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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之比較
論文摘要：在古代，經濟倫理就引起了中西方哲人的關注，但各有側重。其中：在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為上，蘇格拉底抱持生存至上的職業觀，理性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為，而孔子則認為“君子”不應從事生產勞動；在對待財富上，柏拉圖認為“精神財富”高于“物質財富”，而孔子主張“義利并舉”、“以義制利”，且二者都主張各個階層應采取不同的態度對待財富；在對待分配上，亞里士多德和孔子都運用了“中庸”思想，亞氏認為應該按照貢獻來分配，孔子則主張按等級和“均平”原則分配。重溫哲人的這些思考，對推動當前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不無裨益。
論文關鍵詞：孔子；希臘三賢；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是人們在現實的社會經濟中產生，并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評價和指導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古代思想家就已對經濟倫理進行了初步和有益的思考�？鬃拥恼撌鲋刑N含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同樣，享有“希臘三賢”美譽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也對經濟倫理進行了一系列的闡發，并且具有明顯的承繼關系，而三者經濟倫理思想中的核心觀點孔子均有涉及。
基于這種考量，本文主要從兩個向度來論述孔子與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橫向上，從中西比較的視域看孔子與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凸顯中西方重道德與尚理性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縱向上，理性精神在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正是有賴于如此持久的理性積淀，現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比之我國才更加系統和完善。這種比較與分析，對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倫理道德問題有著不可忽視的參考意義。
(一)
蘇格拉底關于經濟倫理思想的論述雖少卻精，主要體現為：生存至上的職業觀，理性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為。
色諾芬在《回憶蘇格拉底》中記錄了兩段對話，分別表明了蘇格拉底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為的態度。第一次是與阿利斯塔庫斯的對話。后者認為勞動是奴隸的事。蘇格拉底駁斥了他的觀點，認為“與惡人有關系而豐衣足食，與優秀的人一起卻貧困不堪這是沒有道理的”。第二次是與其老友耶菲爾的對話。耶菲爾因為年事已高以及戰爭的緣故陷入了困境。他寧愿依靠國家救濟和干粗話勉強糊口，卻不愿從事商業活動。而蘇格拉底認為“等到耶菲爾年邁之時，按照現在的方式就不可能養活自己”，因而他建議耶菲爾從事能使暮年生活有所保障的工作，而尋求商人的幫助可以使二者均得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對商業并不像主流態度一樣一味排斥，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孔子對生產勞動和商業活動的態度與蘇格拉底不完全相同。首先，孔子認為，“君子謀道不謀食。”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諸侯、大夫、士不勞而食，庶人則必須靠勞動而生，即所謂“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因而孔子強烈反對君子從事農業勞動。其次，雖然孔子反對君子從事生產，但他并不一味反對經商，而是視具體情況而定。孔子不僅以商品自喻，即“我待賈者也”，還對子貢的經商行為予以默許，并將其與最喜愛的顏回相比，日：“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蓖瑫r，孔子還認為仕魯的臧文仲“置六關”是不仁的，于是他說服魯襄公廢除六關。這反映了孔子主張自由貿易的思想。
綜上可知，孔子認為“君子學以致其道”，故“君子不器”。但這并不代表孔子鄙視勞動。在《憲問》中孔子還贊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這成為我國“以農立國”的政治導向的倫理基礎。同時，孔子對于商業活動并不持一般的反對態度。但孔子深信，君臣庶下只有嚴守禮制，安于自己的等級名分，不互相侵奪，社會才能走向小康大同。可以看出，孔子是從階級倫常的維度來考慮經濟問題的。這與蘇格拉底的理路是正相反對的。蘇格拉底的經濟倫理充滿了理性色彩，他充分認識到，對人而言生存是根本，依靠自己的生產和經營獲得生存資源是明智的行為。由此可見，以理性作為德行的基礎，以理性統攝德性的生成，這是蘇格拉底的一貫主張。尼采將之稱為“蘇格拉底文化”，這種理性精神正是“希臘三賢”思想一脈相承的線索。
(二)
作為“精神上的助產±”，蘇格拉底對柏拉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經濟倫理也不例外。蘇格拉底說：“我們的需要越少，我們越近似上帝�！卑乩瓐D的財富觀正是受此影響而形成的。
首先，柏拉圖承認“人人皆知財富是個巨大安慰，而且人人愛錢是因它所具有的有用性�！痹诖嘶A上，柏拉圖將財富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是精神財富，第二等是肉體財富，第三等是物質財富。他認為把追求物質財富放在第一位是個人和城邦招致禍害的根源，這正是孔子所謂“放于利而行，多怨”的真意。在柏拉圖看來，財富與貧困都有惡的后果。財富將導致奢華與閑散，貧困則造成舉止的低劣。因此，他認為一個有理智的人，在追求財富上應當“注意和諧和秩序的原則”。
