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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劇與當代大眾文化思潮
中國電視劇在當下的繁榮景象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把學術研究目光投向這一領域，電視劇作品數量的積累也為電視劇批評提供了充足的文本。電視理論的研究隊伍已經吸納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文藝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學術精英。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交相輝映構成了當下電視劇的基本生態。尤其是當代大眾文化思潮直接影響著中國電視劇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問題提出、澄清、解決已成為電視劇批評的中心。以曾慶瑞教授和尹鴻教授關于中國電視劇的文化策略及社會角色論爭為代表，可謂驚心動魄。一
尹教授對曾教授發表的《守望電視劇的精神家園》(見2000年2、4期的《杭州師范學院學報》)中有些觀點提出異議，并撰文對中國電視劇進行文化學和政治經濟學剖析(《意義、生產與消費》，見《現代傳播》2001年第4期；《沖突與共謀》，見《文藝研究》2001年第6期)。曾教授于2002年在《現代傳播》第2、3兩期作了數萬言的回應，指出中國電視劇當下的社會角色既是藝術事業，又是文化產業，其經營并非企業化和商業化、市場化，同時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中國電視劇發展40多年來，電視劇的理論問題研究顯示出嚴重的缺失，曾慶瑞教授較早介入這一領域，在電視劇的本質規律探討上作了奠基工作。在過去的電視劇批評中，人們習慣于就作品進行隨感式的分析，國外并無“電視劇”概念，因而無從借鑒。有限的理論資源大都從電影藝術挪移過來，再加上文藝學的某些理論，拓荒時代的電視理論工作者的確經歷了一番煎熬。然而當下各學科的學術交融蔚為壯觀，各種文化思潮幾乎涉略每一個領域。電視劇出現的這種論爭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當代文化思潮反映在電視劇領域的重要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當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現之一。
應該說，這場論爭的背景是“全球化語境”下衍生的當代大眾文化思潮。中國經濟轉軌后，“市場”概念在文化領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臺�！拔幕北毁x予了經濟學意義，作為特殊的“物質”而非純粹的“精神”。換言之，“文化”在工業時代具有了商業價值，它非但能給人們帶來精神享受，還可以產生商業利潤。當下各行各業大都貼上“文化”的標簽，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煙文化”、“廁所文化”、“園林文化”……諸此種種具體的物質與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業的商業目的。這種“泛文化”現象在實際利益上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提升了物質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亂與濫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憂慮與不滿，同時還有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將“泛文化”作為反叛主流意識形態的合理工具，以此呼應西方大眾文化思潮，兩者在文化反思的過程中確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場。而時下流行的全球化語境就成為兩種立場交鋒的陣地，一方呼吁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絕�！叭蚧笔�20世紀5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領域概念，后來延伸到其他領域，在文化藝術界也成為熱門話題�！叭蚧痹谥袊臒岢词墙⒃谥袊袌鼋洕〉靡欢ǔ尚�，物質文化取得較大發展的基礎上；中國文化要在世界獲得身份，而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滲透面前又要奮起抵制和反抗。這是交融與抗爭的文化較量。中國電視劇似乎歷史地被推到了潮頭，它以當下傳播最廣泛，受眾最多的優勢成為領軍藝術樣式。中國電視劇的歷史與中國電視史相伴而生，40多年來，電視劇的真正發展是在1978年以后，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經濟的因素似乎天然地與電視劇有不解之緣。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經濟騰飛，電視劇又出現了迅猛發展的勢頭。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們去探究經濟、商業與電視劇的存在關系。商業因素的介入給電視劇發展帶來諸多好處，如電視劇風格、類型、題材、表現方法的多樣多元；但也帶來了令人擔憂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漸喪失，大眾的審美價值取向的偏離，電視劇作為藝術的品格滑落。是繼續保持電視劇藝術品格還是沿著世俗審美文化軌道前行?這是關系中國電視劇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論爭的雙方都將電視劇作為體現中國大眾意志的最佳承載，焦點集中在電視劇是否已經是“大眾文化”，“大眾化”是否是電視劇發展的標尺，以及由此涉及的當下中國電視劇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認為中國電視劇已經“從教化工具到大眾文化的位移”、“從宣傳工具到大眾文化的轉變”、“電視劇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這是一個理想化的結論。而曾教授將“官方主流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結盟來反對“大眾文化”，這種文化聯盟必須明確它們各自的立場之后才能確立，值得商榷。
二
鄒廣文、常晉芳對“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作了較為全面的界定：“當代大眾文化是一種在現代工業社會背景下所產生的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市民文化，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產生的，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和主體的，通過現代傳媒傳播的，按照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集中滿足人們的感性娛樂需求的文化形態。簡單地說，當代大眾文化具有市場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戲化、批量復制等特征�！�(注：鄒文廣、常晉芳：《當代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新華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頁。)在描述“大眾文化”特征后，他們發現了隱藏其后的悖論，即大眾文化表面上對其他處于中心意識形態的文化形態進行消解，實際卻不能擺脫，“只是使之具有了更新的形態，并為對立面的互補與融合提供了新的挑戰和契機�！�(注：鄒文廣、常晉芳：《當代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新華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頁。)法蘭克福學派很早就指出“大眾文化”的標準化、劃一性對個性和人類創造性的扼殺，它同樣也會成為一種控制力量而存在，進而消除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而極具欺騙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把“大眾文化”視為一種虛設的話語集團�！按蟊娢幕钡奶撛O者首先是部分精英知識分子，而后主流意識形態也認可并將“大眾文化”作為親和對象來與其他話語集團抗衡。
文學藝術領域曾經出現過“高雅”與“通俗”之間的論爭，部分精英知識分子認為通過倡導高雅文化途徑無法達到改良社會文化結構，提高社會文化素質的目的，便改向世俗文化途徑由下而上地試圖實現理想，達到某種殊途同歸的愿望。這其實是一種文化思潮的轉向，“大眾文化”因而在中國得以立名。它建立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的體制背景下，并受西方大眾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某些影響。平民大眾在經歷精神禁錮、物質匱乏、文化缺失后，對當代商品社會提供的豐富物質進行狂歡式的消費，同時伴生著對文化的超常消費。而面對這樣的社會消費現象，不同的利益集團紛紛站出來企圖通過自己的權勢話語發言，其目的是想左右這一消費現象的導向，進而控制它并從中獲利�！按蟊姟北粦騽⌒缘赝频脚_前，就像多頭獅王搶奪的繡球，“大眾”本身是沉默者，并無話語主權，它所享受的只是被拋來拋去的感官體驗，所能發出的只是一連串驚叫和撫慰后的感嘆，絕無權力對獅王們說：“你們輕柔一些……”而“文化”只是運動與抗爭中的載體，“大眾文化”是話語權力集團所賦予的虛擬語境，是精英知識分子改良文化思想的策略。當它命名之后便必然地被置放在焦點位置而被爭奪，似乎是一塊土肥地沃的伊甸園，纏繞著上帝、亞當、夏娃、毒蛇之間的爭斗�！按蟊姟笔翘撛O的，“大眾文化”是虛設的，消解的意圖在于精英知識分子向國家意識形態的軟性顛覆，平民是被爭奪的對象。當下所呈現出來的“令人鼓舞”的“大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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