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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視域下的曾國藩家庭倫理
論文關鍵詞:曾國藩;教化興家;思想
論文摘要:曾國藩的教化興家之策有二“八”傳世,除驕戒傲和自克自省,自立自強。針對現代家庭出現的過分溺愛、重智輕德等教育誤區,曾國藩教化倫理思想無疑是現代家庭倫理建設中一種可借鑒的寶貴思想資源。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對其評價,尤其是上的評價,歷來有褒有貶,但對其家庭倫理道德教育卻一致給予了很高的贊譽。他一生給家人修書數以千計,字列行間充溢著對兄弟子侄的教導、勸勉和關愛。更使人稱道的是曾氏家教似乎卓有成效,曾國藩家族綿延至今190余年,共出240位英才,無一縱垮子弟,堪稱佳話,其家書、家訓也被士大夫奉為圭桌,至今影響深遠。
一、曾國藩教化興家倫理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二“八”傳世,除驕戒傲
曾國藩出身于耕讀世家,受高祖、曾祖父及其父的影響,他不可避免地要發揚家風教育傳統。咸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寫信給兩個兒子說:“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話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三者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同月初四日,曾國藩也給諸弟去了內容大致相同的一封信,告誡諸弟子侄要以習勤勞為第一義,謙謹為第二義。
這兩封信是他在“軍事日危,旦夕不測”的情況下寫的。在這類似遺囑的家信中,曾國藩把曾家三代的家教法則為二“八”二“三”,各有特色,而他對祖父的“八字三不信”尤為推崇,可以說曾國藩的“八本三致祥”傳承于此,他以自己的“八本”為經,以祖父的“八字”為緯,經緯連貫,形成了一套嚴密的治家理論體系。
為教導諸弟子侄做到二“八”二“三”,曾國藩要求他們除驕戒傲。當他從家信中看得子弟有驕傲之舉時立即去信指教,在曾國藩看來,達官富貴家庭子女的驕傲習氣直接根源于家庭父兄長上的影響,克治之法,關鍵是父兄長上自身“警改”、“猛省”,要示范與教誡相結合。在他看來,世家子弟最容易犯奢、傲二字。自家后輩子弟,全沒有見過艱苦之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蟀,已習慣成自然,驕傲之氣人于膏育則自己不知道,他對此深以為慮。因此他多次寫信告誡家人要“謙敬”。“謙”第一要義是求學讀書要虛心,第二要義是為人謙遜,對人恭敬。要達到謙敬必須祛除“伎”心,“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而要達到無伎,圣賢千言萬語,不外“敬恕”二字,即的“忠恕之道”。按曾國藩的理解即自己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立也。自己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達也。“子侄輩須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恕則不肯損人利己,存心漸趨于厚。”總之,曾國藩認為“八本”“八字”與戒驕戒傲是緊密相關的,前者是興家之道,后者是保家之道。
(二)自克自省,自立自強
年輕時自負的曾國藩曾碰了不少壁,在經歷了一番大悔大悟之后,為人處事漸趨圓熟練達,剛柔兼濟。他自己總結經驗認為得力于在生活作風和道德品質養成上的自克自省。曾國藩常用自身克己反省的實例來教育子弟。對于自己的無恒之弊,他反省道:“余生平坐犯無恒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列舉了在翰林時、讀性理書時、六部時、在外帶兵及水軍一事上的無恒之舉并痛戒九年,克制自己看書寫字從不間斷;對于自己好吃煙的陋習,他對曾紀澤說:“余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曾國藩一生,勤求己過,逐日檢點,將自己的過失寫于日記,時時警惕自己。他的自克自省之學,使得他在窮困潦倒時堅而不墜,在功成名就時謙而不傲,他希望后輩繼承其自克自省之學,能立足于而不敗。
曾國藩不僅希望其子弟能自克自省,還希望他們能自立自強。他深知自立自強是生活之本,是家運長久的源泉。自己能由一介書生而辦團練,天下的賢人志士應者云集,關鍵的原因也在于自立自強。在曾國藩看來,一個人要自立自強,一個家庭要興旺發達,唯有讀書,“一書不讀,何以自立”!“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而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一者修業之事:“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梯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同時,“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網立志猶如“金丹換骨”,必須有恒,無恒則萬事不成。他在其家信的《五溉》中專門強調了“立志篇”和“有恒篇”,諸弟子侄“常”是第一美德,要求他們通過立志讀書并有恒來達到自立。
