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癥能夠被治愈嗎
來的不確定性讓我焦慮不已，這對一個患焦慮癥的人來說并不是件好事。但是，或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因為自己正擔憂而擔憂。不確定性的確定之處就是，它會一直存在于這個世界。接下來是YJBYS小編整理的心理學資訊，供大家閱讀。
人一生之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難以忘懷。一些是個人事件，比如初吻;其他的是歷史事件，比如9/11時你身處何處。我記得我的初吻，記得曾在演唱會上見到約翰·列儂，還記得曾看著一駕飛機撞上世貿大廈。然而，雖然這些事件很重要，但它們并非我生命的定義。定義我生命的，是我的第一次驚恐發作。那是1982年的5月21日，一個周日。
那時我二十歲，正在倫敦留學，讀大學三年級。那日早晨我帶著一種末日逼近的感覺醒來，心砰砰直跳，感覺自己無法呼吸。我朝我的室友大叫：“救救我，救救我，我快要死了!”他笑道：“真的?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告訴他，“叫救護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肯定認為，我由于吸毒而產生了恐怖的幻覺，或者我做了一個噩夢，又或者兩者都是。但是，我非常清醒。我沒有使用任何毒品或藥物。這是我第一次驚恐發作，但不是最后一次。從那天起，就像電影《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里的Bill Murray一樣，我被困于恐慌癥的世界中難以自拔。
根據美國焦慮和抑郁癥協會(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統計，美國有四千萬成年人遭受著焦慮癥之苦。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許多方面，我們的世界比起以前并沒有那么危險，不確定性也更少，并且處于更強的控制之下。那么，是什么使得這占美國總人口18%的幾千萬美國人如此焦慮呢?
著有《不安：焦慮與抑郁之起源(Angst:Origi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的精神病醫生，Jeffrey P.Kahn寫到，長期處于警覺和焦慮狀態曾幫助保護我們的祖先不受大自然的威脅。他還說，“人類在進化中繼承了一套從眾的生物本能，這種本能試著把我們哄回群體，其中就有恐慌性焦慮——當我們在地理或心靈上迷失方向時，這種焦慮就會召喚我們回到群體。除此之外還有社會性焦慮。在面對別人的不滿時，這種焦慮會讓我們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而降低自己的社會地位。”
新興的基因研究給焦慮的進化起源提供了支持�？茖W家發現，羥色胺轉運體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副本的長短比例變化塑造了恒河猴的社會行為。擁有一長一短副本的恒河猴在面對社會刺激時，會表現出更強烈的恐懼并規避風險�？茖W家們還發現，在人類身體里，同樣的基因會影響負責偵查的大腦部分，即杏仁核的運轉。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達拉謨杜克大腦科學研究所主任，神經經濟學專家，Michael Platt說：“我們發現人類和猴子體內的一些基因會對社會獎勵機制產生極為相似的破壞。”
通過焦慮來維持社會秩序對集體行為極其重要，而正是集體行為讓我們在野外得以繁衍。如今，從現代辦公室到現代部落，地位和焦慮的關系隨處可見。劍橋大學的人類學家，Djuke Veldhuis曾在巴布亞島和新幾內亞的部落中居住，并對其進行研究。她解釋道，部落成員與首領的關系至關重要。“那些覺得自己不被社會接受的人們會感到相當焦慮，”她還說，“他們越覺得自己被社會接受，他們就越不焦慮。”
我們焦慮的能力源于我們的生存策略。但是隨著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遠離自然，焦慮的原因也發生了改變。Kahn相信，文明進步所需要的科技、自立、平等和創造力刺激了我們的生物焦慮反應。“本質上，人們要取得進步就要放棄從眾本能，”他說——而這一獨立的代價就是焦慮。“人們通過薩滿巫醫、宗教、政府和法律來應對科技進步帶來的新的不確定性。”
在中世紀，這些應對機制，尤其是宗教，滲透進了人們生活。人們曾相信，靈魂的疾病是由超自然的惡魔造成的，又或者是上帝直接的懲罰。在紐約威爾康乃爾醫學院執教的精神病學家，George Makari說：“在中世紀時期，焦慮不但猖獗，人們還從罪惡、救贖和最后的審判的角度來審視焦慮。人們認為如果他們犯下罪惡，他們就會下地獄并永世不得翻身。”事實上，現代詞語“焦慮(anxiety)”就是從拉丁詞語“anxietas”演變而來，而這一詞語指的是人在得到寬恕和赦免后感到的焦慮解除的感覺。
