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漢字識別研究的新進展

我國漢字識別研究的新進展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與“直線形”的拼音文字相比，方塊漢字有二維圖形特征，字形和字音之間的對應關系很弱。那么對漢字的視覺識別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和對拼音文字的視覺識別過程相比有何不同？近幾十年來，有許多心理學研究圍繞漢字識別問題展開。本文旨在對我國心理學界90年代以來在這個領域的新進展作一述評。

　　1 主要研究

　　1.1字形屬性對漢字識別的影響

　　受西方已有研究理論的影響，長期以來關于漢字識別的加工單元也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識別漢字要先對筆畫、部件等漢字的字形特征進行分析，然后將分析的結果整合從而識別整字。那么，在漢字識別過程中就會存在筆畫數效應、部件數效應等。二是認為識別漢字直接以整字為單元，強調字形知覺的整體性。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有許多研究表明在漢字的視覺識別過程中，要經過特征分析[1]。近10年以來，漢字識別的特征分析觀點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結果的驗證：首先是采用不同的方法證實了筆畫數效應的存在。如喻柏林等[2]采用命名識別法，發現在2至15畫的范圍內，漢字的命名反應時隨筆畫數的增加呈臺階狀上升趨勢；張武田等[3]發現在高頻字當中存在筆畫數效應；彭聃齡等 [4]采用命名作業和真假字判斷作業也發現有顯著的筆畫數效應。其次是發現部件因素對漢字識別的影響。有研究發現了啟動部件對合體漢字識別的影響[5]，提示漢字的部件作為單個結構反復認讀，有可能成為漢字識別的加工單元之一，而且比筆畫更符合簡約的原則。張武田等[3]、彭聃齡等[4]的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了部件數效應的存在。

　　不僅部件的數量影響漢字識別，研究證明部件頻率（即在合體漢字中出現的次數）也是影響漢字識別的因素之一，但其作用受到整字頻率和結構類型的影響 [6]。黎紅等[7]的研究也發現，在速示條件下，部件頻率影響漢字識別的準確性，而且部件頻率對漢字識別的作用模式與刺激字及其組成部分的空間排列有關。

　　在漢字的構造部件之間還存在不同的組合以及組合頻率。采用整字識別和整合識別等實驗任務的研究表明，部件組合與部件有類似的頻率效應，而且部件組合頻率的作用也受到正字頻率和結構類型的影響[8]。第三是證實了結構方式效應的存在。喻柏林、馮玲等[9]和喻柏林、曹河圻[10]在不限時呈現整字條件下，分別令被試對雙部件和單部件做命名反應，結果一致發現存在結構方式效應，命名上下字的反應時要明顯長于左右字的部件。陳傳鋒、黃希庭[11]進一步研究發現了結構對稱性效應，識別結構對稱性漢字的加工明顯快于非對稱性漢字，而且這種結構對稱性效應在低頻字中起作用，而在高頻字當中不起顯著作用；在多筆畫字中起作用，在少筆畫字中不起顯著作用。

　　獨體字直接由筆畫構成，不存在部件這一結構層次，而且許多獨體字本身就是構成合體字的部件。那么在對獨體字進行認知加工時，是必須經過特征分析還是直接以整字為單元？肖崇好等人[12]將獨體字中除去點、鉤、提、短的橫豎撇捺以外的其它筆畫作為該漢字的框架筆畫，把每個獨體字的結構分為框架結構和非框架結構。研究結果發現，在速示條件下，獨體漢字的識別從識別筆畫開始，經提取框架結構后，才完成識別過程。與“框架結構”的觀點相類似，沈模衛，朱祖祥 [13,14]研究結果也表明，在含有十或口的獨體漢字中，十與口是該類漢字的突出視覺特征的理論。這些結果表明對獨體字的加工也經過特征分析。

