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
本雅明從本體論層面對翻譯的本質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他獨特的翻譯哲學思想引發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界對翻譯理論的重新思考，拓寬了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將其從翻譯實踐的研究延伸到了語言層次和哲學高度。
摘要:本雅明從語言哲學角度對翻譯的本質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他的“純語言觀”、“可譯性與后續生命”以及“意指方式與精英讀者”等核心觀點對一系列翻譯問題如翻譯中原文、譯文、讀者的關系、翻譯中形與意的關系、翻譯立場的選擇以及經典作品的復譯等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引發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翻譯界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本雅明;翻譯哲學;純語言;理論價值;實踐價值
瓦爾特?本雅明是20世紀翻譯界一位杰出的哲學家和翻譯家，對翻譯理論發展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在1923年為波德萊爾的詩集《巴黎風貌》所撰寫的序言《譯者的任務》一文對翻譯的實質、標準、方法等方面發表了獨到的見解，其觀點高屋建瓴，神秘獨特，將譯者從幕后推到了前臺，從邊緣推到了中心，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地位，一度被奉為“翻譯的圣經”。國外學者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了對本雅明的關注和研究。美國女作家漢娜?阿倫特，英國翻譯家保羅?德曼，法國解構主義創始人德里達、以及美國詩人、翻譯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對本雅明及其翻譯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達的名篇《巴別塔之旅》就是在他認真研究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之后的成果。國外學者對本雅明翻譯思想的研究注重從哲學及語言學角度的挖掘，認為本雅明的翻譯思想重點是從語言的角度揭示翻譯的哲學本質，即翻譯行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質與使命。然而，受長期以來的實用主義影響，我國譯界對交際翻譯理論、功能對等理論、翻譯目的論、文化翻譯理論等研究比較深入，對本雅明翻譯理論的價值認識還遠遠不夠。因此，本文擬從本雅明翻譯哲學的各個層面對其翻譯哲學思想進行再探討，并著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譯觀對一系列翻譯問題的啟示，特別是對歷來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的啟示，從而進一步揭示其翻譯哲學思想的理論及實踐價值。
一、本雅明翻譯思想概要解讀
(一)“純語言”觀
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追求“純語言”的方式，這一思想與他的語言宗教觀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論的卓越與非凡正是基于這個包括一切的語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語言構成的，最終的目標是理解世界的構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語言和上帝的語言間達成和諧。這種思想受猶太教神秘哲學思想影響很大，并在格爾肖姆?肖勒姆的宣傳下，被廣泛接受。為了體現翻譯的重要意義，一個前提便是首先要考慮語言理論，這是任何翻譯和可譯性概念的必要基礎。在《譯者的任務》發表七年前，本雅明曾發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學的文章《論本體語言和人的語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類語言中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的區別。本雅明假定了一個普遍的概念范圍，將其命名為“思想實體”，完全脫離且區別于“語言實體”。人的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但語言實體永不能包含整個概念范圍。因此，一種語言根本無法表達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因為各種語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據圣經的觀點，在天堂中曾經存在一種完整的語言，在人類企圖建造巴別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將這種語言分裂成不同的語言。因此，特定的單一語言便是起初純語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譯就是要使語言完整，要將分解的“意圖模式”拼湊起來完善被認為是不完整的源語言。由此可見，“純語言”是本雅明語言哲學和翻譯思想的出發點和根基，它擁有超越性，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終極語言”。在此意義上，譯者的任務就是把具有親緣性的各種純語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來，在目的語語言中把流放在原語語言中的“純語言”的可能性釋放出來，從而使各種語言相互補充、相互融合而趨于圓滿。
(二)可譯性與后續生命說
在純語言這個形而上的框架內，翻譯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語言的層面來理解。翻譯將在對原作的再創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純語言解放出來，從語言的流動中獲得完全成熟的圓滿的純語言，因而，語言哲學中“不可譯”的悖論在本雅明的翻譯理論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認為原作的可譯性取決于:
1.在原作的讀者中有稱職的譯者;
2.源語言需要翻譯，而可譯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內在法則。因為藝術作品不屬于任何特定時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暫的。藝術作品具有“時間效應”，而這一效應以“語境”的形式滲透在作品中。這一“語境”無法復制，它必須重新建立，譯者的任務就是利用語言轉換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換言之，每一個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譯時，都是一種新作品的誕生，可譯性因而成為原作與譯作之間至關重要的生命紐帶，作品的被翻譯則標志著原作的生命在譯作中獲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現，從而使原作進入了后續生命的階段。由此看來，翻譯是由原作的可譯性召喚出來的后代，原作必須仰仗譯作來完成自己的生命過程。因此，譯作不是服務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獲得自己的存在。這一觀點為經典作品的復譯提供了理論基礎，因為譯者只有在翻譯中不斷尋找“純語言”，原作才能重獲新生，原作語言與譯作語言之間的親緣關系才可被意指(表達)出來。