另外,曾國藩認為人生之路極其艱難困苦、坎坷不平,因此他教育子弟,人生當自強不息,“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應以“懦弱無剛”四字為恥。一個人“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所謂“在自修處求強”就是要注重自己的內心修養、素質的提高,逐斬養成高山仰止的品質。而“強字須從明字做出”,他認為“至于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他一再告誡諸弟,先從明字做起,先明而后強,強從明出,明強結合,剛柔相濟,“太柔則靡,太剛則折”。明就是一種理智,而非固執己見。強走到極端就是蠻干,剛不可久,柔不可守。以剛為本,以柔為用,既不失存身立世之根本,又給辦事應變留下充分余地,可方可圓,才是最高境界。曾國藩為教子成賢,保持家道興旺,雖位居高官,政務繁忙,但仍用心良苦地如此重視家教,不能不教人欽佩。
二、現代家庭教育的誤區
《三字經》中講道:“子不教,父之過。”這就特別強調了為人父母的責任,教育子女是父母應盡的道德義務,F代家庭,受規模小型化、結構核心化及中心下移等方面的影響,家庭關系由傳統的人身依附或等級隸屬關系向現代的平等關系轉化,與此相對應,現代家庭教育更能夠尊重孩子,民主、平等地對待孩子,家長能夠做到先朋友,后父母,這一切都更加有利孩子個性的自由發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我國獨生子女的出現,現代家教同時也是誤區重重,家庭倫理道德教育狀況堪憂。
第一,父母過分溺愛孩子現象嚴重。因我國特殊的國情和國策,中國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目前已普遍步人獨生子女家庭。在親子關系問題上,大人持的觀點大多是“一切為了孩子”,家庭生活安排的傾向是“子女偏重,子代優先”,形成大人層層包圍孩子的情形,有人用“4+2<1”的公式來表示這種關系。在這樣的家庭中,孩子覺得他是天下第一,容易自私仟性,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加之父母又視孩子為掌上明珠,對其疼愛無比,管教不足,放任遷就,父母包辦代替孩子的一切。上海有關部門曾選取不同類型的學校的高中生進行了抽樣,結果表明,高中生起床后自己不疊被子的近六成,不倒垃圾不掃地的五成,有七成不洗碗也不洗自己的衣服,九成不洗菜做飯。更讓人驚訝的是,3%的高中生不做任何家務,連整理書包都是家長代勞。而出人意料的是,82%的高中生表示愿意做家務,36%的高中生甚至認為做家務是一種樂趣。調查中,有40%的高中生這樣認為,之所以沒做是因為家長不讓做或沒教過怎么做。這不能不說是家長的悲哀。“愛之過甚,擔心過度,照顧過頭,造福過多,夸耀過分”是對溺愛的。而溺愛的結果,導致一些孩子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和行為,以致孩子在學習、生活等方面養尊處優,缺乏主動性、創造性和自立自理能力等,自私任性,以自我為中心。一旦家庭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時,就會從危害家庭走向危害。
第二,家庭教育重智輕德現象嚴重。現代小型家庭結構客觀上使家庭教育本身存在倫理道德教育難的問題。因為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叔伯舅姑,他們對傳統家庭倫理所講的“愛由親始”很難有真切的感受,“推己及人”失去了中介和橋梁。而父母在教育的價值取向上錯誤地把工具理性當作價值理性來追求,重智輕德,絕大多數父母仍把升學率作為首位追求,以至于學校在“減負”,家長在“增負”,為了孩子的學習,父母不惜傾其所有。至于對人生和生活的態度、道德善惡的選擇等均“無暇顧及”。這種重智輕德的傾向,容易使孩子自私,缺乏愛心,孝道觀念淡泊,社會公德總體水平低,價值觀念模糊、混亂。如相當部分的大學生贊成“合理利己主義”觀點,也有人直言不諱,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生的目標就是追逐金錢權利,“一切向錢看”。他們津津樂道于享樂主義人生觀,如吃點、喝點、玩點的“三點”主義人生觀等,從中可以看出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觀念頹廢。
第三,家庭方法欠恰當。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父母應該保持自己的角色意識,具備應有的威信,而不是放棄父母之責,對孩子聽之任之。但如果將父母的威信和權力超度運用,就是專制主義,F實生活中,有些家長對孩子教育方法不當,信奉“棒下出人才”。不管問題大小,不問青紅皂白,用“打、罵、罰”的手段隨意處罰孩子,以致使孩子懼怕回家而離家出走甚至自殺,打傷、打殘甚至打死孩子的事件時有發生。這種教育方法會給孩子的帶來極大的傷害,導致他們說謊、性格懦弱、孤僻、叛逆和暴力甚至引發青少年犯罪等多種惡果。
