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松：想當企業家 曾做什么什么倒閉

高曉松：想當企業家 曾做什么什么倒閉

　　引導語：高曉松也覺著靠譜，“阿里音樂做成是100%的事情，不是說阿里星球一定行，不行再做下一個唄，但阿里巴巴肯定能把音樂這件事兒做成，”高曉松是典型北京性格，“一看這事有點努，就不干了。”

　　高曉松不介意拿自己臉大開玩笑。采訪之前，他正在給另外一家媒體拍照，需要他手拿小牌做個廣告，他甩了甩頭，將腦門上兩捋頭發甩開，“我以后臉要誠租廣告位，收費的，臉大還能多貼點兒廣告，什么治腳氣的啊。”他搖著那把寫著“曉松奇談”的扇子說。

　　他的身份越來越多元，比如《曉松奇談》里說書的、《奇葩說》里的“顏值擔當”、雜書館的館長，以及2015年年中上任的阿里音樂董事長，現在他每天都要掛著橙色的“阿里巴巴”工牌穿梭在一個個會議之間。

　　阿里音樂CEO是宋柯，也是高曉松二十多年的搭檔，兩個人前后一起經營了五家音樂公司：麥田音樂、華納唱片、太合麥田音樂、恒大音樂、阿里音樂。在2015年7月15日上任的時候，高曉松發了一條微博，“阿里音樂集團將是我和宋柯音樂職業經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他形容兩個人的關系“我不能沒有他，他也不能沒有我”。

　　2015年12月29日，何炅正式加入，擔任CCO(首席內容官)。至此，阿里音樂“鐵三角”成立。國內音樂行業也形成阿里音樂、騰訊音樂、海洋音樂三足鼎立的局勢。

　　在“鐵三角”加盟之前，阿里巴巴在音樂上的布局主要是以天天動聽和蝦米音樂兩個播放器為主，在外界看來，播放器的打法已經碰到天花板，即購買版權，然后向用戶收費。

　　互聯網對音樂行業的改造也被局限在發行領域，每家播放器都可以做到根據用戶的喜好和收聽習慣定向推薦歌曲，之間的差異更多的是在用戶體驗方面，而非商業模式。

　　2014年年中，恒大音樂合約已滿，高曉松跑到美國，準備去斯坦福大學讀博士，甚至都已經開始找教授，“開啟一段美好的知識分子新人生”。年底，宋柯就跑到美國找他，倆人在一家韓國烤肉店商量著怎么再折騰一下。

　　在他們看來，從上游來改變音樂產業已經稍顯力不從心，“無非就是多寫兩首好聽的歌，但是對音樂產業的改變極其有限。”宋柯告訴記者。一頓飯下來，兩個人達成共識：要找一個互聯網平臺，而且要有交易環節。

　　其實這組搭檔在上一個東家也做得風生水起。2012年年中，兩人正式加盟恒大音樂，期間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購買了大量歌曲版權，二是經營“恒大星光”音樂節，僅在2014年，就舉辦了26場音樂節，為恒大貢獻了4491萬收入，是恒大文化集團下面六個業務中盈利能力最穩定的一塊。

　　2014年12月28日，高曉松在杭州舉行作品音樂會，他邀請馬云參加，馬云雖然沒去，但詢問他是否還想在音樂行業做些事情。高曉松心中竊喜，“上趕著不是買賣，但人家要找你，這事就好辦了”，他寫了三百來字，梳理了一下音樂產業目前的狀況、痛點、行業邏輯。

　　高曉松、宋柯、何炅三人的辦公室門上，三人的圖像被處理成財神模樣

　　2015年1月2日，馬云、高曉松、宋柯三個人在太極禪院聊了兩個小時，現在回想起來，高曉松會調侃，“馬云最會說話了，我們這些人閑云野鶴慣了，他三言兩語把我們打發成997”�，F在他倆早九點到晚九點，一周七天圍著阿里音樂轉。

　　三個人也基本確定了阿里音樂要怎么做，“音樂行業年產值達到2000億，不比電影行業少，但是真正被互聯網化的還不到10%，放到整個文化產業中，可能是極少數還沒被互聯網陽光普照到的領域。”宋柯接受采訪時說。