(三)意指方式與精英讀者觀
既然翻譯是挖掘原語與譯入語之間的“親緣性”、“互補性”從而達到“純語言”境界，那么尋求原語與譯入語之間意指方式的互補交融則成為翻譯的關鍵所在，因為“純語言”只有借助語言間互補的總體意圖才能實現，而譯者正是要“從譯入語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種語言創造出原作的回聲”[1]。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是響應原作的要求，將它的意指方式帶入譯入語中，因為譯入語需要這種外部力量來釋放自身被隱藏的發展進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譯者要傳達“如何表達”的，而不僅僅是“表達了什么”。歸根結底，翻譯就是對純語言的救贖。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證了本雅明可譯性論述中對合格譯者的選擇問題。因為翻譯對象不是一般的信息類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學性與文學內涵的經典之作，所以譯者必定是精英讀者，否則譯作必定是對原作內容與內涵的不精確的表述，從而成為劣質譯作。因此，作為精英讀者的譯者，不能遷就一般讀者的接受習慣與認知水平，而應該勇敢地傳達新穎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帶到一個更高、更完美的語言層次，用高標準引領讀者，拓展其認知視野與鑒賞水平，這是翻譯語言具有價值的先在條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的理論價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義
不同于傳統觀念，本雅明給翻譯“賦予了某種本體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純語言”概念，從語言哲學的層面追問并回答了“翻譯何以可能”這樣一個翻譯的本質問題，這十分類似于康德哲學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問的是翻譯的前提條件、翻譯的限度以及從什么意義上來講翻譯是可能的問題，從而深刻揭示了翻譯的哲學本質。正如本雅明所說，“翻譯最終達到表現語言間深層關系的目的，以滿足我們的需要而達到表現語言間內部關系的目的”[3]。翻譯的本質不在于交流溝通，不在于其傳達的信息，而在于翻譯就是人類在試圖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必須使用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翻譯就是我們的思維本身，是尋找種語言源頭的工作。這一思想揭示了翻譯這項極具實踐經驗的人類行為的本質、價值和基本方法，圍繞翻譯自身構建了一個理論研究的框架體系，并為其提供了相應的'視域和立場界定，可以說囊括了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所有基本問題。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譯界公認為是解構學派的奠基人。
(二)“翻譯主體”意義
在歷來的傳統翻譯觀中，譯者與譯本是從屬于原作者與原作之下的，向來都處于“奴隸”與“從屬”的地位。譯者甚至被要求隱形，最多只是被視為原作與譯作之間的中介，這樣，在翻譯行為中譯者對行為結果———譯作至關重要的影響與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卻認為譯作其實就是譯者用譯入語的意指方式所創造出的原作的回聲，這樣一來，譯者與譯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與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從理論上極大提高了譯者的主體地位。另外，精英讀者觀的提出，顛覆了接受理論的“讀者中心論”觀點。首先，在《譯者的任務》一文開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賞一件藝術品或一種藝術形式時，考慮接受者從來都證明是無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譯者的任務定位在了引導讀者而非遷就讀者的主動地位上。換言之，翻譯不應該為了迎合普通讀者的需要而存在，譯作的優劣不以讀者的喜好或可讀性的高低為標準，一味遷就讀者的認知和對市場的妥協，往往是劣勢譯作形成的根源。這種對譯者主體性的確認、對讀者需要的“無視”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貫對藝術作品翻譯的嚴肅態度，也是其作為譯者在精神上對藝術價值和職業操守的尊重和堅守，是翻譯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三、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的實踐價值探析
本雅明不僅從哲學高度上對翻譯的本質進行了追問式的思考，其生前還有大量的翻譯實踐作品。他的翻譯實踐為其理論建構打下了堅實基礎，因此他的翻譯思想不僅具有理論啟迪意義，而且對于文學翻譯實踐同樣具有借鑒和指導意義。比如，困擾譯界多年的許多紛爭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較為明確的答案和啟示。
(一)對翻譯立場選擇的啟示
翻譯立場即直譯與意譯或異化與歸化，是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對翻譯結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場的選擇則與對翻譯本質的認識與回答密切相關。本雅明認為翻譯的本質不在于信息的傳遞，而在于語言本身，因為語言是偉大作品的基礎，偉大作品又是語言的藝術，因此要保持對原作價值的尊重，直譯是必然的選擇。只有直譯，才能達到譯作的“透明”，即從譯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風貌;只有直譯，才能充分揭示語言間的親緣關系，才能使語言間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補。也只有直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譯作中“異”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結構、句法、節奏以及獨特的語言韻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學意蘊。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追求“純語言”的過程。源語言和目標語言之間存在差異，這就需要在翻譯中找到合適的意指方式。也正是這種差異本身豐富了目標語言的來源。那些外來的、不可譯的概念和結構的引入，便參與到目標語言的持續補充之中，最終達到“純語言”的頂峰。