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翻譯學辯論中的幾個邊緣問題

探析翻譯學辯論中的幾個邊緣問題

摘要：翻譯學辯論在我國斷斷續續進行了近二十年。辯論中人們大多關注一些雙方交鋒激烈的焦點問題。同時，辯論中也暴露出一些新問題，因為不太為人關注，不妨稱之為邊緣問題。（一）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二）翻譯學辯論中的話語風格；（三）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四）“翻譯學”一詞的使用。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將影響辯論的效率，最終影響到焦點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翻譯學；客觀規律；話語風格；翻譯理論

概述
翻譯學辯論在我國斷斷續續進行了近二十年。通過辯論，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如對“翻譯”，“翻譯研究”，“翻譯科學”等概念、范疇的理解已趨于一致，對“翻譯是科學”等一類命題的本質認識已有深化（楊自儉: 2000）。但是，在一些較大的問題上，如翻譯的藝術論和科學論，翻譯理論是否可以成為科學等問題上，誰也沒說服誰。這些是雙方交鋒的焦點，要解決是一些核心問題。不過，這些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對象。筆者要探討的是辯論中暴露出來的一些新問題，筆者稱之為邊緣問題。之所以將這些問題稱為邊緣問題，是因為這些問題還沒有成為辯論的焦點，不太為眾人關注。但是，這不等于說這些問題不重要。筆者擬就了四個這樣的問題，（一）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二）翻譯學辯論中的話語風格；（三）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四）“翻譯學”一詞的使用。雖然這些問題不是翻譯學辯論的核心，但筆者認為如果讓這些問題存在并任其發展，將會影響翻譯學辯論的效果，進而影響辯論中核心問題的解決，因而不可忽視。
對客觀規律的認識
在翻譯學辯論中，客觀規律這一概念常常被雙方提到。爭論的雙方，使用同樣的概念，理解卻不同，由此得出的結論具有天壤之別。主張建立翻譯學的一方聲稱，翻譯“有其特有的客觀規律，一旦發現這些規律，并把這些規律以理論的形態加以系統化，就可以成為科學”（王東風，楚至大：1996）。反對派則認為“翻譯活動不受客觀規律支配。所以，翻譯不可能成為科學”（勞隴：1996a）。這不太可能是一種偶然現象，因為翻譯是主觀創造性思維起決定作用，而不受客觀規律的約束的觀點被多次強調過（勞隴：1994, 1996a, 1996b,2000a, 2000b）。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別呢？
客觀規律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概念。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領域都有其內在的，固有的規律。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不能創造規律，也不能消滅它。但是，人可以認識規律，掌握規律并利用規律（華崗：1982）。既然如此，反對派說翻譯活動不受客觀規律的支配，過于主觀，有悖于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
坦率地說，對以上提到的反對派的這些認識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試論現代翻譯研究的探索途徑》一文中，作者將英漢某些詞句進行簡單對比之后，以兩種語言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為前提，斷言語言符號之間“找不到共同規律”（勞隴：1994）。筆者認為該結論有悖于語言學常識，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對比只能能說明，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翻譯時，企圖尋求詞層或者句層的絕對一一對應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斷語言系統之間不存在共同規律，則缺乏足夠的論證。根據現在已達成共識，語言之間存在著共性，這是不同語言之間能夠進行翻譯的基礎。關于這一點，早有人論述過，此處不準備展開。
在翻譯學辯論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響廣泛的譯界前輩，筆者無意指責誰。但是，筆者在這里不得不指出，他們的某些認識上的失誤，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結論造成的影響不可忽視。2000年第5期《中國翻譯》發表《不存在所謂的翻譯（科）學》（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觀點，參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識性的錯誤非常嚴重，比如將客觀規律說成是時而存在，時而消失的怪物一樣的東西。這樣的說法，在沒有足夠的解釋和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
實際上，以上對客觀規律的理解失誤涉及到理論探討中的哲學認識論問題。筆者并不是教條主義者。對同一問題，不同的人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認識論。但是，一旦我們選擇了某一認識論為基礎，就不能隨意曲解與其密切相關的概念，否則，爭論就會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爭吵。
翻譯學辯論中的話語風格
辯論本應該體現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則。這一點絕大多數人做得相當不錯。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話語風格方面的選擇不當，影響到辯論的氣氛，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辯論的效果。
《丟掉幻想聯系實踐――揭破翻譯（科）學的迷夢》（勞隴：1996a）一文的副標題甚為刺眼。也許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卻無意之中用了一過于武斷的話語。這里有極大的商榷余地。對于同一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正常的現象。不管如何，在沒有進行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就將別人的研究探索說成是走上了絕路，判斷過于肯定、絕對。也許這種話語會造成某種轟動效應，但是，這種話語不利于學術探討。會給人某中錯覺，好像是某位權威在宣布已成定論的判決，或者是某位得道禪師在“棒喝”執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國翻譯》的編輯先生當年沒有將該標題照直譯成英語，而是比較籠統地譯為“My View on 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學的朱純深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國傳統話語習慣對研究的影響，否則，容易造成聳人聽聞的效果（朱純深：2000）。據筆者觀察，朱純深先生所指的那種中國話語的特點，在學術研究領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不過在某些學者的學術論文中，這種風格的話語仍不時出現�！斗�譯學：一個未圓且難圓的夢》（張經浩：1999）一文回顧了翻譯研究的歷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表達了作者對翻譯研究的憂慮。有些提法雖有不妥之處，純屬一家之言，倒也無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滿個人感情色彩，缺乏理性的話語。如“出言大膽的要數楊自儉先生”（張經浩：1999）。也許楊自儉先生對翻譯學已創立的判斷缺乏足夠的依據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許別人發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達、貼’，還有人提出‘信、達、切’，但‘貼’什么？‘切’什么？”（張經浩：1999）。筆者覺得，這不像是一種學術研究話語。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不足為奇。不想看他人寫的書或文章也是個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師也不能強迫學生讀自己的書。但是，如果要評論別人的觀點，最好先全面了解別人的闡述之后再發表看法。如果連別人提法的含義都沒弄懂，就大聲叱責“‘切’什么？”，是很難讓人信服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就認為這是一種“學霸”的表現，但是毫無疑問，這種話語風格在學術領域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
話語風格某種程度上反映個人的心態。在心里對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評價，誰也管不著。而要作學術探討，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注意自己的話語，以免渲染一種過于主觀的氣氛。爭論者如果能以一種客觀、冷靜、理性的心態對待翻譯研究，就能正確對待不同的觀點，而不至于一見到不同的觀點就動肝火，以至于在辯論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緒發泄代替嚴密的論證。
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認為翻譯無理論，全憑譯者的天賦與靈感。近年來，情況有了較大的變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譯需要理論這種觀點。但是，不容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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