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話》瞿秋白格言

《多余的話》瞿秋白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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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余的話》瞿秋白格言

　　1、這個年代遍地風流，風起云涌，在人民和政府的博弈之間，失敗的總是人民。曾經偏激地希望貝利祝我黨萬壽無疆，但現在想想法律即黨、軍隊即黨、國企即黨，社會的一切要素都在黨的掌握之中，青年學生還是應該讀好書，好讀書的。知識分子的酸腐味仍在，那就注定了要離政治遠遠的。不參與政治不代表要不了解社會現實和80年代中國的新氣象，80年代的中國青年人的開放程度、創造力、文化上的批判精神都要比現在高出數籌。只是當年諸多的文藝領袖和文藝作品都因為那一場運動而永遠地被關了禁閉。

　　2、大一就這么要過去了，這幾天在別人都考完放假的時候，自己還在累死累活地復習考試，黃梅天也難受得很。想這篇東西想了許久，遲遲不寫的原因說到底還真是怕寫得不好，把好好地一點情懷給搞砸了。昨日看見沈社長的日志，就下定決心今日把它寫掉了。

　　3、說這么一通多余的話是想寬慰考得不好的同學，在這個年代，上哪兒讀大學都一樣，北大早已不是那個兼容并包的北大，只是精氣神一直還在，在皇城里天子腳下，北大能保有中國文科安身立命的最后的尊嚴和骨氣已經很不容易了。要想有所作為，就只有努力和拼搏。固然奮斗了、拼搏了不一定有用，固然有人優哉游哉地就能攀上遙不可及的高位，固然在當代中國背景和權勢比什么都重要，但人活著總是要有個執念的。不奮斗，不遵循中國人千百年來“鯉魚躍龍門”的科考傳統，當代學生還能怎么辦呢？真正看清社會現實而且深惡痛絕的人，要么自殺了，要么出國了。留在中國大學里，就應該奮斗、奮斗。

　　4、在高考完了的那個暑假，沒干什么正事，也沒和幾個學長真正好好談過大一生活。于是乎懵懂地來了，吃了不少苦頭，平添了幾許失望，也多了不少驚喜。我并不想煽情地回顧我的大一生活，我并不想挽留它，相反我希望它早早地結束，住在6號樓破爛的寢室里，對生理和心理都是極大地考驗。

　　5、有抱以很大期望的人高考失誤，沒法來復旦的。其實平心而論，全上海文科氛圍最好的學校是復旦，我深有體會的一點是理工科對文科生的煎熬。有在同濟的好友，文科生、英語系的人卻要學高數B和大學物理，總覺得是難以想象的折磨。那天詩社討論的時候水哥說復旦總把目標定為白領培養中心、職業介紹所，并因為培養出多少個白領而沾沾自喜。我覺得的確沒話反駁他，或許在北大、清華這種現象還好一些，認識的幾個北大文科的人都是把做學問、兼濟天下作為人生理想的，而且也一直努力在做。中國別的地方，功利化的教育實在是過頭了些。我覺得學生是免責的，社會的大環境就是如此，現在家里沒背景父母普通工人的大學生，要在上海買套80平米的房子，要多少年？這個時代，社會道義、社會公平已經到了一個瀕臨崩潰的地步。剛和學法律的同學說笑，說法律是文科里最累的，背得累死累活的，結果背的東西在社會現實中還沒多大用，畢竟在中國，領導同志說的話就是法律。

　　6、知識分子做好學問就夠了，要不然如同75年寫“多余的話”的瞿先生那般，一不小心入了政治的漩渦，累垮了身體，丟掉了性命，只留下一篇《多余的話》讓后人扼腕。百花爭鳴本就不可能實現，只有在黨的紅旗下文藝之花才能開得燦爛。

　　7、整個大一社團就加了復旦詩社，一個溫暖的大集體。下學期有機會和沈社長成為室友，實在是難逢的好事��！高中里在學生會浸染許久，各種活動基本都參加過，進了大學反而懶了，大一剛進來的時候就想好好地多讀書，文科的學問都是從閱讀上來的，讀得多了自然學問就大了。當年清華文科四大導師，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但除了悶頭讀書，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詩社就提供給了我這樣一個平臺。對于現代詩的興趣，也完全是進了詩社之后才發掘出來的，也才發現以前對于現代詩的偏見是多么得愚蠢。多讀多寫多交流，讀寫是基礎，光說不練的人，是決計做不好學問的。

　　8、別的學校我說不上，至少在復旦，學業是繁重的，相比高中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學無非是空閑時間多了，事情也變多了。固然可以不去做事把時間全花在聲色犬馬、優哉游哉上，但GPA是不會給你好臉色看的。在中國大學，GPA是王道，要想有好的GPA，六成看選課好壞，四成看個人努力。一學期的GPA成敗，看選課表就可以猜個大概了。當然以上言論對于學霸而言，都是虛的。

　　9、其實自己也并不明晰此文的主題和目的，多余的話果然沒什么價值和意義。但正如我一直相信的，要挽救黨不必加入黨，要改變中國就一定要留在中國，希望崇中的優秀同學們能多幾個留在這個國家，畢竟，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瞿秋白

　　瞿秋白《多余的話》是一本奇書。瞿秋白，這位曾經的黨的最高領導人，在遭囚禁生命即將結束之際，以超人的勇氣和自省，剖析了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反思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成就了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政治史上的經典地位。

　　今年1月29日是瞿秋白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筆者在搜集整理史料，重溫《多余的話》時，頗為意外地發現還很少有人注意到該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流傳情況。在那個特殊年代，它紛繁的版本在民間隱秘流傳，猶如一場奇幻漂流，似可成為今日我們重溫歷史現場的獨特體驗。

　　《多余的話》寫作背景

　　《多余的話》是瞿秋白的最后一篇重要文字, 也是人們認為謎團頗多、歧見紛出的作品。大致說來, 對《多余的話》的真實性和瞿秋白本人的看法, 經歷了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這樣一個恰好是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對《多余的話》一文政治性思想性的評價, 也大體有否定性的、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的、基本甚至高度肯定的三類。對《多余的話》的政治思想內容的看法關系到對它的真偽的認定, 進而影響到對瞿秋白這個人物的評價。一篇文章在身后引起如此多的聚訟, 對作者的聲名起這樣大的作用, 實不多見。《多余的話》表露的思想和心緒是復雜的, 但如找到解讀它的內容之所以復雜和充滿矛盾的鑰匙, 事情原也簡單明了, 并不如想象的那樣深奧。

　　瞿秋白熱愛文學, 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中最具文人氣質者。他從東西方新舊政治思想文化的大碰撞中走出, 集革命家與文學家于一身, 這是他的特質。《多余的話》是他對一生政治、文學的思想歷程的自傳性總結。因此, 對它僅作政治的、歷史的解讀是不夠的。由于瞿秋白與文學的不解之緣和該文寫作的特殊心理環境, 要更加深刻、真實地挖掘瞿秋白寫作《多余的話》之必然。還需將它放在文化特別是文學的視野里進行考察。在促使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寫作《多余的話》的諸多因素中,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上的“ 多余人” 心態的影響十分重要。這一組人物的內心矛盾與他有著內在的契合, 而他們清醒而嚴厲的自省精神對他產生了尤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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