路德直譯《圣經》，直接影響了德語的形態發展和變化，豐富了德語的表達，使其形式更加多樣，音韻更加優美，表達更加豐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譯立場上，追求意義的傳達與歸化觀念的譯者必定是一個低層次拙劣的譯者，他對自己語言慣用法的尊重遠遠勝過對外國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錯誤地“保持了本國語言偶然所處的狀態，不讓自己的語言受到外語的有力影響”[4]358，從而忽視和限制了借助外來語拓展和深化自己語言的可能性，因而也無法完成作為一個譯者的真正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雅明與魯迅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魯迅說:“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中國人不但要從外語輸入新字眼，還要輸入新語法”[5]。翻譯要突顯語言之間的差異性，新的表達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譯觀雖有一定的局限性，卻提醒譯者防止以本國語讀者為中心的過分歸化意譯的做法。
(二)對“形意之爭”的啟示
長期以來，在翻譯研究或實踐中，無論是語言學派還是文化學派，歷來都提倡以交際目的為準繩，力求譯文最大限度地傳達原文的精神和內容，即語言服務于內容。而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一文的第三節就開宗明義地指出:翻譯是一種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義上的語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絕大部分因素，如詞語特征、句法結構、章節構成和修辭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細致的融匯原作的意指方式，“從譯入語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種語言創造出原作的回聲。”[4]354。本雅明使我們意識到，文學作品說到底是語言的藝術，文學是純語言在世間的載體，譯者的任務在于在原著當中找出互補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帶到一個更高、更完美的語言層次。因此，譯作的價值不僅在于傳遞了原作的內容意義，更在于用譯入語語言再現了原作匠心獨具的獨特表達方式，這樣才能真正保證譯作不把經典的原作翻譯成為只傳達了內容意義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譯作。也就是說，對文學翻譯來說，怎么說的比說了什么更重要———“傳意”必須“傳形”，“以形傳意”才是對原作最佳的翻譯，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優秀譯作。這使我們在語言哲學的層面上對“形”與“意”的辯證關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對我國譯界長期以來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譯的“化境”、過分強調“功能對等”、“目的論”等為主流的翻譯思想無疑是一種反動，值得翻譯界深思。
(三)對經典作品復譯的啟示
關于復譯，我們以往是從文本需要、讀者要求、出版市場、譯者主體性、翻譯質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與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譯哲學思想對復譯現象做出了語言層面的解釋，合理新穎而又獨特，頗具啟發性，使我們對復譯的認識有了新的視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譯性取決于原作的語言品質，只有極具特色的高品質語言，才能為翻譯提供豐饒的土壤，其可譯性才越高。而這些特點正是古今中外偉大文學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譯作是原作的后續生命，越是偉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強大，而“生命的范圍是從歷史的觀點而不是自然的觀點來決定的，……偉大的藝術作品的歷史向人們講述了這些作品的淵源，他們在藝術家的時代問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則上應有的永恒的后續生命。……那些不僅僅傳達原作內容的譯作便應運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譯作中獲得最新的、不斷更新的、最為完整的展現。”[4]349這清晰地闡釋了偉大作品何以超越時代，不斷被翻譯不斷被傳頌，生命力如此強大的原因。另外，隨著時代的發展，語言也在不斷的進化發展，過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語言中不再適用，必將產生更新，而偉大文學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喚著翻譯，這必然將產生源源不斷的復譯行為。本雅明的這一觀點為文學經典、藝術經典及文化經典的復譯、傳承和傳播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結語
本雅明從本體論層面對翻譯的本質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他獨特的翻譯哲學思想引發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界對翻譯理論的重新思考，拓寬了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將其從翻譯實踐的研究延伸到了語言層次和哲學高度。他對翻譯標準、翻譯立場、譯者的天職、以及原文和譯文的關系進行了全新的闡釋，突破了傳統的束縛，使譯界重新認識到文學翻譯中語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文學翻譯的世俗觀點。雖然譯界對本雅明的翻譯觀點莫衷一是，有褒有貶，但作為翻譯研究的一種思潮，它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依然耐人尋味，發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必將引發我國譯學界對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參考文獻:
[1]袁筱一，鄒東來.文學翻譯基本問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54.
[2]袁偉.本雅明說的是啥[J].國外文學，2007(4):47-58.
[3]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5.
[4]陳永國.翻譯與后現代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5]魯迅.魯迅自編文集:二心集[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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