困惑和思考：“是的，一支筆有時是可以保持沉默的，可是一顆心在現實面前卻是無法冷靜的。多少次，我在天安門廣場徜徉，望著晴空下迎風招展的五星紅旗，想著我的故鄉昆崳山，想著那里的父老鄉親們。為什么，為什么幾十年，千百萬人浴血奮戰的理想——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了，那里還是滿目凄涼呢?!……難道真的是打天下比坐天下難，建設還不如戰爭輕松?……我不是一個英勇的斗士，沒有魯迅和趙樹理那種作家的膽識和氣魄。但我告誡自己不能愧對大地，愧對故鄉人民，無論如何不去寫歌頌‘三面紅旗’的作品，那怕是只言片語的表態文章也不寫�！庇纱丝梢砸姵觯且晃挥兄嗝歹r明的人民情感的作家，他的心始終與生養他的大地母親、與養育他的人民緊貼在一起，感情的天平總是向那些曾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過巨大貢獻、但仍在貧窮困苦和精神磨難中掙扎的人民傾斜。于是，他在寫了歌頌革命戰爭年代的故鄉人民的“三花”之后，沒有按照讀者的希望寫歌頌現實生活的“幸�；ā焙汀疤鸩嘶ā保菍懗隽朔从成钤谛轮袊{天下的家鄉父老苦澀而又沉重的人生和命運的《染血的土地》和《晴朗的天空)。馮德英濃郁的故土情懷，鮮明的人民立場，與他所接受的齊魯大地文化意識的深厚影響是密切相關的，雖然他并沒有系統地接受過孔孟的學說，但齊魯先賢“以民為本”、“與民同樂”的民本意識，已經滲透在他的文化意識中，培養著他作為一位人民作家的文化情懷，他由衷地說：“我感謝大地，感謝哺育我的大地母親，同時要感謝現實主義——這個偉大的創作方法�！矣眠@一偉大的武器，為人民立言，為人民立傳，塑造人民群眾的形象，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這是他堅守終生的創作原則和立場。
二、寫斗爭生活為人民立傳
“三花”顯然是實踐馮德英“為人民立傳”這一創作意識的產物。
上世紀50年代初，當在杭州的軍營里偶然讀到那本描寫抗日戰爭的小說《洋鐵桶的故事》，使他產生將自己熟悉的生活寫成小說的沖動時，他的這個創作意識便已經明確了，他在處女作《苦菜花·后記》中的一段表述，便透露了這消息：“我感激用筆墨描繪、記錄下革命英雄的偉大業績的作家們，更加崇敬以汗水和鮮血創造了屬于勞動人民的新社會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們。在這種感情的推動下，我要表現自己熟悉的生活的愿望，有了一個更明確的目的：我想表現出共產黨怎樣領導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為了革命事業，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和犧牲；從而使今天的人們重溫所走過的革命道路，學習前輩的革命精神，更加熱愛新生活，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同時，我還想，我這樣做也是對為了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生存和幸福而獻出生命的先烈們的獻禮�！闭沁@種為英雄的人民立傳的創作動機，使他寫出了“三花”這樣曾經感動過一個時代讀者的作品。
“三花”的確較好地實現了馮德英“表現共產黨怎樣領導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為了革命事業，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和犧牲”的創作意圖，按照作品反映的年代排列，《山菊花》是描寫20世紀30年代膠東共產黨組織建立初期革命活動的作品，著重描寫昆崳山區的農民群眾怎樣逐漸在火種一般的共產黨人的影響教育下靠攏革命，加人中國共產黨，從而走上革命道路。在地方惡勢力孔慶儒、國民棍焉子正為代表的反動勢力非常猖獗的年代，共產黨人孔志紅的壯烈犧牲并沒有嚇倒在階級壓迫中苦難重重的人民，共產黨人李紹先、程先生恰恰在此時開始在農民中發展黨員，于得海、金牙三子、江鳴雁父女、桃子等一批農民正是在反動派統治最殘酷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帶動下，甚至連性情柔弱的好兒、匪性十足的浪蕩子孔居任都成了共產黨員，從而使此地的革命斗爭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作品通過桃子、三嫂、張老三、于世章等眾多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來表現膠東人民在的革命斗爭中的英雄業績和突出貢獻。