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析基于控制權的企業家激勵與約束

論析基于控制權的企業家激勵與約束

　　[論文關鍵詞]控制權；企業家；激勵；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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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控制權為企業家帶來了控制權收益，而這種收益正滿足了企業家的需要�？刂茩嗟呐渲孟蚱髽I家傾斜有助于為企業家提供激勵從而有利于企業業績的提高，但是企業家掌握控制權也會有消極的一面。因此，選擇合適的約束機制對企業家的行為進行約束是十分必要的。

　　企業家的激勵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一般認為，報酬機制、聲譽機制、競爭機制等對企業家發揮著好的激勵約束作用。但是，控制權機制也對企業家有很好的激勵約束效果.遺憾的是長期被人們所忽視。只注重貨幣收人，而不注重與控制權相聯系的非貨幣的“個人好處”是傳統的研究激勵問題模型的不足之一(錢穎一，1996)。黃群慧(2000)也認為經濟學很少把控制權作為企業家的一種激勵因素進行研究，更多的是關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企業家控制權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制衡。本文針對這種研究不足就控制權及其對企業家的激勵和約束問題做深人的探討。

　　一、企業家的需要及效用結構

　　1.企業家的需要。企業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是因為他們具有特殊的人力資本，特殊的意思就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不管是先天具有還是后天投資積累而成，它與大多數人的人力資本不盡相同。這種人力資本使企業家具有較一般人更容易或者在短期內獲得初生性需要和次生性的需要，同時使企業家有能力有信心生成對成就和權力的需要。于是，企業家的需要與普通人的需要的結構和強度具有較大區別。

　　為此，我們可以總結出企業家需要的特點及其激勵的意義所在:(1)企業家的需要與普通人的需要同樣具有多樣性。企業家的需要不僅僅只有自我實現的需要，在企業家的需要結構中依然包括初生性需要、次生性需要。這是因為低級的需要是人們最為起碼的需要，是人們生存、發展、延續生命必不可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企業家的需要不僅包括物質、金錢，還包括非物質的報酬，比如聲譽、地位、指揮人的感覺等。這為我們研究企業家激勵機制的多樣性提供了理論支持。

　　(2)企業家的需要是高層次的需要。相對于普通人來說企業家具有特殊的人力資本，在社會競爭中具有較其他人更大的優勢，因而低層次的需要容易得到快速的較高質量的滿足。初生性需要和次生性需要已經不是企業家關注的重點，企業家的需要主要集中于對權力、成就的需要。(3)權力需要在企業家需要結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如果不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家比較，在中國國民收人和人均財富低下的條件下，企業家也可算得上富裕階層了。因此，企業家具有相當強烈的權力需求。這是由權力的性質決定的，簡單地說可以為企業家帶來成就感、地位、聲譽，更為重要的是權力帶來的這些非物質性收益，而這些非物質性的收益可以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質性的收益，比如權力可以帶來更多的貨幣收益、更多更隨意的在職消費。同時，對權力的需要是企業家工作的性質所決定了的，沒有權力，無從談起配置其他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

　　2.企業家的效用。Grossman and Hart(1986).Gross-man and Hart(1988)、Harris and Raviv(1988，1989)和Aghion and 13otlto( 1992)等經濟學家將企業的收益分解為控制權收益和貨幣收益，并由此對企業的權利安排進行了深人的研究。張維迎(1998)指出:企業的收益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難以度量的非貨幣形態的收益，另一部分是容易度量的貨幣形態的收益。非貨幣形態的收益與控制權相聯系，故而稱為控制權收益。循著這些有益的探索，我們認為企業家的效用來自于兩種形態:顯性的貨幣報酬和隱性的控制權收益，貨幣報酬可以直接反映在企業會計賬戶上，而控制權收益為擁有控制權的企業家或高級管理人員直接占有。圖1表達了企業家效用的結構。

　　二、企業家控制權及其收益

　　1.企業家控制權的定義。對控制權的研究最早始于伯利和米恩斯，他們通過實證研究在1932年出版了《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提出了著名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命題。隨后，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系統地研究了19世紀中期以后美國工商企業成長的歷史后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見的手—美國的企業管理革命》，他從經濟史的角度印證了伯利和米恩斯“兩權分離”的命題。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雖然提出和印證了所有權和控制權及其分離的事實，但是并沒有明確界定所有權和控制權。GHM(Grossman, Hart and Moore)理論深人研究了所有權和控制權及其與非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關系，以及權力在企業各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最優配置問題，同時將所有權定義為剩余控制權。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不能發現控制權究竟是什么，這是因為他們在研究中更為關注財產權利。如果說他們定義了控制權的話，那么他們的定義方式就是把剩余控制權與企業所有權同一化，從本質上講，對控制權這樣的定義是很模糊的。張維迎在論證“資本雇傭勞動”時指出，企業家的控制權是指當一個信號被顯示時決定選擇什么行為的權威(張維迎，1995);周其仁(周其仁，1997)把企業家對企業的控制權定義為排他性利用企業資產，特別是利用企業資產從事投資和市場營運的決策權。這兩位學者對控制權的定義較以前的研究進了一步。張的控制權定義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但從企業家控制權的角度來看，周的定義更明確更具體。朱啟才(2004)對權力的認識為:權力就是資源的控制力。這一定義已經具有經濟學的含義，為我們對權力定義提供了思路。

　　在這些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我們認為作為企業家的控制權就是決定自己和他人采取行動的權力，這種行動深刻地影響著組織部分或全部的人、財、物及其他資源的具體使用。在這個定義中，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力體現為經營管理中的自主權，也反映了約束機制對企業家的約束強度，決定他人行動的權利就是指揮權和決策權，“部分或全部”暗含著控制權有大小之分。因此，我們認為這樣的定義是比較全面的，在研究控制權對企業家的激勵約束問題時更為明確。

