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研究的層次與視野分析
政治學研究的層次與視野從學理上，中國的政治科學會與政治哲學適度分家，形成一個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平行發展的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狀況的巨大變化為普通民眾和學界所公認且多有褒獎;但對當代中國政治領域的發展變化，則是眾說紛紜，如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有無”和“程度”等基本問題上，學界至今爭論不休，更不用提及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的評判等問題。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變化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更是一項緊迫的現實問題。對此，中國政治研究者理應承擔起這一重任，這是我們的職責和使命所在。
政治學將進入一個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適度分家、平行發展的階段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治學科恢復以來，中國政治學者做了大量工作，介紹了大量國外政治學理論成果，也整理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這些著作和理論的引介和闡述，為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但長期以來中國政治學研究偏重政治哲學研究，而政治科學研究不足。由此導致的后果是既影響了政治科學研究的發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學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對當代中國快速的社會發展和政治建設的偉大的、豐富的實踐，置身其間的中國政治學者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細致的觀察并給出富有解釋力的理論解讀，尚未做出系統的經驗總結;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經驗支撐，或囿于固定的習慣的認識范式，中國政治哲學方面的研究也未見有長足發展，徘徊于傳統話題與論域之中。
無論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對政治學術的呼喚，抑或政治學術發展自身的規律，乃至參考國外政治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我以為中國的政治學會有一個“經驗主義”的階段，即以實證研究、經驗性研究為主，系統研究總結本土社會實踐和經驗的發展時期。也就是說，從學理上，中國的政治科學會與政治哲學適度分家，形成一個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平行發展的時期。
政治科學研究要注重“兩個層次”和“一個視野”
根據我的體會，政治科學主要是認識和研究政治活動的條件、成本和時機等三大問題，其主要目的在于尋找和發現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活動之間內在邏輯和因果關系，探尋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當然，這其中也蘊含著試圖利用某些規律性認識干預社會政治進程的意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產生了極其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為中國政治學研究者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素材。從認識論角度講，“實踐-經驗-理論”是科學理論產生和發展的客觀過程，政治學也不例外。中國政治學必須以實踐為基礎，進行經驗總結概括和理論提煉升華。如果不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實踐進行全方位的觀察和系統研究，就不可能對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有全面精準的理解和認識，更不可能針對其中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對策性建議。在此基礎上的政治哲學便會逐漸地變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發展的現實基礎，有淪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論之虞。
如何從經驗層面推進中國的政治科學研究，我的體會是要注重“兩個層次”和“一個視野”。“兩個層次”，即國家層面的政治實踐和基層的政治實踐;“一個視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國際比較。所謂國家層面的政治主要包括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戰略等。對于普通政治研究者，研究國家層面的政治具有難以避免的障礙，存在社會學里所講“到場”問題。在無法“到場”的情況下，我們研究國家層面的政治主要是通過對重大事件的觀察分析和對重要政治文獻的文本解讀、語言分析，以幫助理解和認識中國政治的宏觀發展。相比國家層面的政治，基層政治研究比較容易“到場”、容易入手。政治學者可以通過現場觀察、深度訪談、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對某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基層政治實踐進行全景式的掃描和分析，這對于我們了解某一政治實踐的具體發生機制、運行過程十分有益。同時，由于在中國政治場景中，基層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國家層面的政治問題，做好基層政治研究，反過來又有助于認識和了解國家層面的政治問題。此外，中國的發展需要參考和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比較政治研究可以為更好理解中國政治提供有益啟示。
政治科學研究應通過大量的經驗性研究、實證研究和比較研究，在觀念中重建政治實踐、政治發展的“現場”，“再現”政治實踐和發展過程
就科學研究而言，政治學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領性，但過于強調政治學研究的頂層設計功能和理論指導作用有可能導致不切實際的“終極理論”或者“宏大命題”的徘徊，絕非科學研究者所愿，更無益于政治學術的發展。與自然科學，乃至一些社會科學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相比，政治學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和關聯性。世界原本沒有“政治”，政治是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在原有領域得不到解決而集中轉化到政治領域中來的。政治問題涉及面廣、關聯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對政治體制改革這類重大問題時，需要的是對相關問題進行窮盡式的研究與認識，而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圍之外。其次，從研究對象角度看，作為政治學研究對象的政治問題的重復性差。科學研究需要研究對象具有穩定性和重復性特征，而這恰是社會政治現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學可以通過重復的實驗認識研究對象，社會科學就沒有那樣幸運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往往不會重復出現或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再現。研究對象的單一性、易逝性，導致政治學研究實際上往往缺乏明確的、穩定的研究對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勢必大打折扣。
從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學研究的基礎工作，抑或說，政治科學研究者的基本功是還原生活、“復制現場”，通過大量的經驗性研究、實證研究和比較研究，在觀念中重建政治實踐、政治發展的“現場”，“再現”政治實踐和發展過程，一如刑事偵查中的“重構現場”。而政治學者要具備這樣的能力，能夠接近原來形態地還原生活、“復制現場”，則需要深厚的社會經驗和經歷，而深厚經驗與經歷的獲得則需要長期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需要對社會和人性的深刻理解與感悟。而這又有賴于政治學者長期艱苦的調查研究的實踐磨練，需要政治學者貼近社會、貼近實踐、貼近群眾。
要處理好“政治語言”和“學術語言”兩者間的相互關系問題
總結當代中國政治的實踐經驗，推動中國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建設和完善，還必須遵守嚴格的學術規范。政治科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疇、研究方法和概念體系。當代中國政治研究，雖然是以中國政治為特定研究對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現象，就必須遵守政治學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學的學科特點和學科規范，參與國際政治學界的對話與交流。
這就涉及學術發現和理論成果的表述問題，科學嚴謹的表述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研究對象的了解，還有利于國內外同行之間溝通和理解的達成。在此問題上，中國政治學者面臨的首要挑戰就是要處理好“政治語言”和“學術語言”兩者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我們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政治學的分析工具和概念體系，來描述和解釋當代中國政治的發展變化，也不能以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路徑的“特殊性”和奪取政治理論的話語權為由，空泛地論說 “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作為專業的政治學研究者，我們的主要任務應是秉持科學理性的原則，運用符合政治學規范的學術語言和方法，對來源于政治實踐和政治文本的信息進行相應的解讀和轉換，以達到認識和理解政治現實，揭示政治發展規律的目的。因此，中國政治理論體系的特色應該自然地體現在運用規范學術語言所概括出來的中國政治發展條件和實踐內容的特點上，而不是理論和語言本身的標新立異和獨樹一幟。否則，徒有構建中國話語的美好愿望和理論想象。此外，我們也應認真學習和研究國外政治科學，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中國的發展不能離開世界，中國的發展也沒有離開世界。中國的政治發展既有個性、特殊性，也有共性和普遍性，我們不能滿足于自說自話，更沒有自我陶醉的理由。吸收國外政治科學的有益營養，掌握和借鑒國外政治科學的觀念工具，不僅有益于中國政治科學的發展，也有利于與國外同行的交流和對話，促進國際學術界對中國政治的了解。
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為中國政治學研究者提供了廣袤而肥沃的研究土壤和極具挑戰的研究課題。政治學研究的層次與視野同時過于廣闊的研究空間也不免使人有眼花繚亂之感。對此，我以為，我們不妨從政治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做起，從全面觀察和厘清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事實入手，進而探索其中的經驗與規律，逐步深化對中國政治的認識和理解，增進相關的知識積累，促進學科的發展。這既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發展的要求，也是當代中國政治學學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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