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系女生在深圳的打拼經歷

藝術系女生在深圳的打拼經歷

    對不少人來說還相當陌生的深圳布吉鎮大芬村，在書畫界卻赫赫有名。這里，廣東和港澳老板經營的畫坊、畫廊及藝術公司星羅棋布，每年都有數百萬件油畫作品經包裝后銷往世界各地。如今“大芬”已成為我國最大的行畫銷售市場，尤其村里近20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流浪畫家、畫師，更成了一道亮麗風景線。在這個神秘的都市村莊里，藝術淘金者的生活到底怎樣？也許看了這位青海女孩的闖蕩經歷，你會大吃一驚！

    “大芬”，是天堂還是地獄？

    我叫李欣，1978年出生在青海格爾木。因自幼酷愛繪畫，高中畢業后，自己憑著優異的成績，如愿以償地考進了西北一家藝術學院美術系。然而藝術院校頗具貴族氣，每年僅學費就要交近萬元，苦苦支撐到1997年畢業時，家里已為我舉債2萬多元。

    大西北本是貧瘠、落后之地，這筆債對于同在一家破敗小廠做普通工人的父母來說，簡直就是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巨石�。∷�以20歲的我畢業后，沒有到家鄉那所小學擔任美術教師，而是決定懷揣自己火熱的“畫家夢”，去投奔一位畢業后在深圳一家廣告公司上班的師姐，賺錢辦自己的畫展！當時對我來說，南方那條黃金海岸太具誘惑力了。

    然而當年11月來到深圳后，我才吃驚地了解到，其實師姐早已不在福田區那家廣告公司做事了，為尋找“創作氣氛”，如今她住在布吉鎮的大芬“畫家村”。主要靠畫行畫賣給村里那些香港畫商維持生計，然后才能拿著“克隆”著名油畫換來的錢買宣紙和顏料，創作屬于自己的畫。因心高氣傲的師姐不好意思言明她已在特區“淪”為普通畫工，當初才在電話中對我撒下了那個小謊。

    進入大芬村不久我便發現，對于流浪畫家而言，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獄。在近2000名同行中，真正有點名氣的畫家和我們這些“小畫工”的生活差距極大。村里有一位四川人堪稱藝術奇才，他曾在一家美院做過教授，辭職來到大芬后邊開畫廊邊作畫，現在他的一幅佳作能引來無數中外收藏家，賣上幾萬甚至十幾萬元不足為奇！畫家村像他這樣的“大腕”，如今都已在深圳買了房子，日子過得自由自在而且滋潤之極，同行談起他們無不艷羨異常。

    而比那些人差一些的，隔三差五也能有些作品脫手，萬把塊錢的收入時有進賬。但最差的卻幾年都不曾賣出一幅作品，只能幾個人擠居在一間小民房里，淪為“藝術乞丐”。這些人生活越困難，行為就越乖張，寒冷的冬夜，時常能看見他們騎著自己的破摩托車，沿著鄉間的小路從東駛到西，又從西駛到東，嘴里還不住地狂吼崔健的歌……后來一些人似乎終于醒悟過來，干脆甩掉緊攥了多年的畫筆，到深圳市區做小生意去了。

    師姐甚至說，還有些同行因苦于畫半輩子作品都無人問津，終于挺不住，破衣爛衫地遁入空門信了佛，從此不再畫畫。

    接下來，我的遭遇也并不樂觀。因大芬是一塊遍地藝術精英的熱土，港澳臺甚至新加坡、美國的畫商常來坐地收畫，而且廣州、香港老板在這里辦的畫廠、畫坊、畫廊多如牛毛，每年都吸引著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美院畢業生和各種各樣的畫家、畫師、畫工到此“淘金”。像我這種藝院美術系畢業生，在大芬村一抓一把，想從“畫家”堆里脫穎而出成為“名家”，談何容易��！我和師姐合住在一間10多平米的小出租屋里，白天她到一家香港人的藝術品公司去畫行畫，我則背著自己在學校時創作的幾十斤畫卷，向村里的畫店、畫廊一家家“推銷產品”。

