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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耕籍（藉）禮的特征與功能初探
[論文關鍵詞]耕籍禮;籍田;魏晉南北朝
[論文內容提要]耕籍(藉)禮作為一種重要的禮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顯示出新的特點｡如西晉武帝耕籍用牛､南朝劉宋文帝恢復州郡地方耕籍禮､南齊武帝確定耕籍用亥日､梁武帝設立親耕臺等等｡北朝的耕籍禮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罵,對先農的祭祀規格經歷了從少牢到太牢的轉變｡魏晉南北朝耕籍禮的功能則表現在重農崇祀､弘揚孝道,以及強化等級和樹立正統姿態等方面｡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農業在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僅關系到民生,還關系到的穩定､國家的強弱､戰爭的勝負等國家大計｡田地是農業發展的基礎,籍田和耕籍之禮就是重農思想的體現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耕籍禮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實行,表現出一定的特征和功能｡
一､魏晉南北朝耕籍之禮的演變和特征
耕籍禮(又稱籍田禮､籍禮､親耕､躬籍､東耕､千畝之制等)原是周天子于孟春之時率群臣在籍田上舉行的耕作勸農的儀式｡“籍田”又稱“眖田”､“藉田”､“帝籍”､“千畝”､“王籍”等,是中國古代帝王專辟出來一塊的田地,所產主要用于祭祀｡耕籍之禮肇始于周代,在兩漢繼續沿用,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耕籍禮雖時斷時續,卻一直在實行｡《左傳•國語》記載周代的耕籍禮比較詳細,《禮記•月令》亦載:“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1]漢代至文帝始行耕籍禮,魏晉南朝的耕籍之禮繼西漢文帝后,又有幾次大的調整｡第一次是西晉武帝,第二次是劉宋文帝,第三次是梁朝武帝｡北魏的耕籍禮異于南朝,北齊耕籍禮已經與南朝相近｡魏晉南北朝耕籍禮的演變和特征可概述如下:
(一)晉武帝——掌犁牛耕三周｡
曹魏舉行的耕籍禮,其具體儀式不得而知｡至晉武帝時,國家統一,開始修耕籍之禮｡他在泰始四年下詔說:“近世以來,耕藉止于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于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廢｡”[2]
對晉武帝耕籍的情況,潘岳的《籍田賦》曾大力描繪[3]｡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籍田禮的儀式有以下幾個步驟:(1)籍禮前的清道､籍田整治､設立祭壇和幕布等準備工作｡(2)前驅先行,后妃獻種,司農､挈壺等就位,為皇帝行耕籍禮作準備｡“后妃獻眗?之纑,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接著,皇帝前往籍田｡“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藉田｡”(3)皇帝親耕,大臣依次耕｡“于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說文》曰:縻,牛轡也｡)從武帝“乘輿御木輅以耕”和“洪縻在手”不難看出,武帝舉行耕籍時是用牛耕｡皇帝三推后,大臣按次第五推或九推｡據《晉書•禮志》的記載,耕籍之前還有太牢祭祀先農的環節｡晉武帝的耕籍同前代相比,親耕的次數同于古制,但耕籍用牛是新制｡晉武帝的三推不會只是推三下,“耕藉止于數步之中”,應該是掌犁推行三周｡
(二)宋文帝､齊武帝——恢復地方耕籍和重申吉亥行禮｡
