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制度功能之比較研究

法院制度功能之比較研究

【內容提要】法院制度之功能經歷了歷史演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現代法院的地位、作用和傳統法院相比較，有更加明顯的變化。本文運用結構——功能的方法探析了現代法院制度和傳統法院制度的異同，指出兩種類型的法院制度在糾紛解決這一直接功能和社會控制、權力制約、形成公共政策等延伸性功能方面表現出來的變化，值得關注研究。
　　在社會科學中，一定組織或體系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為發揮作用而應完成的一整套任務、活動與職責，即所謂的功能，是一個廣泛運用于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學等領域的概念。
　　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探討、對比傳統法院制度與現代法院制度，是研究法院制度的重要思路。毫無疑義，在考察法院制度歷史與現狀基礎上，探討與歸納兩種類型的研究法院制度的功能差異，具有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有鑒于此，筆者擬通過對一切法院制度皆具備之直接功能和延伸性功能的展開研究，以就教于同仁。（注：直接功能乃是法院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決定法院制度產生的根本功能。延伸性功能則是以直接功能存在與運作為前提和依托的功能，只有在充分發揮直接功能的條件下，延伸功能才可能有效發揮。）
　　一、直接功能之比較研究
　　任何法院制度無論傳統還是現代法院，都以解決糾紛為直接功能，這一點可謂學者之共識。日本法學家棚瀨孝雄曾經說過，審判制度的首要任務就是糾紛的解決。[1]盧埃林更深刻指出，解決爭端是法院最為重要的職能，并始終為其它功能的實施創造條件。[2]因此，解決糾紛是法院制度的普遍特征，它構成法院制度產生的基礎、運作的主要內容和直接任務，亦是其他功能發揮的先決條件。
　　然而，傳統型與現代型法院雖都以裁判爭執為條件，但其功能運行之具體狀況卻存在重大差別。
　�。ㄒ唬┓ㄔ涸诩m紛解決體系中的地位不同
　　人類社會內部各種角色基于利益分化而發生的沖突與對抗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應上述情形，社會必然會建構并運作一個糾紛解決體系。然而差異在于，傳統型法院與現代型法院在整個體系中的地位大不相同，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糾紛解決的范圍不同。在現代社會，法院可以受理與處理廣泛發生的各種糾紛，在一定意義上，社會所發生的所有糾紛除少數外均可訴諸法院，由法院依司法方式解決。制度設計得在建構糾紛處理體系時，明確或潛意識地允許法院受理社會所發生的各種糾紛，而少有法院所不能涉足的領域。在美國，除所謂的政治問題（主要適用傳統上屬于總統或國會的領域如外交、國家安全、戰爭權力等），幾乎都可訴諸法院[3]。實際上，個人之間，組織之間，個人、組織與國家相互之間的糾紛都可納入法院關注之視野。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國家機構之間所發生之糾紛也在此列。具體而言，凡具備下列因素之糾紛基本上都可成為法院受理對象：(1)存在真正相等或對抗的各方當事人，此條糾紛的主體性因素；(2)存在起源于法定事實情形的合法權益，這是法院應否依法予以受理與保護的關鍵所在；(3)爭議真實與具體，而非大量抽象或假設性爭端，這決定了司法工作有無實際意義；(4)爭議可運用司法方式解決，即可由法院以法院性知識加以判斷并以獨特之處理方法予以解決。在現實生活中，具備這些因素的糾紛顯然占據了社會所發生之糾紛的大多數。不具備這些因素的糾紛或屬于抽象、假想之問題，或屬于傳統上專屬立法、行政領域之事項如政治、外交問題，不構成司法糾紛。