　　當時兩人在恒大音樂還有一定的股份，也決定放棄，離開的時候，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感謝他們為恒大音樂服務，“我們倆也是老炮兒，不是生瓜蛋子，今天跟這老板，明天又跑那兒去了，我們做得大家都很舒服，好聚好散。”游走企業大佬之間多年，江湖規矩對高曉松來說不是什么難事兒。

　　2015年3月16日，蝦米音樂和天天動聽合并，阿里音樂正式成立。阿里巴巴的商業核心是電商，無論是自有業務還是投資、收購的業務板塊，都是希望直接或間接為電商服務。

　　宋柯不認為當時有比阿里巴巴更好的選擇，“很簡單的道理，這個行業還有大量的中間收入沒有回歸到行業本身。比如說，詞曲作者有沒有拿到他應得的?現在肯定是不滿意;藝人做了演出，賣了衍生產品，藝人和他的生產合作者是不是拿到了合理的回報?現在也不好說。這個行業連個權威的數字都沒有，連基本數據的構成都很簡陋。”在宋柯看來，在阿里巴巴的平臺上重新架構音樂產業，是當時最有效率的切入點。

　　阿里星球是阿里音樂推出的第一個產品，除了基本的播放功能以外，平臺還聚集了幾個重要角色：藝人、粉絲和商家。商家的范圍很廣，高曉松認為“任何有變現需求的都可以”。比如一首歌曲從無到有的全過程都能夠在平臺實現，它能提供作詞人、作曲人、錄音棚、混剪、唱片封面設計、企宣推廣、演出等全套服務，甚至還能策劃明星簽售。

　　這其實是一個大而全的平臺，與阿里巴巴的電商平臺一樣，阿里音樂考慮的不是某一個具體商家的運營，而是整個平臺，“你不用考慮內容的品質，因為你面對的是整個行業，總歸是有人會做出好的內容，我們就是把平臺建好，讓好的內容獲得好的商業回報，建立起一個商業體系。”宋柯說。

　　高曉松認為互聯網對音樂行業的改造分為三個層面：互聯網提供人和人的接觸、數據和人的接觸、數據和數據的接觸。

　　所謂人和人的接觸就是創作環節，在這個層面，他認為互聯網是無能為力的，第三個層面數據和數據的接觸就是發行，互聯網在這個領域發揮的作用已經足夠大，幾乎所有的播放器平臺都可以根據用戶收聽習慣推送歌曲。只有在第二個層面數據和人的接觸中，他認為是大有可為而又沒有被挖掘的領域。

　　高曉松喜歡用青樓來打比方，古代青樓就是平臺，大家到青樓看看最近流行什么曲子，李師師彈了一首蝶戀花，名人騷客都來填詞，除了青樓沒有這樣的平臺，所以大家才往那兒跑。

　　其實這就是阿里音樂想做的事情，擴大音樂產業各個環節與人接觸的面積。“過去開一張新唱片，我腦袋永遠只能想起經常合作的這幾個人，其他人我不了解，你給我推薦我也得想想，但是現在不一樣，在這個平臺上，光得過格萊美獎的作曲家就有80多位。”高曉松說。

　　從另一個層面講，相比于電影和電視劇產業，音樂產業缺失的環節太多，這是由于產業規模還不夠。“原來電影行業小的時候，它也缺角色，但是現在電影產業膨脹成這樣，每一個最細小的環節，都有專業的公司去做，連貼海報都有專門的公司，”高曉松認為阿里星球的作用是要把整個產業跑通，將角色迅速配齊，“角色完整就能跑通所有類型的產品。”

　　在宋柯看來，無論是跟高曉松搭檔，還是在“鐵三角”中，自己的角色都是職業經理人，“曉松是搞創作的，偏感性，我偏理性”。高曉松也這么認為，自己散漫慣了，但宋柯“很細”，一次開會，宋柯比較兩首歌曲的推廣費用，一首是花了60萬推廣的《玫瑰與小鹿》，收聽次數1000萬，平均一次收聽6分錢，還有一首歌花了170萬推廣，只有20萬的收聽次數，平均收聽一次8塊錢。

　　后來公司定下規矩，一首歌平均每次推廣費用應該介于6分錢到1毛錢之間，不能低于6分錢，低了說明這首歌花一點錢就可以迅速火，應該加錢繼續推廣，但也不能高于1毛錢，高了說明花那么多錢最后聽到的人不多。