青年婦女桃子是重點塑造的女性形象，作品描寫了她從一位只知治家過日子的賢妻良母型的普通農婦成長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的心路歷程。作品刻畫了桃子是怎樣對丈夫于得海的革命活動從不理解到逐漸理解，從不支持到積極支持，從一個革命的支持者成為一位為革命出生人死、堅強不屈的共產黨員的過程。這也是桃子的觀念意識和思想感情逐漸發生本質的變化的過程，對這種心路歷程的變化，馮德英是相當有意識地在表現著的。桃子的母親三嫂形象則有所不同，她始終是以革命支持者的形象而出現的。這位善良精明、深明大義的中年婦女，以她所接受的傳統文化美德、以她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來支持革命。她知道她的女婿、女兒和共產黨人們都是好人，她是從一位母親對待兒女、一位深明事理的農村婦女對待好人的角度來堅決支持革命的。她在支持親人們干革命的過程中，逐漸看清了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對窮人的意義，因此，她能盡自己所有和所能支持革命，甚至能做出為了救傷員的性命而獻出了兒子的生命，為革命事業而大義滅親，毅然處死叛變投敵的大兒子這樣可歌可泣的壯舉。馮德英通過這個形象使人們知道，象三嫂這樣支持革命事業的普通群眾，在膠東人民中還有千千萬萬，三嫂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的代表。
《苦菜花》所描寫的時代是偉大的抗日戰爭時期，作品以描寫革命軍民與漢奸特務、反動派的斗爭為主，只有少量情節描寫了與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沖突(如八路軍大沙河殺鬼子、趙星梅怒斥敵人慷慨就義、大沙河群眾認親人等)。但即使如此，作品所表現的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反抗侵略的斗爭精神和堅強意志，人民群眾對抗日戰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仍然是非常感人的。作品著力塑造了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母親形象，又通過母親與家人、與鄉親、與出入于她家的革命戰士的種種聯系，塑造了眾多的革命者形象。母親只是一位普通的基本群眾，作品對這個形象的刻畫，主要是表現她如何以母性的慈愛，真誠地關心愛護著她參加革命的兒女和她周圍的革命同志，以中國婦女的善良堅韌盡自己的所有支持著革命者們的斗爭活動，為此她還經受了坐牢、受刑、眼睜睜看著幼女被敵人折磨而死的種種考驗，甚至在緊急關頭能向敵人射出復仇的子彈。作品也寫了母親對傳統道德觀念的反叛，她同情花子的不幸婚姻，支持花子為擺脫惡婆婆的虐待而離婚的要求，親自為花子爭取婚姻自由而奔走。
圍繞著母親形象，作品還刻畫了眾多抗日戰士和革命群眾形象，母親的女兒娟子、兒子德強、女婿姜永泉、丈夫馮仁義都加入了反抗侵略者的斗爭行列，甚至連老腦筋的四大爺等普通群眾都為抵抗日本侵略者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他們當中許多人犧牲了生命，許多人獻出了親人。作品描寫了許多可歌可泣、慷慨悲壯的感人場面：共產黨員七子夫婦寧愿被活活燒死在山洞里，也不向敵人投降；年青的杏莉在與漢奸父親王柬芝的搏斗中英勇犧牲；母親眼睜睜看著敵人將五歲的幼女活活折磨而死；趙星梅在刑場上慷慨陳詞，最后唱著《國際歌》英勇就義。最動人心弦的是大沙河認親情節的描寫，當敵人使出惡毒的手段，讓群眾認領各自的親人以企圖孤立八路軍和革命工作人員時，母親、娟子、花子等人在生死關頭都各自舍棄了自己的親人而救下了別人的性命……。這種可歌可泣的流血犧牲場面，在其他兩部作品中也有相當感人的描寫：《山菊花》中有于世章被反動派酷刑拷打、活活燒死的情節描寫，這位老人直到斷氣前仍不停地喊著“跟著共產黨打江山”的口號；三嫂與女兒桃子為保全十幾名傷員的生命，在緊急關頭推出載著敵人和兒的那架梯子，使兒子與敵人同歸于盡的描寫也非常感人；《迎春花》中有老貧農曹冷元為保衛糧倉與敵人奮勇搏斗，被殘害致死的壯烈場面，有村支書曹振德的小兒子明生被敵人殘害的悲慘情景，都非常動人心魄。以上情節場面的描寫，出色地展現和謳歌了一個民族面對階級壓迫和異族侵略時可貴的民族氣節和精神操守。
