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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口譯語言的可接受性
論文關(guān)鍵詞：建構(gòu)主義 真理觀 語言可接受性 交往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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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嘗試從建構(gòu)主義的角度對口譯中譯員的語言可接受性問題展開探討。在建構(gòu)主義翻譯學(xué)理論體系中，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起著極為重要的指導(dǎo)作用，因為它提出了交往范式的真理觀�？谧g也是一種社會交流活動，因此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也可用來指導(dǎo)口譯實踐。
在口譯中，譯員承擔(dān)著診釋說話者原語的角色，其譯語語言是否恰當將直接決定口譯工作的效果。然而，譯員在口譯過程中往往未能把握翻譯的“度”而造成口譯效果大打折扣或傳譯失敗。因此口譯中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是譯員的譯語是否被聽眾所接受，即口譯譯員的譯語語言需要遵循一個什么“度”才是恰當?shù)�。目前，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的重點是創(chuàng)建并研究建構(gòu)主義翻譯學(xué)模式。建構(gòu)主義翻譯學(xué)把翻譯看成作者、文本、譯者和讀者間的話語交往關(guān)系，其核心指導(dǎo)理論是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谧g也是一種社會交流活動，它是對說話者原語的一種診釋，因此也可用建構(gòu)主義翻譯學(xué)理論來指導(dǎo)口譯實踐，并就口譯中譯員的語言可接受性問題展開探討。
一、何為口譯語言的可接受性問題
翻譯過程是一個十分復(fù)雜的思維過程，它是一個對原文理解、譯語組織以及表達的過程。在筆譯中，譯者在面對文本時要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1..原作者實際上說了些什么?
2.作者是怎么說的?
3.他/她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4.作為譯者我該怎么說?
5.我所說的是否是作者說的和所意味的？
這一系列的思考過程可被概括為理解階段、解釋階段、表達與校核階段。對原文文本的不同譯文主要來自于解釋階段的差異。而口譯員在口譯過程中所需考慮的是:
1.發(fā)言者實際上說了些什么?
2.發(fā)言人是怎么說的?
3.他/她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4.作為口譯員我該怎么譯?
5.我所譯的是否就是發(fā)言人說的和所意味的?
其中的前三個部分是譯員對發(fā)言人言語的理解階段，后兩個部分是譯員組織、表達譯文階段。下面一段話為一次中國領(lǐng)導(dǎo)人接見日本友人時的講話，內(nèi)容如下:
我相信中、日作為兩個大國，又是相鄰的國家，過去有長久的文化友好交往、文化的淵源，但是也有過近代這種不幸的歷史，所以中日發(fā)展友好關(guān)系，一定要以史為鑒來共同努力。譯文為:
China and Japan are two major countries andalso are neighbors to each other. In the history thetwo countries enjoyed a very long standing relation-ship of friendly exchange and also very close culturallinks. However, in the modern history，the twosides experienced some tragic period. Therefore，todevelop Sino一Japanese relations，the two countriesmust work together and make the history as a guid-ant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the two countries.