　　高曉松一聽服了，之前推廣費用全靠“拍腦門兒，這首歌一拍腦門50萬，那首一拍170萬，沒有任何依據，結果他全給算出來了”。

　　何炅是“鐵三角”中最后一個加入的，高曉松對他也很服氣，這主要說的是“顏值”。他倆是1994年同一臺晚會出道，老狼第一次唱高曉松的《同桌的你》，何炅第一次表演小品，大家都用懷疑的口氣問：“你們倆是一屆?看著像他叔叔。”

　　高曉松還佩服何炅的好人緣，“我跟老宋柯一說藝人，那都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劉歡、那英、鄭鈞、許巍這些人，何老師不一樣，從十幾歲到幾十歲的藝人都跟他特別好，知心好朋友，這太不容易了”。

　　高曉松覺著何炅做這么多年主持“憋得太難受了”，“他親歷過那么多晚會，他心里有很多得失的經驗，這個沒辦好，那個撲街了，這個火了。他親自在臺上站著，當然知道背后的原因，可是何老師從來沒有把這些經驗用來實操過，這種人可太珍貴了。”

　　阿里巴巴可以提供的大數據處理能力也讓他們如獲至寶，“大數據讓我們從中醫變成西醫，過去我們是老中醫，只有望聞問切，只能說我看你好像有點病。”但是大數據會讓目標都更有針對性，阿里音樂內部有個數據工具叫“天機策”，高曉松欣喜地稱之為“商業寶貝兒”。

　　這個工具是和阿里云聯合開發，可以搜集多個維度的數據。比如輸入任意一個歌手的名字，立刻會出現數十張大圖，明星的粉絲有多少、住在什么地方、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隨著教育水平跟收入水平的改變，對明星喜愛程度的變化，甚至通過在阿里巴巴電商平臺的購買記錄還可以看到粉絲經常買哪些品牌的衣服、牙膏等等，這些為明星商業價值的持續開發提供可能性。

　　“過去經紀公司只能挨個敲門，能讓誰誰誰代言你們家產品嗎?人家說為什么，要給出具體理由，現在完全不用了，把這些數據往那里一拍。”高曉松倚著靠背，神情驕傲。

　　背后的阿里云是他看重的技術，“它就像一個天才兒童，有強大的抓取和運算能力，只是說得有不同的師傅教他，武當派師傅教他，他就會了武當武功，如果是少林派的師傅教，他就會了少林武功。”

　　宋柯毫不掩飾阿里音樂在行業里的優勢，“目前，互聯網音樂基本上還沉淀在版權這兒，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但是這個行業可以產生交易行為的地方多了去了，我們與唱片公司的合作已經完全逾越了所謂版權的壁壘，沒有版權，我們還可以在其他領域合作，商演、代言都可以。”

　　高曉松也覺著靠譜，“阿里音樂做成是100%的事情，不是說阿里星球一定行，不行再做下一個唄，但阿里巴巴肯定能把音樂這件事兒做成，”高曉松是典型北京性格，“一看這事有點努，就不干了。”

　　1988年高曉松考上清華大學，讀的是電子工程系雷達專業，三年之后，還沒畢業，他就退學了，“我只要內心深處覺得努，事情成功率低于70%，我就算了，我一想當科學家的幾率肯定沒有70%，就不念了，不費這勁了。”

　　離開學校之后，高曉松也做過不少生意，但都沒成，“做過出版社倒閉了，做廣告公司倒閉了”，他通常放棄得比別人早，“好多人到山窮水盡、撞上南墻才放棄，我是老遠一看，覺得恐怕南墻在那里，就不干了。”

　　宋柯倒是沒否認肩負的責任感，“眼看著電影、游戲和影視都超過音樂行業，還是想怎么才能讓中國的音樂產業更好一些。”

　　高曉松還惦記著通過阿里音樂一搏之后能當上企業家。

　　“你覺著自己是個企業家嗎?”

　　“我現在不能叫企業家，因為還沒證明呢，我現在是wannabe(想成為)企業家，什么時候能把wannabe去掉，就是真正的企業家了。”高曉松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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