其次，柏拉圖認為各個階層對待財富的態度應該不同。對統治階級來說，要把私有財產從他們的生活中徹底清除，這是柏拉圖財富思想的基石。在理想國中，統治階級即國王和護衛者“除了絕對的必需品之外”不得有任何財產，他甚至認為在“一個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國家，必須婦女公有，兒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而對被統治階級來說，卻并不要求其放棄私人財產。他的理由是“統治階級如果嗜好金錢與財產，他們必將腐朽。而生產階級成員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有此嗜好，將不會急于篡奪統治者的位,置，因為這會妨礙他們積累財富”。被統治階級的責任和價值就在于供應統治階級以生活資料，以使這些人專心治國，這樣才能達致城邦的最大善。
由此可見，柏拉圖的“理想國”宛如一部精心設計的龐大機器，個人不過是其中的部件，為機器的運轉而理智行動，其中的理性色彩可見一斑。
孔子的財富觀主要表現為眾所周知的“義利之辨”，而孔子的“義”大致類比于柏拉圖的“精神財富”，“利”則相當于柏拉圖的“物質財富”，關于“義利”的關系，二者的觀點如出一輒。
首先，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他優先考量“義”，認為這是君子與小人的重要區隔。具體又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孔子雖然“罕言利”，但他并不概否定利。他在肯定人性“欲富惡貧”的心理前提下，承認滿足欲望的合理性、正當性。他說：“富而可求-rE，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薄案慌c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钡诙热舨荒塬@得富貴，或者必須通過“不義”的手段才能獲得，那么孔子則主張“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边@便是著名的“孔顏樂處”，表達了孔子安貧樂道的豁達心境。從這一點來看，孔子的“義利之辨”并不是抽象的道義論斷，因為他提倡在“有道”的時代，“君子”應該努力實現“富且貴”。這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與柏拉圖類似，孔子對各個階層財富觀的具體要求是不同的。就國君而言，孔子認為應該只言義而不言利，“為人君，止于仁。”“國君乃天下財富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彼浴皣灰岳麨槔�，以義為利。”國君的利就是義。就各級官吏而言，孔子主張不僅言義，而且言利。因為，“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官吏需要依靠俸祿來養家糊口。然而，官吏求“利”必須合乎道義，即君子“仕則不稼”、“不盡利以遺民�！本鸵话愕钠矫穸�，孔子主張求利、致富，但同時又要為他人著想，“富而好禮”，“富而好仁”。
由此觀之，孔子和柏拉圖的財富觀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他們都認識到“義‘利”的分離是沖突的根源，于是都試圖通過重新整合的方式實現社會秩序的合理化。當然，二者所訴諸的途徑是迥然不同的�？鬃釉噲D利用周禮，利用傳統風尚這種慣性力量，實現其重整現實社會秩序的政治理想，這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社會秩序重建的成本。從這個角度看來，孔子的義利思想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因而成為歷代統治者穩定社會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政治原則。而柏拉圖卻妄圖通過“至善”理念的指引獲致社會的整合。相對于孔子財富觀的政治實用性，柏拉圖的思想則更多地顯示出一種精神理性。在后者看來，人的思想和行為必須完全服從“至善”理念的指引。
這種思想上的超越性，使他的財富觀最終進入宗教神學的窠臼，“理想國”成了彼岸世界的同義語，這是對蘇格拉底理性觀念的某種偏離和違背。而其學生亞里士多德則克服了柏拉圖思想中的這種烏托邦色彩，使蘇格拉底闡發的理性精神復歸正途。
(三)
為了阻止雅典奴隸制衰頹的趨勢，亞里士多德放棄了柏拉圖嚴格按照完滿理性來設計城邦的嘗試，以更加現實的態度加以研究。他的經濟倫理主要體現為分配公正。
在柏拉圖看來，為了不讓人們因財富而爭斗，應該平均財產。但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的惡德就在他那漫無止境的貪心財產的平均分配不足以救治這種劣性及其罪惡�！币簿褪钦f亞里士多德認為必須以“平等”為原則建立公正的分配制度。不過這種平等并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不平等的平等”。它依據人與其所得之間的幾何比例，即按照每個人的貢獻分配其所應得。但在實際操作時卻難以避免按照身份或是財富來進行這種情況。當然，亞里士多德也意識到了，于是他又提出了“矯正的正義”，這是一種“平等的不平等”。它依循算術的比例，使得人們因損害行為而遭受的損失得到補償，不當得利得到糾正。由此觀之，亞里士多德已初具現代經濟學的理性視角，認識到分配屬于社會正義問題，通過這種補償和糾正就既不會使富者太富，也不會使貧者赤貧。這種折衷的辦法可以保證城邦的安定和繁榮。
