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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知識分子的分代
20世紀的知識分子，已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且是在全球范圍內遭到普遍忌諱的問題。由于權力、大眾傳媒、商業集團的話語轉移和資源壟斷，使得知識分子言述的力量大打折扣，知識分子再也不可能擁有自己自由言說的無邊邊界，他只能在日益狹小的話語空間和現實沉重無力感之中，有限地堅持自己直面真理的信念。就而言，知識分子的思想命運是中國精神開合的晴雨表。九十年代的知識權力和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分析的命題本身，使人很難限定于某個單一的領域，而對這一領域的不斷分割和尋繹其差異性，使這一研究域具有了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基本格局。當然，如何從實踐進入，從文本進入思維，從表面多樣性進入深層本質性，成為知識分子研究的重要原則。就此而言，在現實的豐富語境中尋找思想的差異性和不確定性，并在知識話語范圍內發現造成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精神定位諸多差異性的根本誘因，就具有了新的意義。寬泛地說，知識分子研究，是要使思想史擺脫其先驗的束縛，讓思想在消失了權威話語的"無名"狀態中展開，使任何一種先驗結構都不可能強加給主體以定在的形式。所以，使知識和知識分子從其話語那已經被命定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從過去那種歷史意識的誤讀狀態中，甚至從封閉并失而復得的循環中解脫出來，才可能正當地發現知識實踐和知識分子主體的危機。直面這些問題，而非粉飾問題存在，在世紀末終于成為可能。
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問題是眾多問題的焦點。在西方解構主義者提出"主體死亡"、"知識分子死亡"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確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們面臨知識與市場、知識與權力、知識與歷史、知識與政治等多方面問題的纏繞，很難既做到獨立于任何權力話語之外，又不完全進入所謂的"涼心"的狀態而逃避現實躲進學術象牙塔。知識分子的這種尷尬狀況，在九十年代相當突出。
大體上說，中國20世紀幾乎每一代知識分子都遭遇到既相同又相異的思想命運問題。在知識分子的分代上有"四代說"、"五代說"、"六代說"，而我堅持"七代說"。所謂"代"的概念，并非是一般的生命體的換代，而是在時代意向、基本價值、知識譜系、關注問題等方面具有的根本性差異。從學術思想獨特性出發，將每代人不同于前代人的生存語境、學術背景、基本特征揭示出來。
據此，我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思想斷代：
一，"世紀初一代"。
清末民初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大致可歸為這一代。這一代國學底子厚，既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當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機感，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中，借鑒西學以立論，堅持"中體西用"，并能在學術上獲得相當的成就。嚴復翻譯西學典籍，為中國輸入西方思想做了奠基性工作，然而其后期卻又重新退回到保守思想之中，臨終前說："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這無疑給人以諸多可思可嘆之處。而這由西歸中的思想模式，竟也不期然成為20世紀知識分子思想的基本軌跡。
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于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 不難看到，這種世紀初"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困境和希望，到世紀末的中國仍未根本性地解決。
章太炎自述其"少時治經，謹守樸學�！瓥|走日本，盡瘁光復之業。殃掌余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消息，都野之情狀，華梵圣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菿漢微言》）對西學中學均相當精通，打通中西的學術意向也是十分明顯的。同時，章太炎的國學中心主義意識使其曾就翻譯日本著述致信羅振玉，其語言相當尖刻。"足下學術雖未周挾，……今復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學者不識短長，以為道藝廢滅，學在四夷。……今以故國之典，甚精之術，不自校練，而取東鄙擬似之言。斯學術之大蜮，國聞之大稗"。 然而，章太炎終未在思想上有突破性的開拓，除了其沉溺于經學中未及全面創新以外，恐怕其重思維論而不重價值論的變革也是其重要原因。