“三花”如作家所愿地成功描寫了膠東人民為革命事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展現和挖掘了在那些血與火的年代里，膠東人民的“人情與人性，人的高尚美德和偉大操守所閃射出的永久璀璨的火花”，從而較好地實現了作家“為人民立傳”的良好動機。
三、反思歷史代人民立言
作為一個具有人民情懷的作家，馮德英既深深地關注著人民群眾昨天所做出的貢獻，更密切關注著他們今天的憂樂悲喜，既為人民的奉獻和美德立傳，又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憂民情懷，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入世精神，深深地影響了馮德英，他的心永遠緊貼著底層人民，對戰后人民的遭遇尤其是人的肉體和精神創傷密切關注。因此，在寫了回顧往昔的“三花”之后，他在《大地與鮮花》的總標題下，又寫出了《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這兩部反映建國初、中期膠東昆崳山人民生活的作品。兩部作品實際上是一部多卷本長篇的上下卷，統一的地理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統一的主要人物形象，楊玉冬、楊日昌、大俊、李書國、楊玉德、蓉子、明霞、孫明光、孫樹禮、吳新懷等是貫穿兩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前者寫50年代初期，曾經做出過無私奉獻、帶著滿身戰爭創傷走進新中國的人們的命運和遭遇；�！度狙耐恋亍粪糁械娜藗円呀涀叱隽搜c火的戰爭陰影，來到新中國的藍天下，他們已不用再為戰爭流血，過上了安定的生活，雖然仍缺吃少穿但不再有饑餓凍餒，但是，他們仍在遭受著許多身心痛苦，承受著許多的委屈。作品主要通過三對婚姻來展現當時人的命運遭際：為革命事業透支了身體的村黨支部書記楊日昌，得到了寡婦蓉子真摯的愛戀和精心的照料，卻因為蓉子曾做過小資本家的媳婦而遭到了當縣委書記的女婿劉成仁和當軍人的三女兒楊玉秋的堅決反對，鄉長吳新懷甚至直接干涉楊日昌的婚姻，硬是拆散了這一對有情人；婦女主任大俊的軍人丈夫在解放后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她愛上了復員殘廢軍人孫明光，卻遭到了包括鄉長吳新懷在內的眾人的圍攻和羞辱；直爽潑辣的“踹三腳”江桂枝在埋葬了臥床多年的殘廢丈夫之后，與曾與她共同照料丈夫的劉有結婚，卻遭到了眾人的批評。借以上幾對婚姻，作品深刻地刻畫了戰后普通人的生存境況。
既刻畫了當時由陳舊的道德觀念構成的文化環境，也巧妙地反映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令讀者看到了由真摯的情愛和相幫相助、相濡以沫構成的濃厚的人性人情，是怎樣地受到了來自陳舊傳統和極端政治的壓抑和制約的。
《染血的土地》最震撼人心的是對大俊的公爹楊日順這個人物悲慘遭遇的刻畫，這位老人在解放戰爭中積極地把兩個兒子送上前線，然而解放后兩個兒子都沓無音訊，他望眼欲穿地盼望兒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張死亡通知書也能使他得到安慰，然而，他連這樣的安慰也沒有得到。這對于一位老人已經夠殘酷的了，更為殘酷的是，他的軍屬身份因而受到懷疑，極低微的軍屬待遇也被取消，鄉長吳新懷能無恥地為反屬嫂子報銷醫藥費，卻將這位疾病纏身的老人趕出了鄉衛生院。老人與兒媳大俊艱難地生活著，最后，他為了不再給不幸的兒媳增加負擔，懷著對兒子的切切思念，懷著對現實遭遇的極大悲憤自殺身亡。楊日順是馮德英含淚寫出的一個真實的人物形象，它來自于一個真實的故事：50年代初，他從家鄉親人的來信中聽到了這樣一件事情：他的鄰居、一位親手把兩個兒子送到解放戰爭戰場的老人，自殺身亡了，原因是老人的兩個兒子都在戰場上失蹤了。老人不僅因此而得不到烈屬待遇，而且連個聊以自我安慰的“烈屬光榮”牌子也不讓掛。老人悲慘的死，使馮德英的心靈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拔彝纯奘�，為老人半生遭受地主剝削、半生為革命折腰的一輩子哭泣，更為他所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忿忿不平。我不理解，在我們新中國的土地上，在飄揚著五星紅旗的天空下，跟著黨流血犧牲的膠東人民中忠實的一分子，怎么會得到如此悲慘的下場?”。他懷著悲憤的心情刻畫了這個人物形象，試圖通過這個人物的不幸遭遇，為曾經做出過巨大付出的人民的現實境況呼喊。
