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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視覺藝術與現代文學理論的論文
始于19世紀末的西方現代視覺藝術,到20世紀中期,經歷了從后印象主義到抽象表現主義各種光怪陸離的變幻場面,但是,跟文學理論相比,我們不能不感到,這個階段的現代藝術理論是相對貧乏的。而且,理論言說的任務多半由藝術家親自承擔,與文學領域的情況形成反差。
在大部分現代文學理論背后,都有某種哲學思想作為支撐;而現代藝術理論少有直接、穩定、系統的哲學基礎,不得不經常采取經驗主義的言說方式,并與創作實驗相伴而行。從而,藝術家成為一個又一個“新”藝術觀念的圖解者。與其說,現代藝術在表象上是形式的革命,倒不如說,在骨子里,它是急于求成的觀念的革命,是對“藝術”概念的不斷翻新或發明。在這里,已經孕a育了后現代藝術的觀念性與顛覆性的種子。
如果我們把視覺藝術中的現代實驗與現代文學中的理論建構做一個對應性的比較,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各種現代文學理論接踵而出,儲備了太豐富的話語資源,而且,它們越來越超出了作為文學理論的慣有視野,將自己變成了一種更寬泛意義上的、具有更充分言說能力的文化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許會覺得,想從“元敘事”層面去建立單獨的藝術理論話語,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需的。對藝術研究者來說,如果承認文學理論的母體價值,那么,他一定會發現,文學理論會變得十分慷慨。
與此同時,我們也會感到,文學與視覺藝術的門類界限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偸窃谝恍┬枰蠹夜餐紤]的問題上,文學和藝術證明了自己的創造需要。人類文明也是這樣延續和拓展其進程的。因為人類面臨著共同的處境和共同的命運:我們都不過是永恒事物中短暫的存在一作為生物,我們無意識而生,違意志而亡;作為人類,我們無法超越自身的歷史性處境,但卻希望接近自由。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那樣的多,但所有這些問題,卻又貫穿著命運性的單純。現代文學理論與形形色色的現代藝術實驗看上去似乎間接的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直接聯系的潛力,這使我們想到了人類問題的單純性。這也許就是本文思考的最終意義所在。我希望通過一種互文性思考,從現代文學理論中獲得提示,揭示出現代藝術理論同樣想提出和解決的問題。
現代藝術中的實驗一倘若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一可在現代文學理論中發掘資源,獲得對應的研究策略。我們可以在二者之間列出一條粗淺的對應線索:
20世紀初,三大潮流支配歐美藝術界:以凡?高為先導的表現主義;以高更為先導的原始主義和幻想風格;以塞尚為先導的構成主義?杀粴w結為兩條線索的走向:第一、抽象與表現:形式自律性的探索;第二、幻想與超現實:非理性的追求。其中所包含的種種藝術流派和現象,與現代文學理論可對應如下:1、抽象與表現:形式自律性的探索:(1)世紀之交:象征主義。發端于高更“綜合主義”發展形式為:摩羅、德*夏凡納、奧狄龍?雷東、勃克林、納比派的藝術。對應文學理論一一波德萊爾“應和論”瓦萊里“感性體驗與抽象思維平衡論”葉芝、龐德、休姆“意象主義詩論”。(2)野獸派、立體主義、未來主義、抽象主義。對應文學理論——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語義學與新批評派、符號學。(3)表現主義:發端于凡?高;以德國表現主義為主要發展形式。對應文學理論——克羅齊直覺表現論、科林伍德表現論、柏格森直覺主義。2、幻想與超現實:非理性的追求。原始主義與幻想藝術、形而上畫派、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對應文學-文化理論為——象征主義理論;柏格森直覺主義與意識流理論、精神分析理論;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荒誕派戲劇理論;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社會批判理論。
以文學理論的成熟性為參照,所謂“現代藝術理論”,也許惟有形式主義和視覺語言分析理論——包括符號學、格式塔視覺心理學一一才獲得了系統而成熟的品格。不過,在視覺藝術領域,形式主義也首先是由藝術家倡導的,那就是法國后印象派,尤其是塞尚所開創的道路。塞尚之所以被奉為“現代藝術之父”,原因在于他的“畫面自有其真實性”的思想,這個思想主導了20世紀上半葉現代藝術的主要奮斗目標。它表達了這樣的觀念:藝術是現實世界的等價物,而不是現實世界的模仿。塞尚就像歷史的決策者,為20世紀前期的實驗藝術運動制定了法律,從野獸派、立體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直到抽象主義,無不以追求形式自律性、建立客觀化的藝術真實為目標。而在藝術理論領域,英國的布魯姆斯伯里集團(TheBloomsburyCircle)所倡導的形式主義藝術論。