    然而，我愛不釋手的作品一擺到那些目光挑剔的畫商面前，他們竟都連連搖頭，說這種作品，在村里隨便找一個沒上過美術專業課的“野畫匠”也能畫出來。其中一幅名為《韻》的油畫，是我引以為榮的一件作品，畫面是干枯裂縫的黃土地上一枝嬌嫩的玫瑰，一排壓抑的灰蒙蒙的小樓上方是清晨鮮紅的朝霞……絢麗色彩的鋪陳，充滿生命動感的筆觸，能令人感覺到一種噴薄欲出的張力，那種屬于生命的、屬于靈魂的力量。每次打開這幅靈感之作，我自己都會感動不已�？稍诖蠓夷媒o一位曾在美院工作過的廣州畫店老板看，他卻說：“從這幅作品看，你寫真的能力已經很強，粗獷的筆法，自然流暢的線條已經使作品的內涵表達了出來，但還沒有透出應有的靈氣，缺乏那種詩意。”爾后他指著自己店里收購的一些作品給我看，真是不比不知道，站在那些出自流浪畫家之手的佳作面前，作者深厚的繪畫功底一目了然，而且每一幅畫都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此時再打量一下自己的所謂“大作”，我不禁自慚形穢起來。

    推銷作品屢屢碰壁后，我只得把自己的畫壓在一只干燥箱里，銘記著那些畫廊老板的經驗之談，在出租屋里潛心繪制新作，或背起畫板到海邊寫生。眼看日子就這樣在失意和落寞中悄然溜走，身上的錢已都換成了畫紙和顏料，我心里不由得惶惶不安起來�？删驮谶@時，師姐又收到中央美術學院一位教授的回信，要去北京深造。臨行前，她執意要留給我一些錢和幾幅作品做留念。我只收了畫，沒有要她的錢，因為我知道她到北京后更需要錢。送師姐走的那天早晨，天上下著凄迷的雨，我心里悵悵的，幾乎有一種想哭的沖動。

    此后一段時間，在對我來說還很陌生的深圳，自己沒有一個朋友，那種落魄天涯的無助感時時會襲上心頭。特別是在黃昏的時候，一個人背著畫板漫無目的地走在街頭，那夕陽流淌出的血色的光芒漸暗漸涼，幾乎能把人的心情逼迫得進入絕望。因為這是一個回家與親人會聚的時刻，而流浪異鄉的自己，只有一間陰濕、狹小且還欠著房租的小出租屋。

    沒有生活來源的“貧血”日子，令人感到乏力和迷茫。一天，因抵不過房東步步緊逼式的催要房租，我只得借來一輛破自行車，試著背起自己的畫到市區的畫廊推銷。然而饑腸轆轆地奔走一整天，不僅沒賣出一幅作品，反而被幾位眼光甚高的畫商嘲笑一番。當天回來時已是深夜，冬日呼嘯的海風不停地刮著，一會天上又落下了豆大的雨點。偏偏在這時我的自行車胎破了，只得推著破車獨自一人走在通往大芬村的水泥道上。冰冷的雨點迎面打來，灌入我的脖頸，我的嘴里，那股涼意伴著體內饑餓的啃噬，直侵入人的骨髓，一瞬間我幾乎感覺到自己的血液在凝固。驀然就有一股悲涼涌上心頭，我忽然望著空蕩蕩的異鄉街道在心里說，李欣啊李欣，你為什么要到這里來？為什么要流浪？為什么要畫畫？那一刻我的精神幾欲崩潰。

    后來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我只得聽取一些同行的勸說， 懷著一種悲壯走進一家香港人的畫坊，為掙錢糊口不得不畫起了行畫。事實上這一腳我才算真正邁進大芬村的“心臟”，并由此了解到在這個中國最大的行畫市場里，還有著那么多鮮為人知的事。

