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環境下的民族國家現代規劃

全球化環境下的民族國家現代規劃

　　民族國家作為一項領土政治安排，其存續的基礎端賴于邊界的明晰與確證，而民族國家也就“成為建構和維護邊界的代理人”。以下是yjbys小編為您整理的全球化環境下的民族國家現代規劃，希望能對您有所幫助。

　　摘要：在現代社會中，明晰的邊界是民族國家在其領土內進行社會整合的基礎，這一整合表現為現代規劃的實施。但在全球化條件下，邊界日漸模糊，因而現代規劃也難以為繼——全球抽象生活模式的型構使民族國家邊界內統一的時空系統對一般社會生活不再具有特殊的意義;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分別由于經濟一體化趨勢、全球公共觀念和共同安排的增長以及全球治理問題的凸顯而逐漸超越邊界的限制�，F代規劃的潰敗使民族國家面臨嚴峻挑戰：國內新的社會和經濟沖突的加劇與國內政治的逐漸衰敗。面臨此一情境，民族國家應開放其邊界以適應全球化浪潮，同時應讓社會在更多自治環境中獲得繁榮，從而奠定國際社會和平的基礎。

　　關鍵詞：全球化;民族國家;邊界;現代規劃

　　民族國家作為一項領土政治安排，其存續的基礎端賴于邊界(border)的明晰與確證[1]，而民族國家也就“成為建構和維護邊界的代理人”。[2]依其邊界，民族國家維持著對外的獨立性和對內的至高地位。就其對內而言，民族國家運用其至高權力地位進行內部的全面整合，建構出統一而單質的市民社會，并使自己與市民社會緊密相連，前者對后者進行調控與范導，這一調控與范導實質上表現為民族國家的現代規劃。

　　馬丁·阿爾布勞將現代規劃視為“對圍繞種種意圖展開的種種人類活動的協調”，[3]它為民族國家內部普適性歷史的創造提供了“統一的人類交往場地”和“單一的事件框架”。[4]概而言之，所謂民族國家的現代規劃是指現代國家依其制度安排以達成邊界內部一致性的各種行動。

　　盡管規劃——或者說，統一的設計——歷來遭到自由主義者(如哈耶克)和保守主義者(如柏克)等的反對，[5]但可以說，現代規劃是民族國家表達力量與意志的形式，也是其自我成長的機制。在現代規劃之下，民族國家及其內部的市民社會按照統一的原則、規范和程序運轉。然而，全球化正在改變這一狀況，它無情地銷蝕民族國家的邊界，從而使民族國家賴以成就現代規劃的基礎遭到了緩慢但幾乎是致命的顛覆。

　　本文嘗試運用社會和政治理論闡述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現代規劃的潰敗，并試圖論述這一潰敗給民族國家和國際社會所帶來的重大影響。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民族國家現代規劃是如何潰敗的;第二部分闡述這一潰敗給民族國家和國際社會所帶來的嚴峻后果;結語為第三部分。

　　一 民族國家現代規劃的潰敗：邊界的模糊化

　　全球化條件下，曾經用來保持民族國家內部統一和排除其外來干涉的邊界已受到種種侵襲，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正超越邊界的限制，其現代規劃也因此而趨于崩潰。

　　(一)從理論來看，全球抽象社會生活模式的型構使民族國家的邊界日益模糊。

　　“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時空的重組�！盵6]在安東尼·吉登斯看來，這便是現代性在全球傳布所逐漸型構的全球抽象社會生活模式。具體而言，就是某一地區的社會生活已經成為影響另一地區社會生活的因素，這樣，民族國家內部具體的社會生活將不再完全依賴于熟稔的人際關系，而依賴于一種全球網絡。當具體的社會生活超出民族國家的限制而影響到另一民族國家的社會生活時，前一種生活就“脫域”(dis-embedding)于民族國家的邊界，并在影響到另一種生活時 “再嵌入”(re-embedding)，[7]于此，時空的統一性對日常生活不再具有特殊意義。