而王國維則進一步將學術與國家命運聯系起來，"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忘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與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 王國維從西學尤其是康德和叔本華那里獲得多種思想資源，并采用近代西方新治國學。他引入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將西方的基本哲學問題引進了中國，即注重物質和精神（生命）的關系、存在與價值（境界）關系、群體與個體（欲望）、以及時代與生命（悲劇）的關系。王國維是20世紀中西文化沖突的時代產物。作為中國文化的思考者，承擔著時代轉型的壓力和痛苦。他所遭遇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與學術定位現代問題，使其學術不斷轉型，并在各個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由于他將學術與生存緊密聯系起來，所以當學術將不存，傳統將中斷時，他只能"以死明志"。
總體上看，"世紀初一代"人，在"前現代"向"現代"轉型的歷史時代風云變換中，仍開創了現代學術的基本思維模式和言說方式，而其人格襟抱尤為一代代學者之精神典范。這足令后學面對其巨大歷史遺產而回味再三。
二，"五四一代"。
這一代的代表人物為蔡元培 、陳獨秀、魯迅、李大釗、胡適、郭沫若等。這無疑是本世紀思想史中舉足輕重的一代。在"傳統"沉重的柔性文化面前，"五四一代"以"少年中國"的銳氣，引進西方文化中的進化論思想，尤其是引入德國文化中的"浮士德精神"和尼采的"權力意志"的崇尚悲劇和沖創精神后，傳統柔性文化的崇尚群體和諧逐漸為陽剛文化的崇尚個體自由精神所取代，使這一代在世紀初的文化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活劇，以至于有人將20世紀稱之為"五四的世紀"。
然而，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的一批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步入中年時已意識到，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復雜的形勢中日益向意識形態偏斜，而自身對變化的時局已無力把握并逐漸喪失早年的青春激情的參與感，因而告別一些偏激或激進的主張，而希冀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在五四引進現代化的一批學人，大力倡導西方式的救國主義、救國主義、文化救國主義和救國主義。然而，這種全盤西化的工具理性態度，并沒有從整體和傳統根基方面深究西方意義觀念和價值理性層面，而是饑不擇食地采納十九世紀的理性和虛無主義思想，并因"欲速不達"而進入文化信仰危機的思想怪圈。
這一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的選擇使學者們飽嘗苦果，于是二、三十年代以后，這批大多留學歐、美、日的傳統文化制度的批判者和話語傳統的反叛者，紛紛逃離虛無主義，遠離現實政治風云，而重新認同傳統文化。其五四先鋒如陳獨秀一度熱心"小學"，胡適也從"全盤西化"中抽身出來開始整理國故。其后，郭沫若等人也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作出了痛苦的選擇，不再一味強調經世致用，急功近利的"西化"路數，而是由西學返歸國學。"西學"對于他們而言，不再具有世界觀和人生觀方面的效力，僅僅成為研習"中學"的一個參照系，或一個進入的角度。"少年中國"的銳氣和進取，終于為"中年寫作"所撫平，并收藏為一份歷史的精美記憶而已。
三，"30-40年代一代"。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馮友蘭、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陳寅恪、茅盾、葉圣陶、賀麟、錢鐘書、馮至等。在"五四"以后的大半個世紀，這種"尚力"的原則逐漸被整合到新的文化秩序中并取代了個性自由，于是"翻身"、"打倒"、"暴力"、"斗爭"、"血與火"、"你死我活"，成為文化思想領域的"關鍵詞"。知識分子在一次次斗爭中洗涮了自己的"個性至上"思想，而以"群體意志"作為自己思想性的前提。而只有少數學者能夠以清醒的價值判斷和心性精神為依托，堅持在極為艱難的氛圍中走一條真正的學術道路。這一代知識分子無疑是波瀾壯闊歷史中的一代，但也是遭遇政治風險最多的一代。其"學術權威"的人格扭曲和思想改造時期的悲劇命運，使其由自由民主的學術理路退守為以政治或政策闡釋學術之隅。這是知識分子的歷史悲劇集大成的一代，已然成為當代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歷史資源。
四，"50年代一代"。
這一代面對意識形態和新的國家政體，逐漸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而歡欣鼓舞地將自己的人格融入時代大潮之中，匯入意識形態的認同、鍛煉和整合中，將自己的獨立性、個體性、批判精神、懷疑精神統統放棄，而擁抱一種激進理想主義或未來烏托邦，使自己的學術生命、個體意識與當時的政治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然而，這種緊密結合又使其飽受磨難，尤其是在"反右"進程中，相當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被打入另冊，長達二十余年。這一代人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最為徹底地堅持歷史清算，盡管其學術功力已難以同前幾代學者相比，但在新時期學術恢復期，積極翻譯、出版、主編、各種中國文化和西學叢書，使其在教學和科研上成為近十余年中國知識界教育界的主體力量。
五，"70年代一代"（或"四五"一代）。