　　但是特征分析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漢字識別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如筆畫、部件和字頻的關系還沒有研究清楚，有的研究發現存在筆畫或部件和字頻的交互作用 [3,4]，有的研究則沒有發現[2,15]。有的研究還發現，整字頻率對于局部知覺（部件識別）有制約作用[6]。僅用整字加工觀點也很難加以解釋。因此喻柏林等提出了漢字識別的平行加工假說[2]，認為被試識別每個單字經歷著兩類平行加工的過程：一類是識別整字的加工；另一類是筆畫及其組合的加工。筆畫及其組合的加工與整字加工發生分享有限注意（或知覺）資源的競爭。高頻字被整字識別而低頻字要經過特征識別。因而筆畫數效應只存在于低頻字當中。這種新觀點不僅有很好的解釋性，而且得到了一些研究結果的支持[16,17]。但是這種假設本身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

　　1.2語音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

　　漢字是表意文字，其書寫形式不能直接、透明地表征語音。在近十年來有關漢語字詞識別過程中的語音中介問題依舊是爭論的焦點，即在字詞視覺識別中，是否必須通過音碼為中介來實現對詞義的提��？從理論上來說，語義的激活可以有兩條途徑：一是由視覺輸入激活心理詞典中的字形表征后，直接激活語義表征；二是以語音為中介，字形表征的激活首先傳輸到語音表征上，然后激活語義表征。與此對應，目前對語音中介問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強語音作用觀，認為在視覺漢語字詞加工中，語音激活部件是自動的，而且在時間上也特別早，由字形到字義需要經過語音為中介。另一種觀點是強字形作用觀，認為漢語字詞加工中的語義激活過程不同于拼音文字，主要由字形—語義之間的直接激活傳輸（或計算）決定，語音信息在視覺字詞加工中雖然自動激活，但對語義激活作用很小[18]。兩種觀點各自得到了一些研究結果的支持：

　　海、彭聃齡[19]采用啟動條件下的詞匯判斷法，發現啟動詞中的多音字不但會促進被試對和其適當讀音相近的目標字的反應，而且會促進被試對和其不適當讀音相近的目標字的反應，表明熟悉的中文字詞的語音特征在到達心理詞典之前就已經得到了激活。張武田等[20]采用啟動掩蔽（書寫）法也發現，形似音同字的啟動效果早于語義的啟動效應，因此認為形似音同字的激活可以看作是前詞匯的。

　　而金志成等[21]分別進行了音同、形似、義近和無關四種條件下的目標字的啟動識別和倒掩蔽識別的研究，結果表明對目標字尚未完全加工時，形似倒掩蔽促進對目標字的進一步加工，說明形碼在到達心理詞典之前就被激活；在漢字視覺識別中字音的作用確實存在，但是因為音同倒掩蔽效果不顯著，表明音碼不是在到達心理詞典之前被激活，因而不存在語音轉錄現象。林仲賢等[22]采用漢字詞形、音、義特征匹配任務，發現無論是速示還是非速示條件下，在漢字詞的形、音、義特征中，都存在著編碼加工深度的差異，音碼的信息提取是最難的，反應時最長，而詞形、詞義信息的提取則相對容易。這個結果說明，在他們的實驗條件下，是不可能有語音轉錄的。

　　對語音、字形在漢字閱讀中的作用的發展變化的研究發現，初學閱讀者更依賴語音，而熟練閱讀者更依賴字形[23]，但是周曉林等[24]發現即使對年幼兒童來說，在強調語音而非語義的實驗任務中，語義激活的強度和時間進程也不弱于語音激活。并且認為這是由于字形到字音到語義以及字形直接到字義的計算速率（computationalefficiency）。由于漢字的形音對應的任意性，降低了字形到字音的計算速率或激活傳輸速度。而且由于漢字中同音字很多，一個激活的語音表征對應著許多語義激活模式，從語音激活難以得到確切的語義。另一方面，漢字的字形（特別是形旁），能夠提供大量的語義信息，直接從字形到語義是一條迅速有效的途徑。