　　“脫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依賴于所謂“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和“象征標志”(symbolic tokens)，即它依賴于專家所提供的知識以及由自發或建構所形成的抽象媒介(如貨幣)，[8]而不再完全依靠于民族國家所提供的手段。

　　由于“脫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存在對專家和符號系統的高度依賴，因而面臨著不可規避的“風險”(專家不能保證萬無一失，對符號的信心也非時刻都存在)， [9]但是，這一風險已無從由民族國家所能控制，也無從由它來化解此風險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既不能將社會生活限定于邊界之內，也不能在本國邊界范圍內解決社會生活中由于風險所帶來的困難。

　　(二)從實踐來看，民族國家內部的經濟生活、一般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正超越邊界。

　　1.經濟一體化和相互依存使經濟生活脫離邊界的限制。

　　首先，自由貿易區和共同市場等經濟一體化形式已經成為當代經濟發展普遍模式而備受推崇。盡管經濟一體化具有成員國應對全球化沖擊的涵義(它以區域主義對抗全球主義)，但顯然，它也成為了全球化的一個步驟和組成部分。在經濟一體化內部，零關稅趨勢和國民待遇原則使民族國家的經濟要素早已在無邊界的世界自由流動。

　　其次，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相互依存日趨明顯。這意味著開放而非封閉是當代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選擇。國內市場早已成為國際市場的一部分，一切經濟生活已經融入或至少要求融入國際經濟生活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全球經濟的規約，這一體系以古老的核心—邊緣模式繼續演繹，民族國家不能脫離于這一根本的世界體系的制約，它的經濟生活只有適當逾越邊界才能獲得足夠的發展。[10]

　　2.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全球社會的成長。

　　除了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之外，我們無法忽略另一個社會——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的存在。對于這一社會的本質，國際關系理論界有不同爭論。“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認為它主要表現為旨在處理國家間事務的共同的國際安排。[11]而“斯坦福派” (‘stanford’ approach)卻強調全球性共同觀念和文化。[12]無論如何，英國學派或斯坦福派都承認民族國家之外存在一個依靠規范或觀念建構而成的超越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的全球社會。

　　實際上，全球化帶來了豐裕的越界行動和人際關系的全球拓展。經濟一體化、全球貿易和其它商業活動的蓬勃發展、社會關系之“脫域”機制的形成，均使有別于民族國家內部生活的社會——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人際關系——在全球范圍內形成，而全球人際關系的拓展，又使得共同的觀念在無數互動中滋生。比如現代性——如民主和科學——在全球的開拓已經使全球各國人民有了共同的話語，對于現代性的認同形成了一種超越傳統和地域的共同精神氣質。簡言之，全球化開拓了新的超越邊界的人際關系，由此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塑造并不斷強化了人們的共同觀念。在此基礎上，新的規范、安排和機制應運而生，全球社會在這些共同觀念和共同的全球安排和規范中促進了國際關系的新發展。不言而喻，這樣的全球社會早已不是民族國家現代性規劃所能控制的，它超出了規劃的范圍，不斷腐蝕規劃所賴以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國家邊界。

　　3.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的增長使政治生活脫離邊界的限制。

　　不僅經濟與社會生活超越了邊界的限制，國家政治生活也開始顯現出全球特征。這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全球問題的增長要求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國內事務與全球事務的一體化使國內政治過程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與支配;國內政治忠誠的部分轉移。

　　首先，全球治理的出現。當代全球問題關涉到人類的前途，它影響到人類的生存安全(如疾病的傳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等)和人類的可持續性發展(如生態與環境危機、難民潮、氣候變遷等)。[13]在威脅和挑戰人類前途的全球問題面前，沒有任何民族國家可以逃脫自己的責任，全球治理需要各民族國家以多邊主義或相互協調的方式進行合作，在合作過程中，民族國家將轉讓自己的部分權力給國際組織，或將共同達成的條約與協議轉化為國內立法條款以促進治理的共同目標的實現。在權力的轉讓與國際協定轉化為國內立法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生活已經擺脫了邊界的限制。