繼西晉武帝,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次年親耕籍田｡根據《宋書•禮志》的記載[4],宋文帝的耕籍禮有以下幾個步驟:(1)籍田之前準備工作｡包括確定籍田的位置和耕籍的具體日期｡立春前九日,整治千畝籍田并開阡陌,立先農壇和御耕壇｡“立先農壇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壇于中阡東陌北｡”耕前一天,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把種子交給籍田令｡(2)舉行耕籍的當日,首先由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農｡車駕到了籍田,侍中跪奏請降車｡到耕壇,大司農又跪奏已祭祀先農,請皇帝親耕,太史令作為贊禮者宣布皇帝親耕｡皇帝三推三反后,“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3)籍田令率眾耕作完畢并播種,耕籍結束｡宋文帝的耕籍禮儀同晉武帝相比,都有后妃向大司農獻種子､祭祀先農､皇帝掌犁三推的禮節｡不同之處在于劉宋耕籍儀式更為復雜,并由籍田令率其部屬把一畝田地耕種完畢｡
宋文帝行耕籍禮還有一個突破,那就是讓地方州郡也行籍田之禮｡耕籍禮起初有兩個層次,一是天子在帝籍千畝上行耕籍之禮,二是諸侯在自己封地的百畝籍田上舉行耕籍禮｡地方諸侯的耕籍禮自周代實行以來,后代漸廢｡東漢末年公孫度行過百畝耕籍之禮,據公孫度本傳載,他初平元年自立為遼東侯,“立漢二祖廟,……郊祀天地,藉田,治兵……”[5]到了曹魏,“魏氏雖天子耕藉,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6]至晉武帝末,有司奏請令諸王國“修耕籍之義”,然而并沒有實行｡至南朝“宋太祖東耕后,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7]
至南齊,齊武帝除沿用宋制外,還把耕籍的日期為亥日的傳統確立下來｡齊武帝曾就籍田禮用亥日的問題命群臣商議,大臣們從陰陽五行的角度出發,引用鄭玄､盧植的觀點和前代慣例進行討論｡如博士劉蔓認為:“陰禮卑后,……亥者辰之末,……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最后,參議奏用丁亥,皇帝下詔認可[8]｡之后,齊明帝在永明四年閏正月辛亥舉行了耕籍之禮,后代的皇帝舉行耕籍禮也多是在亥日舉行｡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根據陰陽五行的理論,另一方面是上的繼承關系｡
(三)梁武帝——齋祭和親耕臺的設立｡
梁朝武帝實行耕籍禮最為賣力,僅正史記載的就有十次[9]｡在耕籍儀式方面,“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啟蟄而耕｡與百官御事并齋三日,沐浴?饗｡侍中奉耒耜,載于象輅,以隨木輅之後｡……別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10]梁朝初年耕籍沿用宋齊禮儀,從天監十三年開始改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把南朝宋齊的正月籍田改為二月籍田;二是改宋齊的不齋不祭為“與百官御事并齋三日,沐浴?饗”;三是設立“親耕臺”[11],監督臣下進行耕籍｡梁武帝實行耕籍禮可謂一絲不茍｡盡管史書記載了梁武帝的十次親耕,他實際舉行耕籍禮的次數遠不止此｡從《通典》記載來看,他在天監十二年前就依宋齊制度舉行過耕籍禮｡
陳朝宣帝沿用了梁朝的耕籍禮儀,史書所記載的六次耕籍都是在二月舉行的,且多為亥日[12]｡
(四)北朝的耕籍禮——從少牢祭祀先農到祀以太牢｡
北魏實行籍田開始于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罵｡“后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無論是漢､魏､晉以至南朝政權,祭祀先農都用太牢的禮節,而北魏祭祀先農則只用一羊｡“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13]這表明北魏的農業尚處于從屬地位,先農并不完全被尊崇｡太武帝后耕籍禮一度中斷,直到孝文帝又重新實行耕籍｡此后世宗宣武帝､肅宗孝明帝都親耕籍田[14]｡
北朝耕籍禮至北齊有較大變化,據《隋書•禮儀志》記載,其禮儀有以下幾個步驟:[15](1)作祠壇于陌南阡西,設御耕壇于阡東陌北｡(2)祭祀先農,司農獻種｡“每歲正月上辛后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于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眗懸之種,六宮主之｡”(3)耕籍過程｡皇帝三推三反,“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藉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4)播種完畢后宴饗｡“以青箱奉——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耰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