　　林泳海、張必隱[25]研究了中文音韻在詞匯通達中的作用。在詞匯判斷任務中，單字詞的音韻沒有啟動效果，說明中文視覺認知是直通語義的，而單字詞在命名任務中以及同韻雙字詞在詞匯判斷任務中存在啟動效應，結果表明音韻在詞匯通達中存在一定的作用，表明在中文閱讀中語音的通路是存在的，盡管這條通路較弱。研究者進一步認為，中文詞的認知可以說兩條通路都存在。但是，盡管這個研究說明了語音通路的存在，卻并沒有說明語音和語義激活的先后順序。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漢字識別有自動的語音激活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可表現為程度的不同，它取決于識別字的熟練程度、任務要求和語境的作用條件等[20]，因此每一個研究只是揭示出某一個條件下的規律。

　　1.3語義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

　　漢字識別的目的是提取漢字的意義。而字義提取和其存貯方式有關。在心理詞典中，每一個詞條都包含了與這個詞相應的語音、形狀和意義。在漢字心理詞典中，語義激活并不封閉在語義系統內，而會立即自動擴散到相應語音和字形表征。啟動詞不僅對其語義相關字有啟動效應，而且對相關詞同音詞、形似同音單字詞的命名也有顯著促進作用；對與相關詞形似音不同的詞有抑制作用[26]。

　　朱曉平[27]則從另一個角度進行了研究。他將語境劃分為相關、無關和中性三種，還將語境限制強度分為高、低兩種，目標字詞的筆畫數分為多、少兩組。采用在句子語境中的漢字命名作業研究了語境效應的作用點。實驗一以大學生為被試，發現三個變量的主效應均極其顯著，語境與詞頻的交互作用也顯著。在高限制語境中，語境與詞頻有限制交互作用，而在低限制語境中，兩者呈相加關系。說明高限制語境信息作用在詞匯提取階段，低限制語境信息作用在后詞匯處理階段。實驗二以小學四年級學生為被試，發現在高、低兩種限制條件下，語境和詞頻的交互作用均存在。這可能是因為小學生加工單字（詞）的速度較慢。實驗三在降低了目標字（詞）呈現亮度的條件下重復實驗一，得到僅在高限制語境下語境類型與筆畫數之間存在明顯交互作用。說明在字詞的視覺編碼由于亮度而變慢時，語境效應可能發生在視覺編碼階段。從三個實驗的總結果來看，語境確實能夠影響詞匯的加工，而且語境效應的作用點是靈活的。

　　采用ERP方法的研究發現，具體字聯想引起的PSW（正慢波）波幅和P800潛伏期分別大于抽象聯想字引起的PSW波幅和P800潛伏期，從而提示具體字聯想和抽象字聯想的腦機制有所不同[28]。但是到底有何不同，尚待進一步研究。其研究結果還表明，漢字的形音義加工之間存在再加工的反復過程，其關系錯綜復雜，難以分割。證實了以前有關研究的結果。

　　1.4漢字識別與大腦

　　由于漢字本身的獨特性，識別漢字時，是否還像識別拼音文字那樣，左半球占優勢？高定國等[29]曾對漢字認知與大腦兩半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顧，基本上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漢字認知主要是左半球的功能，另一是認為漢字是大腦左右半球并用的“復腦文字”。高定國等人傾向于后者，后者也得到有關研究結果的支持：郭可教、楊奇志[30]以大學生和小學生為被試，采用同一的漢字對刺激材料，讓被試進行字形、字音、字義的異同判斷，結果發現，字形、字音和字義的認知均與大腦兩個半球有關，顯示出漢字認知的復腦效應。用漢字—圖形意義整合判斷的實驗進一步驗證了字義認知的復腦效應。張武田等人[31]研究結果也顯示，當時漢字字音或字義進行匹配時，兩半球之間的加工優于半球內的加工，即兩側大腦半球協同活動要比單側半球加工效果好