　　其次，國內政治的國際背景。國際事務對國內政治議程的影響在經濟領域最為明顯。經濟全球化與地區經濟集團化趨勢建構了國內政治過程的國際框架，在這一框架下，國內政治只有適應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的國內經濟和其他社會事務的要求才能使自己運轉下去。例如，在共同市場內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必須依賴于共同市場內其他成員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市場狀況;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與科技革新將成為與之緊密相連的欠發達國家進行產業調整的依據;國際金融市場的狀況影響到國內金融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國內經濟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的調整以及金融政策的變更又將牽引其他政治過程——教育、就業、司法和官僚體系等——的變革。

　　第三，政治忠誠的轉移�，F代公民在全球化時代的忠誠對象不僅只限于民族國家，雖然愛國主義或溫和的民族主義在全球化運動下仍舊有重新激發的可能性，但愛國主義情緒并不妨礙現代公民將政治忠誠投向邊界之外的國際社會(如環保主義者和國際人道主義者)。

　　忠誠對象轉移源于個體反思性(reflectivity)的形成。反思性能力塑造了新的自我批判主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價值和信仰的自我重建。[14] 當民族國家將個體的忠誠對象限制于國家本身受到個體的懷疑乃至批判時，新的忠誠對象便可能超出邊界，盡管也有可能退回到比國家更小的單位，如社區或本地區的利益集團與宗教組織。[15]就前一情況而言，當忠誠對象超出民族國家之后，民族國家只能悲傷地面對民眾的信仰逾越自己的邊界而又無能為力。

　　二 現代規劃潰敗的后果：社會沖突與政治衰敗

　　民族國家由于邊界的模糊化所導致的現代規劃的潰敗，使民族正國家面臨嚴峻挑戰，不但國內的社會和經濟矛盾將加劇并越出邊界，而且國內政治也將面臨民主的危機和腐bai的沖擊。

　　(一)國內社會和經濟沖突的加劇及其國際化。

　　現代規劃的潰敗使民族國家所控制的內部沖突爆發出來了，甚至延伸到了國外。這一沖突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曾經成功控制住了階級沖突的福利政策在失敗后導致了新的經濟困境和種族主義的興起(在西歐國家內部猶甚);二是暴力的合法性壟斷受到沖擊后導致了新的社會沖突的加劇。

　　1. 福利政策的失效。

　　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伴隨著國家鎮壓工人運動的暴行和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和虐待。血腥的資本主義發家史不僅催生了社會主義運動，也衍生了新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尋求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結合成為新的制度設計的熱點，福利國家便是這一設計的重大后果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驅散社會主義的威脅�！� [16]它確實成功地將階級沖突從世界范圍轉移到了國內，并且事實上通過民主制度的建設又使之得到了緩解。[17]從北歐到西歐再到北美，先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無一不采用溫柔的福利手段扼殺了階級斗爭的雄心壯志。

　　而一俟民族國家的邊界不再確定，福利國家所長期運用的戰略便失去了效能。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時代，福利國家的赤字財政變得非常脆弱，它不再能夠為民族國家的經濟單位(公司或利益集團)進行優先采購，不再能夠充分保證全體公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也不再能夠提供經濟持續發展的黃金歲月和讓人們在甜美的夢想中去從容地實現即定的生活理想[18]。

　　同時，民族國家邊界的虛化導致了新的移民浪潮，這使得新的納粹主義——它充滿對移民的刻骨仇恨——在歐洲和北美沉滓泛起。新的沖突代替了古老的階級斗爭，民族國家內部的斗爭轉化為超越邊界的民族斗爭，福利國家——當代民族國家的典型形式——的現代規劃面臨著破產的窘境。

　　2.暴力合法性壟斷受到質疑。

　　如果民族國家靠福利或社會保障體系曾經減緩了政治和階級沖突，則它對暴力的合法性壟斷曾經減緩了社會沖突。馬克斯·韋伯(marx web)認為，民族國家擁有不證自明的對暴力的合法壟斷地位，并依此對社會進行權威性控制。[19]但是，暴力合法性正經歷其實踐危機和認同危機。