在這段話中，發(fā)言者說的是中日關(guān)系問題，他是以真誠、友好的語氣來表達的，他的真正意思是希望中日以史為鑒、永遠友好�？谧g員對此應(yīng)充分理解并給出恰當?shù)挠⒆g文，而上述譯文體現(xiàn)了發(fā)言者語言的深沉意味。以上例子包含了譯員對發(fā)言人言語的理解階段和譯員組織、表達譯文階段�？谧g中的理解階段涉及到言說者意向的真誠性問題，而與口譯中的組織、表達階段相關(guān)的就是口譯語言的可接受性問題。它是指譯文語言是否可被目的語聽眾所理解并接受，換句話說，它是指譯語是否適度、恰當。這一過程牽涉到口譯語言的恰當性問題，也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文章把這一過程看作一種社會交往行為，并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框架出發(fā)討論這一過程。
二、從交往行為理論來看口譯中譯語不恰當?shù)脑?/p>
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第二代領(lǐng)袖人物、當代著名哲學(xué)家和思想家哈貝馬斯提出了言語的有效性基礎(chǔ)，其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合法的人際關(guān)系問題。他認為一個人要成功完成以理解為目的的交際過程，需滿足以下要求:
l.說出某種可理解的東西;
2.提供給聽者某種東西去理解;
3.由此使他自己成為可理解的;
4.達到與另一個人的默契。
譯員在口譯中如果出現(xiàn)下列情況，則被認為其譯語不恰當或不得體，這樣就沒有完成口譯任務(wù)。第一:聽眾無法理解并接受口譯譯文，原因是譯文有悖自然規(guī)律或科學(xué)定律的基本準則和屬性，或是譯文在聽眾的已有知識體系中找不到相應(yīng)的對應(yīng)點。第二:聽眾聽懂了譯文，但是譯文語言的表達方式與聽眾所處的社會思想體系或倫理道德體系有沖突，因此不能被他們所接受。第三:聽眾聽懂并接受了譯文的說法，但是口譯譯文違背了口譯場合對其的約束性，因此是不恰當?shù)�。例�?在外交翻譯的場合，譯員在用詞時一定要注意維護國家的尊嚴和正確的立場，其在語言選擇上稍有不慎，就會產(chǎn)生消極的影響�？谧g如同筆譯，也需要理論的指導(dǎo)，以譯得更加適當、得體，并被聽眾所理解接受。下文將會以實例說明這三種不恰當?shù)那闆r及其解決之法。
三、如何解決口譯語言的可接受性問題
建構(gòu)主義翻譯學(xué)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出發(fā)，對翻譯提出了一般性的標準:
1.不違背知識的客觀性;
2.理解的合理性與解釋的普遍有效性;
3.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第一條標準是針對人所在的外部世界(自然世界)所提的。換句話說，譯文一定要符合自然規(guī)律或科學(xué)定律的基本準則和屬性。否則，無論譯文詞藻多么漂亮，讀者都無法接受。例如:我們不能說:“聲音傳播的速度超過光速”，因為這不符合客觀規(guī)律。第二條標準是針對人所在的社會世界所提的。翻譯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必須被社會接受、承認才有意義。這一標準強調(diào)人之間的交流，即處在其他文化意識中的他人是否能接受譯文。例如:《紅樓夢》里有下面一段話:
那柳湘蓮原系世家子弟，……素性爽俠，不構(gòu)細事，酷好耍槍舞劍，賭博吃酒，以致眠花臥柳，吹苗彈箏，無所不為。
霍克斯(David Hawkes)把這段文字譯成:
Liu Xianglian was a young man of excellentfamily ……He was of a dashing impulsive nature , im-patient of niceties. His chief pleasure were exerci-sing with spear or saber, drinking, and gambling,but he was not averse to gentler pastimes: he fre-quented the budding groves and could play on boththe flute and zither。
原文中“眠花臥柳”是去煙花之所的委婉說法，譯文譯成“frequented the budding groves"，可能很少有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知曉它的真實含義。譯文應(yīng)考慮在不同文化中的讀者對這一概念所能接受的度是什么，這一概念是否能融人其倫理道德體系并為其所接受。就英語國家讀者而言，譯文處理成“red一light district"(紅燈區(qū))，就容易被他們理解和接受。如果是針對一些思想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國家讀者時，譯文需作重新考慮。對他們而言，柳湘蓮的這一行為無法被他們的思想體系所接受，甚至被視為萬惡不赦，進而抵制譯文中其他的內(nèi)容。在這種情況下，譯者需要找出既能被他們的思想所接受又能正確診釋原文內(nèi)容的譯法。第三條標準(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是針對人的主觀世界所提的，它是指原文本作者的寫作意圖。譯者不能隨意改變原文本中確定性的東西，但對一些不定點可做出不同的合理解釋。例如:在對《哈姆雷特》進行翻譯時，譯文中不能出現(xiàn)讓劇本充滿喜慶的語言，因為它本身是一部悲劇，這是它原文文本的定向性。但是在一些原作者沒有做出定性說明的地方，譯者可根據(jù)自己的不同理解來做出合理的解釋。
