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召開了戰后和平會議。會議上，不僅中國代表提出取消列強某些特權的七項條件及廢除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均被無理否決，而且還將原德國在山東攫取的一切權益轉由日本接管。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結，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又奉行對外妥協的賣國政策，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正當要求根本不予理睬。
消息傳入國內，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而其中，以國內學生為最。
5月3日晚上，北大學生聚集在一起，提出嚴懲北洋政府負責與日本具體交涉的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并舉行游行示威等建議：一、通電全國，聯合各界一致行動，誓死力爭;二、電致巴黎的中國代表，決不簽字;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二十一條簽訂的國恥日)舉行全國游行示威等決議，并決定次日(4日)聯合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舉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幾所學校3000余名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等口號， 當游行隊伍到東交民巷使館區請愿未果后，就前往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憤怒的學生將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頓，并火燒曹宅。這時，大批軍警趕到，當場逮捕了32名學生。在廣大學生針鋒相對的斗爭下，社會各界對政府當局紛紛提出抗議。軍閥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釋放了被捕學生。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重慶等地學生都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和游行示威，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開來。
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總罷課，并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6月3日、4日、5日，更多的學生走向街頭，抗議軍閥政府的倒行逆施，結果，800多名學生被捕入獄。
軍閥政府大肆逮捕愛國學生的消息，迅速傳到全國，激起了全國各地更強烈的反抗，20多個省區、150多個大中城市卷入到這場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發的“六三運動”規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罷工工人總數前后約有六七萬人之多。上海工人階級的罷工風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在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推動下，工商業資本家也加入了斗爭的行列，舉行罷市。從此，五四運動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中心從北京移到上海。運動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識分子擴大到工人階級。一個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愛國運動終于爆發。
反動當局在迅猛擴大的斗爭形勢壓力下，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6月10日，下令撤銷了曹、章、陸的職務。17日，北京政府違背全國人民的意愿，又電令中國代表，同意在和約上簽字。北京學聯立即號召學生投入拒簽和約的斗爭。為此，又引發了新的一輪抗爭，拒絕和約簽字的呼聲如潮。18日，山東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進京請愿。北京、上海等地學生、工人紛紛響應。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也強烈要求拒絕簽約。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和約簽字儀式,這個消息傳遍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大為震動。至此，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目標基本得到了實現，標志著中國青年作為一支新生的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五四運動也是一次高揚“民主”與“科學”旗幟的思想啟蒙運動，其持續的時間更長，影響也更深廣。以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為標志，新文化運動開始興起。新文化運動基本的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大批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禮，為后來爆發的群眾愛國運動做了充分的思想、輿論準備;五四愛國運動，則又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為其開拓了新的空間，注入了新的活力。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傳播。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此開始深入工人群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從組織上和思想上作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起點而載入史冊。
為了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光榮的革命傳統,1939年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校園聯合會，規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宣布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