孔子對分配作過系統而精辟的闡述，不僅包括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主要表現為貧富差別問題)，還涉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分配(主要體現為富國與富民的問題)，這是亞里士多德分配思想所沒有的。關于如何處理富國與富民的關系，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概而言之，儒家主張輕稅富民，認為民富則國富；法家則主張重稅富國，認為民貧則國富�？鬃诱J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種輕稅富民的主張是頗有見地的。它雖然不能解一時之急，但卻是解決財政困難的治本之策�？鬃铀枷氲恼文繕耸墙泧鴿�。“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則是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這是我國“民為邦本”思想的肇基。關于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孔子主張等級分配制度和“均平”原則。前者側重社會縱向結構的財富分配，即茍子所說“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在孔子看來，只有符合社會等級秩序的分配才是“正義”的。后者側重社會橫向層面的利益分配，孔子認為“均無貧，和無寡”“才能“安無傾”。而“均無貧”絕不是在各階級之問實行平均分配，而是按等級實行差等分配。
在等級分配以及“均平”的大原則指導之下，孔子還主張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權變應用。如主張對老弱病殘者進行撫恤救濟，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相當于今天的“再分配”，這是孔子“仁”的思想在分配領域的體現和延伸。同時，在《中庸》中還提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亦即主張分配與德性相匹配，這與亞里士多德按照德性、按照對城邦的貢獻進行分配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而言之，孔子的等級分配觀使人們在一個資源有限的等級結構中各安其位，和諧共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承認，在文明發展的一定階段，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分化有其合理性，唯其如此，方可實現物質財富的積累以及形成專職于精神創造和社會管理的知識階層。從這個意義上看，這種等級分配觀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它與亞里士多德的“公正分配觀”具有某種一致性，只不過孔子的分配思想是一種規范性的論說，強調分配中的倫理要素，注重人際間的協調和諧。就工作方法和手段而言，這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而亞里士多德則從理性主義出發，提出了具體的分配方法，并且進一步提出了補救的措施，他強調分配過程中的具體操作手段，從而更具科學性和針對性。
結論
綜上所述，孔子的經濟思想中的倫理觀以道德為本位，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弱化了學理內涵。而后來的西方學者卻秉承希臘三賢經濟倫理思想中的理性因素，并不斷加以充實，努力超越單純的善惡與義利之辯，豐富了其中的學理成分，從而導致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而在西方形成。這是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一個問題，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孔子的經濟倫理思想，它對我們又有何啟示呢?
其一，孔子及其后儒家，從不把經濟關系看作單純的利益關系，而是把它歸結為道德關系。他的經濟倫理思想，都屬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安身立命之學，主張通過道德準則來調節人們之問的經濟關系，通過道德教化實現社會整體經濟關系的和諧。他不看重單純的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是否符合倫理規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質。其終極目標概言之便是“修已安人”，亦即通過“克已復禮”以達致“成仁成圣”的道德境界。這對于規整現代社會尤其是經濟領域的利益至上、道德失范等痼疾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孔子經濟倫理思想的積極意義。
其二，就其消極影響而言，孔子的經濟倫理觀將個人層面的獲利行為、集體層面的富國行為與以“仁”為核心的價值理念、以“禮”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規范緊密結合起來，使經濟行為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古代社會的商業競爭難以有效展開，私有財產無法獲得合理保障，從而限制和阻礙了中國古代社會向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轉變。
當然，無論是希臘三賢還是孔子的思想都不是金科玉律，因而我們應敬奉德性又推崇理性，以期從這兩個向度實現創造性的轉化。長期以來，在過分強調孔子及其后儒家思想中倫理道德成分的影響下，我們鄙夷各種正當的經濟行為，使得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之后，又片面接受西方工具理性的影響，造成整個社會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倫理道德嚴重失范。以此為鏡鑒，在現代社會，我們應該注重祛功利化。這個過程不是簡單地從反題回到正題，而是從反題到合題的升華。換言之，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宣傳并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職業觀，理性對待各種經濟活動，鼓勵勤勞致富的良好行為，懲罰唯利是圖的不良行徑。其次，將兩類價值需要統一起來。對個人而言，既要滿足物質需要，又要提升精神境界；對社會而言，既要努力實現財富增殖，又要維護社會穩定和諧。最后，講求社會正義，實現分配公正。正確處理穩定與發展的關系，使穩定不致窒息發展，發展也不會脫離穩定，以實現社會在穩定中發展和在發展中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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