    不做年薪12萬元的“復印機”

    進入這家擁有50多名畫匠的香港畫坊不久，我便聽一位女伴講起這樣一件奇事：一位深圳的有錢人，不遠萬里用1.5萬美元從法國買回8幅油畫，返深后在大芬村找到“集藝源”油畫藝術有限公司訂制畫框，攤開油畫讓集藝源的老板大吃一驚，因為這8幅畫正是國外畫商不久前從他這里花2000多元買去的，沒想到這種行畫經過畫商的幾次倒騰，竟在歐洲進入了藝術市場，且搖身一變帶著如此身價重返它的生產車間！而事實上，類似的事情在大芬屢見不鮮，這個行畫市場之大，也由此可見一斑。據我們畫坊老板說，每年都有數百萬件油畫作品，從遍布村里的各式各樣藝術品公司和畫坊中誕生，再通過各路中間商，漂洋過海銷往世界各地，為有錢人的家居裝點一份高雅。

    不久我便又驚奇地發現，在大芬，一個毫無基礎的學徒，被畫師調教半年就可以畫簡單的風景行畫；在這里，世界上最昂貴的美術作品──價值上億美金的梵高名畫《向日葵》，一個熟練畫工一天可以依樣畫葫蘆克隆10件以上，一幅只賣30元左右！這個中國最大的行畫市場，也最大規模地聚集了畫商、畫師和畫工，從中隨便拉出一個小青年，都能將達·芬奇名作《蒙娜麗沙》勾勒得像模像樣！

    盡管許多自詡為“純藝術家”的美院畢業生，剛走出校門時都會對畫行畫的人面露不屑，但搞藝術并不代表遠離“人間煙火”，藝術家也需要物質提供創作條件。流浪畫家們必須要在生計和藝術之間抉擇，或使兩者相協調。我和許多藝術院校的畢業生一樣，選擇了后者：為生存可以忍痛“投身市場”畫行畫掙錢，但有了經濟來源，仍不能間斷畫自己的畫。

     初進大芬畫坊做行畫的人，不論你過去的學歷多高，跟從過怎樣的名師，來到這里都要跟師傅重新學一段時間，這倒不是儀式性的程序，而是一種必須。因為行畫講究逼真、工整，有一種功夫叫修整，會讓畫面比原作更平整，輪廓比原作更清晰。但實際上，原創藝術品中的個性也因此被修整掉了。我跟的畫師是一個29歲的東北小伙，他是沈陽市青年美術家協會的會員，但在東北賣畫賣得異常艱難，為了生計，后來和美院畢業的同學合伙做過幾年廣告生意，沒賺反而貼進不少錢。兩個心灰意冷的年輕人最后結伴來到了大芬，都在這家畫坊當了畫師，現在月收入7000元左右。

    第一天走進畫坊，只見200多平米的大房子中間， 整齊地堆放著上百箱畫紙與顏料盒供畫匠們使用，墻上和頭頂上也都掛滿了一幅幅色彩絢麗的油畫，男女畫師正帶著30多名畫工，專心致志地在畫板上細心涂著顏料。我的第一幅行畫是復制梵高的作品，當時正值南國的盛夏，自己在40℃的高溫下一點點涂呀抹呀，幾個小時后這幅畫完成了，身上的衣服也已經被汗水浸透。然而當我把它拿給畫師看時，他卻教我如何將大師作品中那些扭曲的線條、失真的色彩、粗糙堆砌的油彩全都合理地修整掉，使它變得圓潤清晰。這樣一來畫雖顯得更完美，但凝結在梵高生命歷程中的苦難與激情，也全部被刪除了。直到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行畫的殘酷之處，為了迎合大眾欣賞水平，這種畫雖表象唯美卻容不進真正的藝術，那一刻，我心里漫過一絲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