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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電影促進法對電影制作的影響
近些年，國產電影票房與口碑不成真比的問題依舊存在。隱藏在票房高速增長下的大量問題一經暴露，對電影市場進行規范化管理的呼聲也逐漸提升。因此，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中進行第二次審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就需要契合更為復雜的市場環境，具有更受矚目的意義。那么小編今天就來談談《電影促進法》對電影制作的影響。
《電影促進法》到底要管什么?
這部《電影促進法》自2003年開始起草，直到2011年底，將草案提交至國務院法制辦并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后，才向大眾披露全文。
經過4年漫長的征集、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最終變成由全國人大常委公布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在今年8月，提交稱為《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二審稿)》。
在這期間中國電影市場發生迅猛發展，全國票房由2011年的131億飆升至2015年的440億。眾多社會資本、金融產品的加入，在電影市場繁榮的同時，整體形勢也快速變化。因此，同“征求意見稿”的62條文相比，“草案”對絕大部分條文，都有不同程度的刪改。
這部《電影促進法》，對電影制作、觀影人群、放映院線、部門監管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確規定。簡單歸納，有幾點值得突出：降低電影拍攝準入門檻，提高審批效率，對經濟困難的拍攝對象進行扶持;加強內容管理審核，樹立價值導向，特別對未成年人加強管理;打擊虛假票房，調整處罰標準，減少行政干預。
不過，有關“拍攝題材尺度”方面，草案中并沒有任何放寬松的條款，改“審查制”為“分級制”更不可能，具體原因被歸結于執行上可行性太低。除此之外，演員的品德修養、過高片酬、國產電影的保護措施也再次提及。
特別是關于國產電影放映時間不得低于年放映電影時間總和的三分之二的內容，可能會迎來一系列爭議，并且作用于后續的國際間合作。目前，2012年簽訂的《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即將到期，兩國相關部門將在2017年就中國電影市場的開放及引進片數量、分成比例等具體條款進行再次協商，尋求新的合作模式。
雖然電影局局長張宏森此前曾表示，在這次協商中，中國電影市場的進一步打開、美國引進片數量的攀升幾近定局。但按照目前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二審稿)》內容，如果國產電影放映時間不得低于年放映電影時間總和的三分之二真的被審議通過，或許將與預期里的中美談判方向相違。
這樣帶有貿易保護色彩的有利于本土電影的策略，亦可能在中美兩國正式談判開始之前，制造國內法意義上的“既成事實”，增強博弈中的己方籌碼，爭取未來合作模式對自己更為有利，例如刺激中美合拍片的大規模出現。
實際上，美國好萊塢的文化“侵略”并不針對中國。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全面開放電影市場的中國臺灣，本土電影便曾遭遇過近乎于毀滅性的打擊，在臺灣市場占有率最低時僅有1.62%。若是僅僅依據WTO的自由貿易協定任期遵循市場規律發展，本土電影幾乎很難在好萊塢的大片擠壓下進行良性發展。因此，跳離WTO體制，通過類似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出臺相應措施，反而更加穩妥。
在2001年11月2日和2005年10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分別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讓本土文化保護變得“有法可依”。
這兩項文件在未來發展方向上，將“促進”多元文化發展，而非封閉保護。由此能夠看出，文件既沒有刻意阻擋文化的輸入與輸出，畢竟交流才是讓文化展現生機的最佳方式，也做到了對多元文化健康發展的保護。
這兩個文件的通過，直接將“文化產品貿易”從單一商品品類中區隔開，賦予其經濟文化雙重屬性。而在文化屬性中，“多樣性”的保護將成為其重點。此后，為了保護文化多樣性，采取一些保護措施、促進措施也是得到許可的。
如此一來，除美國外大部分受到文化產品輸出的國家，都能以此作為依據，進行著所謂對抗WTO條約的文化貿易保護政策。
歐洲和韓國經驗：政府補貼+配額制度
歐洲國家率先提出電影貿易的特殊性規定，主張電影并非作為GATT(WTO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范疇的“貨物”，而是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范疇的“服務”，并將“視聽媒介”認定為需要“區別對待的社會基本價值與信念的載體”，因此，相關國家可以有更大空間的對于本土電影進行保護性的限制措施。
大多數歐洲國家選擇用政府補貼的形式來支持電影工業。《GATT1994》《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允許一定的政府補貼外措施存在，通常可以稱之為不可起訴補貼或綠色補貼。
例如，歐洲籌備委員會為歐洲藝術品的生產提供特權和貸款;又如電影副產品協定措施。許多國家用它來刺激文化產品的生產，歐洲委員會在1992年牽頭制訂的《電影副產品斯特拉茲堡歐洲公約》。另外，法國、西班牙等國施行了市場準入限制措施和稅收措施，對電影票房征稅等。
目前在亞洲電影工業中處于前排位置的韓國，也有著豐富有效的本國電影促進和保護經驗。在歷史上，由于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韓國電影從70代開始發展非常滯后，到了90年代初，各個領域展開放寬了對電影的審查，并將電影的表達上升為憲法高度，韓國電影市場由此啟動，并與好萊塢電影在本土分庭抗禮。
