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的讀后感1000字
作為一種古代應用文體的碑記，通常是記述死者的姓氏、籍貫、出身、經歷、生卒、年壽及其子孫的大概情況的。
《五人墓碑記》的作者張溥突破了一般程式，大膽地取舍，立足于歷史斗爭的高度，突出贊頌蘇州民眾，特別是五位義士反抗黨的斗爭精神，深刻闡發了“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重大意義”，對這場抗暴斗爭給予了高度評價，實際上為這場斗爭做了個總結，這就是作者構思這篇墓碑記的出發點。
具體來說這篇墓碑記不同與其他墓碑記的地方在于它濃郁的政治色彩。因為五位義士是在反閹黨斗爭中犧牲的，作者站在當時的進步社團復社的立場上，再歌頌他們“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斗爭精神的同時，又嚴厲地批判了閹黨的罪惡行徑及
附逆者的'卑劣品質——這種對比的論述方式是貫穿全文始終的。
其進步意義表現為：一、作者站在反對閹黨，支持群眾抗暴斗爭的政治立場，歌頌了五義士“激于義而死”的精神，同時也看到了群眾斗爭的巨大力量；反映、歌頌群眾的偉大斗爭，這是很可貴的。二、張溥領導的“復社”，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文社。他們提出詩文應該反映時代，表達作家的思想感情，作品要為政治斗爭服務。文章所體現的文學必須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的思想，對后世作文有相當的影響。
魯迅先生發表于一九三四年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張溥的《五人墓碑記》中記述了顏佩偉、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等五人的“蹈死不顧”，他們正是魯迅先生所稱的“中國的脊梁”。
現在看來這篇碑記還是有它時代局限性的：
一、作者所主張的“義”（“激于義”、“激昂大義”等），是站在反閹斗爭的立場上，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為人民的事業奉獻一切的“正義”不可相提并論。
二、作者看不到明王朝衰頹覆亡的趨勢，寄希望于“待圣人出”以挽既倒之狂讕，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作者推崇五義士的義舉，卻也流露出對“生于編伍”“素不聞詩書之訓”“人皆得以隸使之”的輕視態度。這種門第等級觀念，表現了封建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想局限，著又是那個時代使然。
每個人都有他自身和時代的局限性，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觀點來茍求古人。可貴的是他們的精神被后人傳遞下來，一代一代激勵著中華好兒女竭力追求真理和正義，挺起了一個民族最可貴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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