這一代是在文革結束之時（70年代后期），以自己的痛苦經歷和對歷史的反思，明晰自己的誤區、理想、責任和知識空白的一代。于是，懷著改變自己命運和改變中國文化處境的信念，與當時"四人邦"的意識形態控制的文化專制主義進行抗爭。然而，這一代知識分子是"喝狼奶長大的"，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反儒家和反傳統精神，使他們對傳統和國學已經極為陌生，甚至已經形成變形的心理定式。同時，又由于閉關鎖國，對西學也相當隔膜，只是對漢譯希臘文學和德國古典有些印象。所以，他們的反思建立在直覺基礎之上，思想基點大多是一種空想，自己的學術思想和人格未能完全整合統一。這一代在"文革"期間，以一種"民間思想村落"的身份進行和摸索，他們在思想控制的"飛地"進行有限地思想探討，部分地"疏離"于當時文化專制時期的精神荒蕪。但是，精神履歷的現實性使他們過多地與政治和社會問題相糾纏，又由于特定時期的知識貧困，慢慢耗盡了他們的學理言路和思想之思，頻繁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或"學軍學農"，耗廢了他們的讀書時間，導致他們的閱讀思辨能力很少轉化為思想史的精神資源，而是在現實斗爭中學會了世故和過于辯證的理性，以獲取權力和生活資源的世俗經驗，消掉了思想本身的銳氣和棱角。因此，這一代又被某些學人稱為"思想中斷"或"失蹤的一代"。他們在歷史苦難中積累起的精神文化資本，進入一種不斷的消散狀態，并在學術思想史上抹擦著本來就淺的"蹤跡"。
六，"80年代一代"。
這一代終于在"文革"結束以后考入了大學，擁有了自由思想的空間、充裕的讀書時間和健康開放的心態，使其有遠接"五四"一代學風之思。"恢復高考"使這一代終于完成了人生的成年儀式，文革中那與書無緣的時期成為了。大學苦讀具有思想啟蒙、人格喚醒和心靈震撼等革命性因素，讀書成為自我靈肉蛻變、自我生命喚醒升華的一個契機。他們在生命和學術的凝聚含藏的探索中，一種新的質素即超越了個我視域而關注人類的眼光從生命中升起來。一批學者出國留學，具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打通中西學術的可能性。但是這代學者同樣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問題。這一代不同于前幾代人，比如"五四一代"、"30-40年代一代"學貫中西，蔚成大家，是處于災難的夾縫中趕上了末班車的一代，有機會又喪失了機會，被時代的苦難磨掉青春和時間。但同時，時代又給予他們許多可貴的生命財富和苦難饋贈，即對自我知識和"文化身份"的反省。在這一代人身上，有明顯的精英意識或精英態度，對任何問題不以一種世俗化的、語言游戲的甚至是權力運作的態度去看，相反，更多的是強調不斷地向內挖掘而獲得自我新生，在增加文化資本或更新知識結構基礎上建構自己的思想地基。因而，在這代人的學術中少了些游戲調侃成分，同時也少了些前幾輩學者的異化中的苦澀感，有一種相對的淡然自在的生命態度，追求一種雅致而有深度的學術品格。
這一代與"50年代一代"和"70年代一代"所受的思想改造的傷害也不相類，而是尤其重視自我意識和主體價值的實現，重視選擇和社會選擇。他們批判社會問題，對自己的能力和前景充滿信心，甚至有流于狂妄的一面。思想大于行動，理想高于現實，主體實踐單薄。這一代要承接"五四一代"學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妨說，歷史的巨大誤讀使這一代學者甚至幾代學者早已喪失了狂傲的資本，而只能踏踏實實地通過面壁數十年去找回學術尊嚴。這一代人事實上是處于兩個夾縫中：在治國學時深感早年的荒疏而難以得心應手地出經入史；在治西學時又痛感母語在流失，自己的心性狀態逐漸為西方精神所滲透。尤其是在后殖民時期跨國資本、資本與文化象征資本的"凝視"和"控制下"，第三世界文化處于弱勢時，作為知識分子的當代學人，其身份認同和立場定位更顯示出與實踐、心態與言述的深刻矛盾�；蛟S可以說，打通中西、自知之明和自己這一時代的學術問題成為這一代的關鍵。
回望二十世紀，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這一代"終將是"過渡的一代"，即承接上半世紀學人和下個世紀學人的中間環節。這一代學者的"雜色紛呈"和處于學術的"青黃不接"的現狀，使人不敢對其盲目樂觀。當然，"這一代"在經歷了很多以后，也能出現一批不錯的學術著作，因為，這一代所歷所思所記所求，只能由自己的筆寫出來。說到底，他們只能為自己已經和將要尋找的意義而寫作。
七，"世紀末一代"。
這一代生活在世界格局冷戰和后冷戰時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使他們尚缺乏完整統一的自我形象塑造意識，在光怪陸離、雜色紛呈的轉型社會現實面前，逐漸拋棄了熱情的理想，而又片面了前面"六代知識分子"痛苦的歷程，變得更具有自由性，更加中立化。"鐵肩擔道義"之類的豪言，在他們看來早已過時且顯得固執可笑。他們要求實惠和公正的競爭。
然而，這一代的學術定位亦存在著某種問題，其中不少人學會了語言游戲和話語調侃，以自我貶損和玩世不恭來嘲弄精神價值和生存意義，在學術上處于退守姿態，在精神上處于漂流狀態。另有一些人為了追求實惠而學會了取巧，放棄精神信仰和歷史意識。如何評價這一代，如何看待這一代的發展，當讓歷史本身來做出判定。因為這一代仍屬于成長的一代，他們真正走向學術前臺，將是在下世紀的初葉。
進入90年代，除了一代二代已作古之外，從第三代到第七代五代同堂，由于知識背景、學術意象、心態情趣、關注問題、學術資本均有很大差異，所以出現了各自為政、多音喧囂的90年代文化景觀。第三代是散文與傳記的主筆，第四代是國學熱的主體，第五代中不少人因其斗爭經驗豐富而進入權力圈層，第六代因為打開國門的知識背景，大多成為西學和激進主義的推動者，世紀末一代則成為關注當下和世俗化生存的"開放的一代"，或關注"身體"的安適滿足或以"漂流"為命運的一代。
20世紀前幾代知識分子在執著而艱難的學術跋涉之后，通過心性體悟和人格提升去尋求傳統文化與化的契合點，并身體力行地使自己的學術成為推動現代化的一份力量。在世紀末轉折點上，跨世紀的幾代學者將面臨中國學術文化重建的任務，并在跨國知識經濟和后殖民語境中完成自己的新世紀思想文化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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