　　實踐危機表現為民族國家在控制跨國犯罪上的無能。它無法只依靠本國的暴力壟斷有效地打擊包括國際恐怖主義在內的跨國犯罪，在必要時它必須尋求他國暴力機關的合作與支持。

　　認同危機體現為分離主義與人道主義干涉。一方面，“冷戰”的終結和全球化運動使一批要求獨立的民族對所在民族國家提出了挑戰，在激進民族主義(或分離主義)旗幟下，民族國家遭受著新的內部沖撞或分解，分離主義“帶來了諸多民族、國家、地區的動蕩和重新分化組合”。[20]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對自己暴力的壟斷性行使的合法性可能時刻遭到人道主義的評判。[21]國際人道主義的道義批判和事實干涉削弱了民族國家對本國暴力的合法壟斷權利，因而對本國社會沖突的控制權也受到了來自邊界之外的強權或國際社會的限制。

　　(三)國內政治的衰敗。

　　這主要體現為全球治理中民主的缺乏所導致的國內政治過程的民主危機，而這一危機加速了代議政治自身所潛藏的極權趨向，從而引發政治在民間的冷落和它在自身運作過程中的腐bai。

　　1.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國內政治民主受到損害。

　　全球化使國內政治卷入到了全球治理進程當中，然而全球治理中普遍的“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存在使國際治理的民主化絕非坦途。 [22]因為全球治理中國家之間的義務擔當與權利享用不是依據平等的民主方式，而主要根據民族國家的力量對比進行。譬如歐盟，歐洲議會的投票方式與歐盟的條約規則更多地反映了其中大國德國與法國的偏好與利益。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國內相關政治將成為國際體系中權力對比下討價還價和妥協的產物。也就是說，全球民主的缺失在國內政治日漸國際化的情境下，由于國內政治的運作不是經由國內的民主程序進行的，公民在涉及國際事務的國內政治問題上沒有太多的影響力與決策權，因而國內民主將深受其害。[23]

　　2.國內代議政治由于民主的危機與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使它在民間受到冷落，并導致自身的腐bai。

　　當國內民主的運作受到阻礙時，現代政治的弊端將逐步展現。民族國家內部政治過程是依賴代議政治——一種固定的民主程序——來完成的，而全球化時代國內的民主危機將導致程序的中斷，由此將導致國內政治的普遍衰敗——政治在民間的冷落與政治在自身運作中的腐bai。

　　首先，政治在民間的冷落更多地出于代議政治的特性，但全球化加劇了這一特性。從理論上來看，代議政治所規定和依存的民主程序使人們滿足于一種容易操作、易于理解和可以預期的政治行動。這給予公民一種惰性，從而在完成選舉義務之后，便將政治或行政行為交由自己的代理人而忽略直接的參與，使得政治精英開始操縱政治過程——全球“民主赤字”的存在又鼓勵他們的這種操縱行為——政治成為一種新的行業而不是社會福利的保障力量。由此，代議政治這一典型的程序政治將國家分裂為兩大部分：政治官僚或政治精英和普通沉默的大多數。后者對政治的高度信賴(或相反，高度的不信任)使政治在社會的冷落成為事實。[24]

　　其次，由于政治權力與市場的合謀所導致的公共領域的衰退使得政治過程流于腐bai。由上所言，政治在民間的冷落會使權力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則一種完善的代議民主將產生極權政治的危險——當沉默的大多數任由政客們去操持權力時，極權變得順理成章。而此時，某些市場(或利益集團)為獲得權力的寵信從而獲得市場中的優先權，便通過尋租活動(rent-seeking)收買政治權力。[25]于是，這些政客將在利益集團的慫恿下不恰當地揮霍手中的權力，也就是，權力開始不恰當地干預市場。這樣，原本統一的市場可能在某些利益集團尋求權力保護時遭到分割，而一個分割了的市場也就意味著具有共同社會道德、理想和民主訴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衰退，它將“成為社會內耗與權力陰謀下的犧牲品”。[26]