我能理解為什么我們的祖先會認為焦慮發作是上帝的懲罰——因為其典型癥狀就是感到末日逼近，害怕失去控制或者死亡，心跳加快，渾身發抖，呼吸短促以及換氣過度。這些癥狀會突然發生，經常毫無征兆。我花了十一年時間才診斷出自己患有恐慌癥，還花了八年時間才找到能夠抑制恐慌癥發作的藥物。在那段時間里，我看了一個又一個醫生，他們都找不出我身體出了什么問題。我測了低血糖、甲狀腺狀況、心電疾病，甚至還測了腦瘤。當醫生們實在想不出還要給我測試什么，他們就告訴我我有憂郁癥，給我開了安定片——但那也不管用。
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曾設想在大學畢業之后做一名律師或者大學教授，然后結婚成家。我的人生之路曾是如此清晰地呈現在我眼前。但是我意識到，約翰·列儂寫下的這句話是對的：“生活總是事與愿違。”
幸運的是，在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后，現在我的恐慌癥得到了控制。如今我還使用費舍爾·華萊士顱刺激器(Fisher Wallace Cranial Stimulator)。這是一種小型便攜式的設備，能產生微電流刺激大腦中的神經遞質，減輕我的陣陣恐懼。如果我不是生活在當代而是在過去，我可能就沒這么幸運了。直到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才將焦慮癥單列為一種疾病。而在其兩百年前，恐慌癥就已經開始真正地與罪惡和地獄脫離關系。Makari在《紐約時報》上評論道：“1800年后，人們才開始思考焦慮的本來面目。”在那個世紀，指代焦慮的詞匯開始出現。法國人創造了“angoisse”，意為煎熬的痛苦;德國人則有“angst”，意為恐怖的預感;西班牙人創造了“angustia”，意為因驚慌失措而產生的呼吸急促。Makari還寫道，1879年，“一位英國醫生將擔憂與“恐慌(panic)”相區別�？只�(panic)這一詞來自于一位阿卡迪亞神明，Pan的故事。據說這位神明會在森林里制造噪音，讓人們極度恐慌。”
這些詞匯為科學研究焦慮的根源鋪平了道路,也幫助人們發展出應對焦慮的現代方法而不再依賴懺悔。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抗焦慮藥物被人們濫用。羅格斯大學的社會學家，AllanHorwitz記錄道：“就像歌曲《媽媽的小幫手(Mother’s Little Helper)》中唱的那樣，人們攝入大量的安定劑和利眠寧。”在1979年的電影《不結婚的男人(Starting Over)》中，演員Burt Reynolds在布盧明代爾百貨公司里焦慮癥發作。當他詢問有沒有人有安定劑時，人們丟給了他一堆。
如今，我們正不斷探索出新的方法來對抗我們的舊敵。Platt預測我們將通過個性化定制藥物來治療焦慮。這一想法認為我們可以使用新興的神經生物學和基因檢測來確定病人得的是哪種焦慮癥。Platt還說：“而且，如果我們能更加了解某種全身性或攻擊性治療會產生什么樣的神經生物學效果，我們或許就能夠創造出對行為或認知有效的，甚至個性化定制的治療方式。這種療法更加溫和，卻能產生相同的生物效果。”Kahn也指出，研究者們正在發展新型藥物，這種藥物能更加精準地對我們大腦中特定的焦慮受體子類型產生效果。
在我們與焦慮的斗爭中，我們不斷嘗試著去完善非藥物治療方法——咨詢和談心療法：從傳統的心理分析，到短期的，集精力于找到解決方案的，并能使人展望其想要的未來并為之努力的療法。新型高科技療法也在興起，比如經顱磁刺激療法和虛擬實境治療。
我們用強大的科學技術來應對焦慮，這點確實值得肯定——但是，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如此緊張的世界中嗎?你要是這樣想，倒也情有可原。在過去的十二年里，我的孩子們在電視上看過世貿大廈恐怖襲擊、紐鎮和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槍擊案、海地地震以及波士頓爆炸案。每一天我們都會聽說一個新的悲劇。
但是，這點可能會讓你震驚。我咨詢過的專家幾乎都說我們的所處的時代并不是一個特別緊張的時代。哈弗大學心理學教授StevenPinker曾在他所著的《我們本性中更好的天使：為什么暴力在減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中寫道，如今我們死于非命的幾率比歷史上任一時代都小。我們的許多恐懼都已被平息。Makari指出，我們現在的恐懼很難與過去永墮地獄的恐懼相提并論。他說：“現在，我們并不認為我們會因為犯下的罪孽而受地獄之火的懲罰。”他還說，當他的病人們對恐怖主義和不分目標的暴力襲擊表示擔憂時，他們的擔憂總和最近的新聞事件有關。“大部分人都是因為婚姻問題、經濟問題，和孩子問題而向治療師尋求幫助。這些問題都與他們對自己未來的不確定有關。”