如上所述，這些標準在筆譯中發(fā)揮著巨大的指導(dǎo)作用，而口譯實踐也同樣可以采用這些標準，但它們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不同。在口譯中，譯員的譯文需遵循知識的客觀性，充分考慮聽眾所處的文化背景和倫理道德體系，以恰當?shù)淖g語傳譯原語。這兩點與筆譯的指導(dǎo)原則是一致的，在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第一、第二種不恰當情況可用以上原則解決。例如:譯員的譯文不能出現(xiàn)諸如“空氣是可被視見的”等常識性錯誤。譯員也不可不當?shù)匕?ldquo;黑人”譯為“negro，而應(yīng)譯為“blackpeople"，因為前一種譯文是對人的一種蔑稱和侮辱，勢必引起聽者的反感和抵觸。在第三點指導(dǎo)原則上(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口譯則體現(xiàn)為不同類型的口譯及其語言靈活度問題。譯員在口譯中應(yīng)考慮到其種類和場合，從而決定使用何種譯語表達，這可被理解為口譯的原語文本定向性。口譯可被分為會見、談判、記者招待會、專訪、演講、參觀、游覽口譯等，其種類的不同決定了口譯語言的正式度和靈活度也不同。我們可以把口譯的靈活度分為兩類:靈活適當與靈活不當。其中，前者又可分為低度靈活、中度靈活和高度靈活。后者可分為靈活不足和靈活過度川。在各類口譯中，會見、談判、記者招待會、專訪、演講口譯為低度靈活的口譯，譯文受原語限制很嚴，譯員需嚴格按照口譯的場合和目的來選詞組句，給出適當?shù)淖g法。而參觀、游覽口譯則靈活性較高，譯員可較隨意地使用譯語用語，譯文只要能把參觀或游覽地的情況解釋清楚就達到了要求。就第三點標準而言，口譯譯員需要深人了解要做的口譯種類及其為發(fā)言人服務(wù)的目的，從而決定譯文的取舍。例如:在1998年九屆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朱鑄基總理在回答提問時做出以下表述:
“目前，我的思想非常單純。在這一次人大會議上，人民代表給我以重任。我自己感到了這個任務(wù)的艱巨。我現(xiàn)在非常地惶恐，就是怕辜負人民群眾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對于這段講話，譯員首先要考慮這是記者招待會發(fā)言，譯文需要充分地把總理的話語意義表達出來，并且譯語的言辭要非常正式、莊重�？偫淼脑捳Z表達代表著國家的形象、政府的聲音，這事先就給口譯定了基調(diào)或限定了原語文本的定向性:用語靈活度低、表達用語正式、句式結(jié)構(gòu)平衡。外交部高翻朱彤對原語分析后，譯語如下:
So, as for my thinking, I think at present that'svery simple. At this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Congress, the deputies have entrust me with a veryheavy and important task，and I myself can feel verykeenly the arduousness of this task. And actually Iinreally fearful or Iin afraid that I would let the peopledown. But no matter what is waiting for me in frontof me , being land mines or an abyss，I will blaze mytrail and I have no hesitation and no misgivings and Iwill do all my best and contribute，devote all myselfto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until the last day of mylife.
譯文句式整齊，重點突出，句子間意義銜接自然。并且譯語在用詞上正式，例如“entrust" , " ar-duousness”等詞。原語體現(xiàn)的是朱總理的決心，譯文充分地表達出這一含意，尤其是處理最后一句話時很出彩。“地雷陣”和“萬丈深淵”該怎么譯?如何體現(xiàn)“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一排比句式特點?這些問題都可當成原語文本對譯語的定向性。譯文采用直譯法來譯“地雷陣”和“萬丈深淵”，以突出所處處境的危險性。譯員采用了四個并列分句的句式來體現(xiàn)原語的排比式，以加強表達的效果。
口譯中，究竟何種譯文是合適的、可被接受的?從社會交往行為的角度出發(fā)，口譯譯文符合正文中討論的三條標準(不違背知識的客觀性;理解的合理性與解釋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就可被認為是合適和得體的。它可被聽眾接受，原語發(fā)言人接受，譯員自身接受，這樣就很好地完成了口譯任務(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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