從《隋書》記載來看,較之北魏,北齊已經以太牢來祭祀先農｡按照官員的品級進行耕籍,這是對西周以來天子､諸侯､大夫耕籍禮的變通,也是南朝和北魏所沒有的新現象｡耕作方式已經明確指出是用牛耕,這表明北朝耕籍禮同南朝已經差別不大,北齊農業的地位正在上升｡據正史記載,“(天保二年二月)癸亥,(齊文宣王)親耕籍田于東郊｡”[16]至于北周,孝閔帝､明帝､武帝均親耕籍田[17]｡舉行耕籍的時間均在正月亥日,尤其是在北周武帝期間,正史所載的籍田次數就有四次,具體禮儀不詳｡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耕籍禮的功能
耕籍禮作為一種禮儀,具有重要的和社會功能｡《禮記•經解》引語說:“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儀的興廢關系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強弱,耕籍禮的功能在魏晉南北朝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親耕勸農,表達對農業的重視｡
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國家,重農思想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通過耕籍之禮的實行,來表達對農業生產的重視｡耕籍禮祭祀的對象是先農,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盡管耕籍之禮的實行時而中斷,并且耕籍禮的儀式也不斷的變化,但設先農壇,祭祀先農的禮節卻一直是耕籍禮的核心要素｡曹魏耕籍雖儀節不詳,但“魏氏三祖皆親耕籍,此則先農無廢享也｡”[18]通過耕籍勸農是實行耕籍禮的重要目的,誠如晉武帝所說:“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東晉草創時,農桑弛廢,熊遠建議說:“立春之日,天子祈谷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19]《魏書》亦載,“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谷,躬親千畝,貢賦九州｡”[20]
帝王親耕是重農姿態的顯示,耕籍禮往往同親蠶禮相結合,帝王耕籍,王后親蠶｡耕籍和親蠶之禮反映了中國古代男耕女織的特征｡北魏宣武帝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粢盛所憑,冕織攸寄｡”[21]耕籍禮是中國古代文明在禮儀上的體現｡
(二)重視宗廟祭祀,弘揚孝道,后代和百姓｡
由于籍田上的農產品重要供祭祀之用,通過耕籍之禮的實行,統治者意在表達對宗廟的重視,對祖先孝道的弘揚｡西晉車騎司馬傅咸表曰:“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22]此外,耕籍禮也具有其它教化的作用｡宋武帝“微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宋文帝從中受到了教育,他在實行耕籍前下詔說:“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23]
躬耕不僅使皇帝了解到稼穡的艱難,更加愛惜民力｡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躬耕本身就是一種良好的品質,一些士大夫的躬耕體現了孝敬父母､和睦鄉鄰､自食其力､澹泊明志等優良的品質｡躬耕和讀書相結合,代表著勤勞務實､自強上進的優良品德,因而也受到統治者的認同｡此類例子較多,如諸葛亮在出仕前“躬耕隴畝”､“澹泊明志”,為后人樂道｡晉代的魏詠之“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24]北周薛羛“羛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25]帝王的親耕,就是對這種優良品質的肯定,有利于的教化｡
(三)耕籍禮的目的——樹立權威､強化等級､割據稱雄｡
通過耕籍可以樹立天子的威嚴,耕籍禮是很隆重的禮儀,參與的人數眾多,包括皇帝､公卿､大臣以及大司農､籍田令等同農業有關的官吏｡同時還有眾多要把田地耕完的庶人以及大量的圍觀群眾｡人數多,其影響就大｡另外,耕籍儀式復雜,持續時間長,往往從耕籍前一年的臘月就開始卜日期,到立春前九日,耕籍禮才進入實質操作階段｡在皇帝去往籍田的路上,車馬隨從浩浩蕩蕩,皇帝的威嚴盡顯｡在具體實行耕籍時,皇帝三推､公五推､卿等九推,北齊則是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耕籍的先后和次數都有嚴格的規定,這本身就是一種等級制度｡通過這種耕籍禮,在樹立帝王的權威的同時強化了等級制度｡