那么，那些有關911的駭人圖片呢?那些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關于槍殺案和自然災害的影像呢?比起我們那些未在CNN上實時看到這些場景的父母和祖父母們，我們因其產生的焦慮難道不會更多嗎?英國肯特大學的社會學家，Iain Wilkinson并不這么認為。他說：“媒體對這些事件的持續報道使我們總是能看見這些悲劇的圖像，幫助我們把焦慮轉換為已知的恐懼。”媒體能夠“為我們提供故事，讓我們了解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我們用來對抗焦慮的.武器越來越多，這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但是，雖然我們的西式生活合理和平，我們也擁有大量的抗焦慮策略，但是毫無疑問，我們的社會是極度焦慮的。據美國焦慮和抑郁癥協會表示，在美國，焦慮癥是最普遍的心理疾病，每年都會給醫保帶來四百二十億的開銷增長。20%的美國成年人使用抗焦慮或抗憂郁藥物——一些抗憂郁藥物，比如百憂解(Prozac)和左洛復(Zoloft)也被用于治療焦慮。
據Djuke Veldhuis所說，我們文化中對焦慮的評判標準也在不斷發展。她說：“被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精神病醫生視為過度焦慮的兒童，放在今天其焦慮程度還是可以接受的。在如今的文化里，正常焦慮的門檻已被提升。”
問題是，為什么會這樣?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大學的歷史學家，Ian Dowbiggin說，這是因為面對焦慮，我們并不是去應對它，而是去享受它。他說：“為生活感到焦慮已經被我們的社會所接受了。每種焦慮癥都有相應的藥物，而醫生們也樂于給我們開藥。我們還贊揚那些向脫口秀主持人談論他們的焦慮癥的名人們。”
Dowbiggin認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我們為心理健康而奮斗著，這就創造了一種“治療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會將我們每天遇見的情緒問題轉化為一種能被確認的并需要治療的心理疾病。他說：“人們不但相信自己需要幫助，還有權利獲得幫助，因為他們正遭受著一種可以被醫治的疾病。”即使是發展相對落后的文化也開始追趕我們西方的精神病潮流。Dowbiggin說：“我們的世界正以飛快的速度變成一個精神病地球村。”
Dowbiggin還把焦慮的增加歸因于現代社會的急速變化。他將其稱之為：“我們后現代時代的悲劇”。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我們越來越多地在虛擬世界中交流，從而脫離了社會。在十五世紀，印刷術的出現促進了知識的傳遞和同齡人間的交流，但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讓青少年們的生活充滿了苦惱和不確定性。他說：“社交媒體導致年輕人們不知道他們與同齡人之間的差距——他們的自尊隨著Facebook上的狀態更新而時上時下。”
要至少減輕我們的焦慮負擔，我們只需要承認不確定性是我們這個世界中不可消除的一部分。哥倫比亞大學的精神病學家，Andrew Gerber表示，就像在我們面對恐怖的情形時我們的大腦會感到不安以保護我們一樣，當我們面對不確定時我們也會感到不安。“我們會根據已知的信息和未知的信息作出決定，同時我們還想了解身邊的世界，我們的生活就在這兩者之間平衡協調。”他還補充道，我們越能處理好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我們的生活就會越好。“人們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接受不確定性。”
我擔心我的未來。我離婚了，現在一個人生活。我正執行著一個重要又復雜的恐懼癥治療方案。要是我的藥物不奏效了，我該怎么辦?要是我的經顱療法不奏效了，我該怎么辦?這一未來的不確定性讓我焦慮不已，這對一個患焦慮癥的人來說并不是件好事。但是，或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因為自己正擔憂而擔憂。不確定性的確定之處就是，它會一直存在于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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