從作品對人物的悲歡離合故事的描寫中，我們感受到了馮德英的一個基本的立場，那就是鮮明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因此，導致楊日順含憤自殺的當事人一方(吳新懷們)的立場與馮德英是那樣的不同，吳新懷等人是站在假定楊日順的兩個兒子可能去了臺灣的這一假設上，冷酷地剝奪楊日順的軍屬權利，而馮德英則是在老人將僅有的兩個兒子送上前線，這本身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無私奉獻，不管他們音訊全無的原因如何，老人都應當得到人道主義的關愛、照顧和安慰這一立場上來為民立言的。楊日昌與蓉子的婚姻也是如此，劉成仁、楊玉秋、吳新懷是站在嚴厲的階級觀念上反x共產黨員楊日昌與資本家寡婦蓉子的婚姻，而楊玉冬、楊玉德則是站在同情蓉子的不幸遭遇，為父親得到了一個好人的體貼照料而欣慰的人性人情立場上來支持父親再婚的，他們正是馮德英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情懷的寄托者。
《晴朗的天空》的時代背景緊接著《染血的土地》。通過楊玉冬、李書國等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蒙受冤屈，反思了當年的政治運動和諸多社會問題。醫生楊玉冬是一個十分善良溫柔堅韌的女性，她從小溜著墻根走路，任勞任怨、默默無聞地干事情。參軍之后，她是一個技術過硬、吃苦耐勞、兢兢業業的好衛生員。在一次戰斗中她不幸與自己的傷員一起落人偽軍手中，她的溫柔秀美贏得了負責看管他們的一個頗有人情味的年輕軍官的愛慕，她在堅決拒絕敵軍官的追求時也為自己的傷員爭取了治療的機會，并感化那位軍官放走了她和傷員。但就是這一救人的善舉，卻成了日后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委屈、受折磨的因由。她因此而遭受審查處分，一直被下放在基層工作，大躍進期間甚至被貶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她的不幸遭遇非但得不到縣委書記丈夫劉成仁的同情和安慰，反而遭受著丈夫的冷淡和歧視。與她有相近遭遇的是鄉民政助理李書國，這位性情開朗樂觀的復員軍人為人善良，處處成人之美，工作廢寢忘食，正直無私，敢于說真話。
在這三個人物身上，馮德英是有意識地通過鮮明的對比，來反映那個年代真假不分、事非顛倒的荒謬一面，從而刻畫人在時代環境中的命運遭際，并且反思歷史的。
馮德英在《染血的土地》的《晴朗的天空》中所刻畫的人物和所反映的生活，都是他深入到家鄉人民的生活當中，積累了豐厚的創作素材的產物，80年代初《山菊花》剛剛出版，他便回到家鄉昆崳山深人生活，一住4個月，查閱了解放初期的黨政文件，訪問了從那些不尋常的年代走過來的干部群眾，從那些珍貴的資料和典型的事例中，他覺得自己把握住了新中國誕生后故鄉的脈搏，“從那片染血的土地上，我看到了戰后人民的命運，看到了如杜鵑花般鮮紅的人性、人情、道德美，也看到了在這片土地上嗜血的蒼蠅和小爬蟲……”于是他寫出了《大地與鮮花》的前兩部，生動真實地描繪了楊玉冬、楊日昌、李書國這些‘三花’里的人物及他們的后代，在戰后的歷史大轉折、大演變中的命運遭際、歡樂痛苦、七情六欲，尤其是寫了那么多的血和淚，他說：“我寫人物的命運，寫人物的不幸，是想通過這些，讓我們看到戰火中誕生的新中國，給人們帶來了什么，哪些是得，哪些是失；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哪些是應該發生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重溫過去的教訓、歡愉、苦痛、悔恨……，從人物乖戾的命運、蹉跎的歲月和復雜的政治風云中，顯現出真、善、美這個精美的光彩奪目的形象”既為人民立傳，又代人民立言，希望人民的命運更好些。馮德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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