　　近年來腦成像技術開始應用于與漢語字詞識別有關的領域，使研究者可以對漢語字詞識別的腦內加工過程直接進行研究，不再僅僅通過觀察行為來推測大腦中的活動。腦成像技術包括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e mission tomography， PET）、 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mnetic resomancei maging，FMRI）等。目前我國運用ERP方法對漢字識別進行研究的較多，fMRI的運用開始起步。漢語單音節較西文豐富，有利于用ERP方法進行研究。魏景漢、匡培梓等采用漢字形音義正啟動和詞義聯想方法，對漢字的形音義進行了全視野和半視野系統研究，發現漢字認知始于100—160ms之間，大腦兩半球在漢字認知過程中存在著差異，在約200— 270ms之間左腦加工占優勢；左腦可能需要右腦傳來必要的信息后才開始加工，但是左腦開始加工后即占優勢[32]。這個結果與行為研究[30]所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魏景漢、羅躍嘉采用提高非注意純度的跨通路延遲反應實驗模式，對漢字形音識別的跨通路注意ERP的研究[33]結果表明，聽覺N1最大峰均位于額中央部，視覺N1最大峰位于兩側枕部與顳后部，具有明顯的通路差異性。近一步的研究[34]采用漢字形音判斷作業，又發現N1頭皮分布表現出明顯的通路間差異：聽覺N1最大波峰均位于中央部，視覺N1分布于兩側枕部，這一結果與非語言實驗結果不同，與英文實驗結果也不同。從而提示：對漢字字形（視覺）的最初加工可能發生在視覺初級中樞（兩側枕部），而對漢字字音（聽覺）的初步加工可能是在整合中樞（中央部）而不在聽覺初級中樞（顳葉）。

　　2 評論與展望

　　從以上綜述來看，近十年來漢字識別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研究中更多地考慮到漢字本身的特點，而不僅僅是將漢字作為拼音文字的對比材料來進行研究；提出了針對漢字特點的成分和整字平行加工說；研究更加細化，如在字形加工中，注意到部件及部件頻率、部件組合頻率等因素的作用；采用新技術進行研究，如腦成像技術，眼動技術，增加了對漢字識別研究的角度、途徑；計算機對刺激的呈現、結果的記錄也更加精確。

　　但是目前研究中尚存在一些問題：在各個研究中所用的作業任務不同，由此反映的字詞識別的內部加工過程也有不同，如命名作業，偏重語音加工，而范疇判斷作業則偏重語義的加工；各個研究中所用的實驗材料也不一樣，如實驗用字的筆畫數、部件數、結構方式、字頻、是否形聲字、字義、單字還是詞等不盡相同。而且由于漢字本身各種屬性的復雜性，看起來一樣的材料，各研究者使用的很可能有很大出入。如對字頻的確定，有的研究者按照三千常用字中的Ⅰ、Ⅱ、Ⅲ級來劃分，有的則按照各種字典中給出的字頻來確定；對部件的劃分，有的研究采用一級部件，有的研究者劃分到末級部件。這些原因使得許多研究所得結果只適用于其具體實驗條件下，不能擴大化，很可能是許多研究結論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多以成人為被試；目前運用新技術的漢字識別研究還是以描述性研究為多，對行為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字形加工單元、語音轉錄等爭論還不能予以解答。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國漢字識別研究應繼續重視加強對實驗任務、實驗材料的選擇。要選擇對欲探查的內部心理過程敏感的實驗任務和材料，各個研究選擇實驗材料的標準盡量統一，增強實驗結果的可比性；加強漢字識別和大腦功能關系的研究。目前腦功能的研究是國際熱點，學習漢字能否促進大腦功能也是人們關心的問題；可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從而將兒童的漢字識別特點與成人的漢字識別特點進行比較，并可以將研究結果運用到漢字教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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