三、曾國藩教化興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首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是影響孩子的第一,父母必須重視家庭教育。曾國藩作為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他非常注重封建統治者自身的教育和道德修養,這從他對家教的重視可以看出,其家教理論在他的一整套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認為當時官僚世家子弟的通病是驕與奢,而驕乃是病根,如果流于驕奢,家業勢必中落,喪失已有的財勢地位。為了“保持家運蒸蒸日上”,就必須力戒驕奢,“醫治”驕奢的良方即謙與勤。在其“家書”、“家訓”中,他一再叮囑、訓誡其家人子弟以習勤為第一義,謙謹為第二義。為了戒驕奢,他立了八字家風,一再要求子弟千萬勿忘這八字家風。官居二品,系政務、軍務于一身的曾國藩能夠如此忙里偷閑,時時不忘對家中子弟進行教育,這不能不使今天的家長反思自身。在現代三口之家的小家庭中,父母對孩子物質上有求必應,行為上百依百順,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照顧好孩子的吃穿健康,至于教育,那是學校的事,與自己無關,因此造成人們只重視學校教育而忽視家庭教育。豈不知兒童的第一學校是家庭,家庭牽著社會、扯著人生,他們在這里接受做人與做事的最初教育,打下一生立身成才的基礎。在家庭中,啟蒙重于知識,模擬重于傳授,而父母無疑是無法選擇的首任老師。
其次,德教第一,德智并進。曾國藩特別強調父母對子女的愛不能是溺愛,而是“愛之以德”,給子女以立身成人之本,培養子女的道德品質和生活技能,為他們今后更好地生活打下堅實的基礎。他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谷、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在他看來,錢財器具都是身外之物,終有花光用盡之日,唯有道德文章才是立身之本。曾國藩不失為一有識之士,他認識到遺德遺志于子孫比遺財遺業于子孫更為有益。他不望子孫做官發財,“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由此可見,曾國藩雖居高位,教子極嚴,在其家信中反復告誡家中子弟要勤儉、除驕戒傲、謙敬、自立自強等,在他的諄諄教導之下,其后代至今人才不衰。因此,父母遺留給子女的不應是財物,而應培養他們各種道德品質,給他們創造財物的本領。
最后,嚴愛殷責,以身垂范。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雖有父慈子孝的道德要素,但長者本位的傳統使得在親子關系中往往只是片面強調孝,社會強制實行的事實上也僅僅是子孝。“嚴父”體現的往往是壓迫子女的父權。而曾國藩在父慈方面做的要優于傳統。他認識到要使家庭倫理道德教育落到實處,必須做到嚴慈相濟,以身垂范,有愛無教或嚴而失愛,均達不到教育的目的。在道德品質的原則問題上,曾國藩決不姑息遷就,妥協縱容,而是寓教于愛,嚴格要求。另外,曾國藩認識到要使子弟接受他的訓導,自身首先必須身正德好。因此,他在以家書的形式或明責或婉勸教育子弟的同時,總不忘自身的道德完善,要求子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出垂范。他撇開那個時代所極力維護的等級秩序的鴻溝,對子弟不是板起面孔,而是諄諄教導,以“誠”而教,無論他官在何位,身處何時,始終不溫不火,以平和的心態規勸子弟。特別是他敢于在子弟面前反省剖析自己,如他在給長子曾紀澤的信中提到其生平有三恥,希望爾思雪此三恥。他能在自己的晚輩面前如此剖析自身,足以體現其家長風范。而且,曾國藩對子弟的教育多是通過書信進行,書信本身就是情感表達的最好載體,更何況在那種“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歲月,其意義就更加特殊。通過這些處處充滿著人情味的書信,他將平生經驗,所學到的人生智慧和學識悉數傳授給子弟。從他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對親情的重視,有時雖也有嚴辭苛責,但更多的是明理勸誡。人間親情,溢于言表。這也是他教導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他的這種嚴愛殷責,以身垂范的教育方法以及有人情味、重親情的教育不乏為現代父母教子的寶貴資源。
詩人孟郊的《游子吟》寫道:“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詩中母親為外出的兒子縫補衣服的情景透視出深摯的母愛,在愛子離家遠行時,慈母一針一線縫得那樣細密,不但是怕兒子遲遲難歸才把衣衫縫制得如此結實,而且把一片深情寄托在手中的針線上隨兒遠去。無言之中,充滿著一片比春陽還暖的摯愛。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給孩子一片摯愛,愿家庭成為孩子健康成長的真正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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