　　其二，糾紛解決的普適性程度不同。在現代社會，司法方式構成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最具普適性的方式，法院已成為最主要的糾紛解決主體。它是社會或者主要采用或者采用最多的方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排斥其它糾紛解決方式，不表明法院獨占或基本占有糾紛之處理權。因為解決糾紛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是任一國家都視為沉重的負擔，在資源有限特別國家財政有限的情況下，自主或不自主地推卸處理責任，控制糾紛受理范圍與數量是長期而普遍的趨勢；同時司法本身的過程性、正規性、對抗沖突性等等因素也使其不可能成為時時均佳之方式，如家庭內部的矛盾大都不適宜訴諸法院。實際上，每一社會都通過理性設計或漸進演化形成龐大的糾紛處理系統。在此系統中，糾紛者的自決、第三者的斡旋以及戈爾丁所謂的類法律式解決方式包括仲裁、調解、治療性整合與審判方式并行不悖。[4]在不少時候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也行使糾紛處理權。這些糾紛處置主體及相應的解紛方式相比的獨特性僅僅在于，它是最廣泛、最經常運用的解紛方式。而其它解紛方式的立法適用領域則相對狹小，單獨任何一種方式都不具備司法方式那樣寬廣的領域，有些糾紛甚至根本拒絕其它方式的適用，如自行解決專屬法院管轄的最古老也最典型的嚴重刑事案件如故意殺人，往往可能受到追究。
　　與制度設計方面賦予法院以廣泛活動領域相一致，在實務操作中，現代法院制度的利用亦相當頻繁。市民社會之權利意識及為權利而斗爭的意識深入人心，以此為前提，法院利用意識相當普及，而官方也為此提供各種制度支持甚至予以鼓勵。不少現代國家都以法院為實際上之解紛中心。對此，法學家的論述可以間接論證。羅杰·科特威爾說，許多觀點都已表明，法院和審判明顯是法律制度的中心環節。[5]而以霍姆斯、格雷、盧埃林及弗蘭克為代表的學者走得更遠，它們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法官的判決。盧埃林指出：“官員們關于爭端的作出的就是法。”弗蘭克認為法律全部都是由法官的判決組成。[6]在有的國家如美國，訴訟幾乎可以說是糾紛者遇到問題時之本能選擇，好訟之風甚健。因此解決案件構成美國法院工作的基本任務，其它國家如德、法雖然不存在美國那樣高的審判制度利用率，但審判制度利用率相對于其它歷史時期和其它方式，仍然是運用較多的方式。
　　相反，在傳統社會中法院制度的地位無論在制度預設還是實際利用率方面都較低。在制度設計方面，盡管國家或其它公共權威組織本身是因應糾紛解決需要而產生的。但按羅伯特·諾齊克的理解，最弱意義的國家，僅有軍隊、警察和法庭，國家沒有獨占糾紛處理權。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無論何種類型的傳統國家，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職能都相當有限，統治集團沒有壟斷暴力之使用，缺乏左右國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大量的社會領域仍保有一定的獨立性。因此，在沒有直接影響到國家安全或嚴重非難神之榮耀的情況下，正義的施行往往在不采取公共裁決程序時就直接實現。由法院來解決糾紛很難說構成最主要的解紛方式，而當事人之間的自決和民間組織的裁斷如歐洲中世紀和古代社會中的決斗盛行。同時，國家也通常使用軍事手段或帶有暴力性和壓制性的行政方式，直接處理各種性質的沖突。甚至在稱作法院的機構內，解紛方式也常帶有強烈的壓制性色彩，如由1487年的一項法令予以認可的英國星座法院具有十分廣泛的司法范圍，它的工作程序適用法官專斷，刑訊逼供的方式。[7]同樣，在實際利用方面，糾紛者與社會大眾都傾向于在可能的情況下，不通過國家介入而直接解決糾紛。因此，當事人發生糾紛后，可通過私了、斡旋、調解乃至以暴力沖突方式來消弭、平息各種糾紛。國家對此不僅不予反對，有時還認同乃至鼓勵。由法院以訴訟方式解決爭端，不僅不是最主要的解紛方式，甚至在某些國家僅具次要作用。德國學者K·茨威格特和H·克茨在考察遠東國家的法制史時發現，盡管日本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立了整合性的法院體系，但“私法的”糾紛還主要是通過機關社會團體的調解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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