1999年，好萊塢電影的進入導致韓國本國電影市場占有率開始急劇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金大中政府對《電影振興法》進行第二次修訂，制定了電影產業四大改革方向：
一、規定廢除電影審查制轉為分級制;
二、以市場為主導成立專門的民間電影管理協會——“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
三、嚴格執行國產電影的銀幕配額制;
四、在資金上，允許和鼓勵風險投資進入。
配額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崛起中的韓國電影，規定每個影院每年必須有146天上映本土電影，電視臺也規定了一定的電影播放時數。
雖然電影配額制度是歐洲國家與美國談判以保護本國電影產業的重要手段，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部分國家將電影保護政策引向放映配額制度后，依然逐步喪失了在電影貿易中主動權，面臨著國產電影配額比例地不斷縮減。
韓國之所以能夠有效的在配額制度下快速成長，離不開諸多配套策略以及電影工業的自我成長。尤其是以“分級制”替代“審查制”的政策，促進了電影人的自由創作，也讓韓國電影在各個類型上全面開花。電影振興委員會在技術、資金和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給予支持。
韓國電影人同時積極學習好萊塢的企業策劃、制片人負責投資管理，并全程監督電影創作的優點，進行產業的垂直整合和全球營銷，形成商業化、模式化電影的生產模式。
《電影振興法》實施之后，韓國電影在短短幾年時間內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2003年的《實尾島》和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開啟了1000萬觀影人次時代。到2013年時，票房十強中更是9部都是韓國本土片。2015年，韓國電影與外國電影的觀眾占有率為52%與48%。
雖然韓國電影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但是好萊塢大片已經無法對其電影市場構成更深刻的威脅。重要的是，韓國電影正依靠自己的優勢和學習能力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快速擴張，近期《釜山行》在亞洲市場的大賣便是其中一例。
“中國特色”的電影文化保護形式
雖然韓國的《電影振興法》頗具成效，但若想直接套用在中國市場上，面臨的挑戰著實不小。
從思路上說，如何擺脫“管理”思維而進入“促進”思維，就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例如，目前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中審查制不僅沒有被分級制代替，還有了“加強內容管理，樹立導向”等相關暗示。這樣的“刺激”難以擴大上映影片的題材范圍，而僅僅通過降低拍攝的準入門檻而使得院線影片在數量上提升。
中國在處理與好萊塢關系時，一直在對方開放和本土保護之間尋找平衡，即在限制進口片的同時，擴大合拍片市場。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促進法》的制定過程與中美下一階段的電影問題談判同時進行，這種平衡點將變得更為敏感和關鍵。
目前執行的《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將每年20部分賬引進片擴大到34部，票房分成也從13%提高到25%。2015年，中影集團同美國電影協會簽署《分賬影片進口發行合作協議》，通過中美合拍片的形式增加數量。為保證美方權益，中國甚至允許國外的第三方公司對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進行審計。
在《電影促進法(草案)》中“降低電影拍攝準入門檻”的相關條例里，還具體規范了外企進入中國市場與國內制片公司聯合拍攝的限制，實際上是開放“合拍片”這一市場。這是一條有別于歐洲、韓國的“中國特色電影市場開放之路”，開放市場的同時，還能將美國好萊塢的成熟經驗“偷師”過來，提升我國的電影制作水平，即“市場換技術”和“資本換技術”。
這意味著，如果《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二審稿)》中關于“國產電影放映時間不得低于年放映電影時間總和的三分之二”獲得通過，這無疑是將成為中美談判中的最重點問題之一，也是中國促使美國公司加大合拍片比例的關鍵籌碼。
實際上，《電影促進法》最重要的任務并不是單純的抵御外敵，而是促進本國電影工業的自我發展，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佳作需求與落后的電影生產”的問題。特別是國產電影在今年不斷陷入口碑、票房上幾乎全線潰敗時。如何不讓觀眾對國產電影喪失信心，留住觀影習慣，將電影市場蛋糕做大，或許才是目前更加迫在眉睫的目標。
目前，中國有一系列分散的規章辦法，但顯然作用有限且沒有形成體系，《電影促進法》或許有機會將此形成合力。2015年頒布的《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中，對“面向所有影片征收的5%電影專項資金的使用方法”進行修訂與規范，但在執行上卻并未顯現出應有的效果。比如，資金將資助文化特色、藝術創新影片的發行和放映，但在今年口碑上佳的文藝片《百年朝鳳》與《路邊野餐》的發行環節，很難看到電影專項資金進行贊助所產生的作用。
作為我國第一部文化領域的行業法，《電影促進法》的出現，對即將面臨嚴峻競爭的國產電影及電影行業來說，應該是一顆“定心丸”。要清楚得認識到，這部法律更像是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圖騰，真正要將其中的規范落到實處，需要的還是配套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
換句話說，雖然“分級制”、“引進市場全面放開”等最受市場關心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期待許久的答案，但起碼在將來“有法可依”的時代，“偷票房”、“封殺”、“地方行政擾亂市場”等問題必須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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