貝爾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也不過是希望把塞尚的觀點賦予理論形態而已。事實上,作為現代藝術最初的理論話語,形式主義藝術論本來就是作為后印象派的自覺回應而出現的,正是布魯姆斯伯里集團的羅杰?弗萊,把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實驗,稱為“后印象主義”。
克萊夫?貝爾極力想說明而看來又無力說明的“有意味的形式”,到了蘇珊?朗格的符號論藝術美學、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視覺心理學理論中,才獲得了較完備的邏輯陳述。假如我們對20世紀前期的文學理論稍有了解,便很容易看出,形式主義藝術論的這一套觀念,在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派、結構主義文論中,能得到精致的說明。我們注意到,正如語言學方法在“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論的歷史遞進關系中顯示了愈益深入的重要性,從克萊夫?貝爾、羅杰?弗萊,到蘇珊?朗格、阿恩海姆,一種類似語言學的分析方法也越來越發揮了視覺傳達研究的價值。在克萊夫?貝爾和羅杰?弗萊這里,形式還是想被說清卻終于無以言說的“意味”到蘇珊?朗格這里,形式成為“情感的符號”,明確了作為情感傳達的類語言功能;而到了阿恩海姆那里,視覺形式最終變成了思維的載體,來公然爭奪語言的權限了。要是仔細考察阿恩海姆來回運用的那些關鍵詞——視覺思維、完形、場、張力、力的構式、異形同構、簡化原則,等一一我們會發現,它們不僅套用了心理學、物理學的概念,還有從語言學得來的啟示,特別是為形式主義詩論所過濾了的語言學。
這樣,20世紀前期的視覺藝術理論和文學理論,便可在藝術本體論的共同訴求中,兩心無猜、投桃報李了。也正是在藝術本體論這里,文學和藝術理論開始獲得現代性。塞尚說,“畫面自有其真實性”俄國形式派稱,文學作品是“意識之外的現實”。兩樣說法,實在只是同一種想法而已。從野獸派到抽象主義所倡導的“非描繪性”,也不過是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論在視覺藝術語境中的出場罷了。
雅可布森提出“文學性”,克萊夫?貝爾提出“有意味的形式”“文學性”使一部書寫文本成為了文學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使視覺圖像成為了藝術作品。而且,在一種被表述為“張力”(tension)的共同感覺要素中,“文學性”和“有意味的形式”獲得了本體論的統一。在我看來,對藝術本體論而言,張力論的價值是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的。正是張力論,將形式本體論研究推進到了語言學層面,從而使“文學性”或“有意味的形式”不再顯得好像是故弄玄虛了。
到了語言學研究的層面,在本體論批評家的眼中,“文學性”就應該像科學實證的對象那樣,具備客觀品格了,因而,在一定意義上,也成了與物質相類似的東西。新批評派理論家維姆薩特說,詩歌是“言語的雕像”(verbalicon)①,這句話聽上去就如蘭色姆的“構架-肌質論”,令人嗅到了“文學性”的物質性味道,盡管二人在對構架-肌質的關系理解上分歧甚大。不過,要是暫時不考慮德里達的“白色神話”,文學,除了語言的聲音層面,我們還只好承認,它差不多只是由隱喻、悖論、反諷、歧義等修辭手段所構成的虛擬的雕像。但在視覺藝術這里,塞尚、立體主義者和抽象主義者,卻希望建立存在于物質現實中的雕像。他們就好像在自告奮勇地為文學本體論制造物證。
塞尚用靜物為材料,去構筑一個具有體積感、重量感、空間感和結構感的畫面世界,賦予畫面本身以“體”的結構,從而見證其真實性。他對物質對象進行有限度的抽象,通過將畫面構成要素還原為圓錐、圓柱和球體等“元形式”,旨在引導觀眾越過描繪對象,去感受具有幾何性、構成性的視覺語言結構。不過,塞尚的語言還是以視覺性的線、面、形、色為內容的,對他而言,物質感還停留在修辭性層面上。直到綜合立體主義,創立了結合多種材料的拼貼畫,才使物質材料上升為語言要素,從而使繪畫的物質性變成了現實。綜合立體主義并不像以后的達達主義或波普藝術,帶著解構傳統藝術的目的運用拼貼,而是仍未超出本體論范圍,它在繪畫中引入拼貼要素,毋寧說,是要通過加強繪畫的物質性,把塞尚汲汲以求“畫面真實性”賦予實體化的客觀品格。
沿著這一條道路,到世紀中葉,現代主義繪畫終于走向與后現代繪畫的臨界點,誕生了“實體繪畫”的概念。美國批評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說:“對視覺藝術來說,媒介被體現在物質上,因而純粹繪畫和純粹雕塑首先力求在物質上影響觀眾!雹诓蹇、勞申伯格、普恩斯、塔皮埃斯等人的藝術,就好像是為了圖解格林伯格所表述的觀念;它們以極化的物質性強調了畫面的真實性,卻也同時消解了塞尚和立體主義精心建立的視覺結構,從而也以絕對的物性代替了視覺藝術的精神品格,宣告了現代藝術的隱退和后現代藝術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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