社稷是王權的象征,籍田是帝王的專有土地,所產主要供宗廟祭祀,同樣是王權的象征｡從西周開始,只有天子或者諸侯才有資格主持耕籍禮｡當一些割據政權的首領也實行耕籍禮的時候,耕籍禮就具有了割據稱雄,展示政治野心和正統地位的政治功能｡如初平元年遼東的公孫度實行的籍田,所采用的是諸侯之禮,顯示了割據遼東的野心｡曹操在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兩次舉行耕籍禮[26],不知是以諸侯的禮儀還是帝王的禮儀｡其意圖除了勸農力耕外,也是政治野心的展示｡其后不久,曹丕正式篡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漢族政權,一些少數政權的首領如十六國的前涼張駿､后趙石勒石虎父子､前燕慕容?､前秦苻堅等都舉行過耕籍禮[27]｡它們這樣做也具有割據一方,宣告政權合法的目的｡北周的孝閔帝甚至把神農氏定為祖先,他在詔書中說:“予本自神農,其于二丘,宜作厥主｡”[28]也體現了對正統的追求｡
總的說來,魏晉南北朝耕籍禮的儀式在繼承周代和漢代的基礎上又有所損益變化,如宋文帝定諸侯百畝之禮,梁武帝設立親耕臺,北齊按官品耕籍等等｡耕籍禮祭祀先農的傳統不變,漢魏六朝都是以太牢祭祀,顯示了上的繼承性,而北魏則以一羊來祭祀先農,至北齊已經以太牢祭祀先農｡耕籍禮的實行體現了對農業和宗廟祭祀的重視,同時,通過耕籍禮的實行,也宣揚了孝道,教育后代的皇帝大臣知道稼穡之艱｡帝王以實際行動對耕讀傳家的優良品質進行了肯定,有利于社會的教化｡從魏晉南北朝的具體情況來看,耕籍禮還有其它政治目的,如樹立天子的權威､強化等級秩序､追求正統､為政權的合法化或實現割據作輿論準備等等｡所以,耕籍禮既是一種禮儀,也是帝王表達治國理念和實現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耕籍禮和先蠶禮相結合,是中國古代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形態在政治､文化上的反映｡
[參考文獻]
[1]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晉書卷19禮志上[M].中華書局,1974.
[3]《晉書》卷55《潘岳傳》,第1500-1503頁｡
[4]宋書卷14禮制一[M].中華書局,1974.
[5]三國志卷8公孫度傳[M].中華書局,1982.
[6]《晉書》卷19《禮志上》,第589頁｡
[7]《宋書》卷14《禮制一》,第355頁｡
[8]南齊書卷9禮志上[M].中華書局,1972.
[9]分別為: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見《梁書》卷2《武帝紀中》),以及普通四年二月乙亥､中大通六年春二月癸亥､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大同二年二月乙亥､大同三年二月丁亥､大同四年二月二月己亥､大同六年二月己亥､大同七年二月辛亥､太清元年二月丁亥(見《梁書》卷3《武帝紀下》)｡
[10]通典卷46禮六•籍田[M].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
[11]《隋書•禮儀志》為“望耕臺”｡
[12]見《陳書》卷5《宣帝紀》
[13]魏書卷108之1禮志一[M].中華書局,1974.
[14]見《魏書》中各人本紀｡
[15]《隋書》卷7《禮制傳》,第144頁｡
[16]北齊書卷4文宣紀[M].中華書局,1972.
[17]見《周書》中各人本紀.
[18]《宋書》卷17《禮志四》,第481頁.
[19]《晉書》卷71《熊遠傳》,第885頁.
[20]《魏書》卷110《食貨志》,第2849頁.
[21]《魏書》卷8《世宗宣武帝紀》,第195頁.
[22]《晉書》卷19《禮志上》,第591頁.
[23]《宋書》卷14《禮志一》,第28頁.
[24]《晉書》卷85《魏詠之傳》,第227頁.
[25]周書卷38薛~傳[M].中華書局,1971.
[26]《三國志》卷1《武帝紀》:“(建安)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27]見《晉書》中各人載記.
[28]《周書》卷3《孝閔帝紀》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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