　　當政治極權和公共領域的敗落同時出現，并導致權力與市場合謀時，嚴重的腐bai現象產生了。而當政治在民間得不到統一的愛戴，而且在自身的運作中也腐bai不堪時，則政治的衰敗積重難返。

　　三 結語

　　全球化正在各個方面改變民族國家的面貌。本質上看，正是全球化對邊界的銷蝕抽離了民族國家賴以規劃內部事務的前提，民族國家才由此發生了急劇的嬗變并將對國際體系產生深刻影響。在此情境下，民族國家應適應時代的變化并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重新塑造自己的面貌并維持作為國際體系最重要單元的功能。

　　首先，民族國家應開放自己的邊界，以合作而非完全自助(self-help)的方式謀求國際協調，使國內事務和國家利益與國際公共事務與國際利益相互調和與促進。[27]其次，應強調社會自治并使其在全球范圍內獲得繁榮。顯然，一個相互包容的全球社會將有助于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和諧，并且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領域，從而使政治權力從腐bai中獲得新生。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它在失去了對社會的全面監控時，卻獲得了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與重建自我的機會。

　　參考文獻：

　　[1] edward s. cohen, globaliz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14, no.1, january 2001.

　　[2] globaliz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14, no.1, january 2001.

　　[3] (英)馬丁·阿爾布勞，《全球時代》，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49頁。

　　[4] (英)馬丁·阿爾布勞，《全球時代》，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0頁。

　　[5] 參見(德)弗里德利�！す�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三聯書店1997年12月版，第41頁;劉軍寧，《保守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6]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polity press, 2001. p.244.

　　[7]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另參見(德)烏爾里�！へ惪说龋�《自反性現代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8頁。

　　[8]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9] 對于全球化時代“風險社會”的論述參見《現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著)和《自反性現代化》(貝克等著)。

　　[10] 參見(美)羅納德·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新范式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巴西)特奧托尼亞·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另參見簡軍波，《落后國家與依附性發展》，《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3期。

　　[11]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4). 另參見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8頁。

　　[12]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4).

　　[13] 參見蔡拓，《當代全球問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拓等，《全球問題與當代國際關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英)尼格爾·多德著，《社會理論與現代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頁。另參見(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第32-39頁。

　　[15] 楊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頁。

　　[16] (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15頁。

　　[17] 關于福利制度緩和了國內沖突的論述參見 bo rothstein, social capital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politics & society, vol.29, no.2, june 2001.

　　[18](德)烏·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3頁。

　　[19] (美)丹尼斯·朗，《權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頁。另參見(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9頁。

　　[20] 程人乾等，《渦流：20世紀民族主義潮汐透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

　　[21]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1999年聯合國大會中表示，古典的國家主權觀念必須服從于“個人主權” (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他指出：“如果人道主義干預對主權來說真是一種難以接受的侵犯，則我們何以對盧旺達等地區大規模的、系統的侵犯人權的事件——它們違背了我們人類共同體的訓誡——作出反應?” 見 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breaking new ground, global governance 7 (2001).

　　[22] tony porter,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gulating global finance, global governance 7(2001).

　　[23] (德)烏·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6頁。

　　[24] (美)卡爾·博格斯，《政治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7頁，第96-108頁。

　　[25] 參見方福前，《公共選擇理論——政治的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

　　[26] 簡軍波，陶國宏，《非規范社會公共領域的建構與維持》，《社會科學論壇》2002年第7期。有關“公共領域”的論述參見(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5頁。

　　[27] 參見俞正梁，《當代國際關系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全球化環境下的民族國家現代規劃】相關文章：

全球化環境下的企業先進理念研究06-14

人文關懷視域下現代高校教育管理研05-28

電子商務環境下農產品電子商務環境下農產品08-13

淺談空間整合下的創意產業園區規劃08-05

淺談現代企業制度下企業檔案管理04-30

現代農業下蔬菜栽培技術要點06-02

網絡環境下的權利用盡制度初探08-16

論述網絡環境下高校報人的素質定位06-02

淺析課改環境下的學生主動學習06-02

后現代視野下華語同性戀電影的美學呈現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