　　2.控制權收益。企業家的控制權收益主要有以下的形式，如表2所示。

　　當然，控制權的私人收益還會有其他的一些具體形式，有些是十分隱蔽的，甚至與腐化有關，不易被列示。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聶祖榮(2002)共列出了18種控制權收益形式，但并沒有關注這些收益的分類和內涵。

　　三、控制權對企業家的激勵機理及激勵強度

　　從管理學和行為學知道，需要是激勵的前提和基礎，能作為人們激勵物的東西一定是人們需要的東西。控制權是一種權力。在界定法定權力和實際權力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證明了雖然正式權力的授出削弱了委托人的控制權，但是能夠促進代理人的積極參與，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代理人收集、提供有價值信息的激勵，有利于組織目標的改進，因此控制權具有激勵作用。

　　1.控制權的激勵機理�？刂茩嗟募�勵性是通過控制權收益體現出來的。從企業家的效用結構中發現，企業家的收益包括貨幣收益和控制權收益。企業家的貨幣收益表現為企業家的工資、獎金、股票期權以及其他形式的可以貨幣度量的收人�？刂茩嗍找鎰t指因擁有和使用控制權而得到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以及感覺優于他人的優越感，還包括企業家的在職消費，如利用開會和考察的機會出國、旅游，以及利用職權將資源向有利于得到個人好處的方向轉移等等。具體地說，控制權之所以能成為企業家的激勵因素，是因為控制權能滿足企業家三方面的需要:(1)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企業家施展才能、體現“企業家精神”的自我實現的需要;(2)滿足控制他人或感覺優越于他人、感覺自己處于負責任的權力需要;(3)使得企業家具有職位特權，享受職位消費，給企業家帶來正規報酬激勵以外的物質利益滿足。能滿足企業家這三方面的需要是控制權成為企業家激勵因素的內在機理。關于這一點需要特別闡明的是，周其仁(1996)在對橫店集團的實證研究中指出當企業控制權并不能帶來對剩余的索取時，“控制權回報”就意味著以“繼續工作權”作為企業家“努力工作”的回報，并將控制權理解為在市場上競價出售“企業家精神和才能”的機會權，因此企業控制權構成了對企業家的激勵。這一邏輯內在地假定了機會權就是激勵因素，這里的問題是為什么企業家愿意追逐這個機會權。從內在作用機理的角度，我們認為控制權或者機會權依然遵從控制權收益對企業家需要的滿足的邏輯才得以成為企業家的激勵因素。

　　2.控制權的激勵強度。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是將控制權作為企業家的激勵因素其激勵強度由哪些因素決定和影響。除了公平理論和期望理論可以部分地回答這個問題以外，我們這里作三點討論:(1)顯然，控制權越大，其激勵的強度越大。在一般的理論研究中，對控制權的大小沒有明確的定義和計量，一般認為，企業的資產規模和員工規模是衡量控制權大小的兩個直觀變量。張維迎(1998)指出一個控制兩千萬資產企業的經理得到的控制權收益大于控制一千萬資產企業的經理得到的控制權收益，因而前者的激勵強度大于后者;(2)“準剩余控制權”越多，激勵強度越大。“準剩余控制權”越多意味著企業家擁有更大的經營自主權或者實際權力，使企業家能夠從經營企業中獲得更多的成就感和優越感，更能滿足企業家權力的需要，更容易在資產轉移中獲得個人好處;(3)控制權對權力偏好的企業家的激勵強度更大。不同的企業家對權力的看法是不同的，因此對控制權的需要程度存在差異。對權力偏好的企業家而言，權力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因而控制權的激勵強度更大。評價控制權對特定企業家的激勵強度需要綜合各方面的因素進行考察。

　　四、控制權的控制企業家的約束機制

　　企業家的控制權對企業效率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影響。周其仁(1996)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控制權回報”對企業家的激勵效應。張維迎(1998)指出了企業家控制權消極的一面。為限制或避免控制權對組織和社會經濟效率的消極影響，運用適當的約束機制對企業家控制權進行約束就成為必然。就具體的約束方式而言，對企業家的約束機制來自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約束機制就是企業治理結構，外部約束機制就是市場，主要包括資本市場和企業家市場。這些約束機制的約束功能是通過限制和剝奪企業家的控制權，從而限制和剝奪企業家的控制權收益得以實現的。但是，不同的約束機制其約束機理各不相同。

　　1.企業治理結構。企業治理結構是有關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時間和空間上分配形式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也可以理解為有關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人員(或稱經理或稱企業家)三者之間權力分配和制衡關系的制度安排。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結構的首要功能就是配置企業契約參與者的控制權，它的這一功能通過規定在不同狀態下由誰、如何控制企業、風險和收益在不同所有者之間如何分配得以實現。這一功能也是通過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結構發揮作用的，這種方式又被稱為“內部人監督”。通過治理結構投資者就可以“用手投票”的方式對企業家進行監督和控制，實現對企業家的約束。由于內部人擁有企業家的能力、努力程度及企業績效的相對于市場的信息優勢，所以這種約束機制不僅是最為直接的方式，同時也是可以減輕信息不對稱和搭便車行為的有效率的方式。

　　2.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對企業家的約束作用通過兩種不同的機理實現:一是“用腳投票”，二是接管。資本市場是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分配的市場實現形式，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有效率的資本市場能夠客觀地反映企業的業績，進而間接反映企業家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當企業業績不佳或者投資者預期不到企業的好前景時，因為股票可以自由買賣，投資者就會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的股票，從而實現對企業家的懲罰和約束作用。接管的實質是通過市場對企業控制權的爭奪。接管的邏輯是:如果企業家努力程度或能力不夠，企業業績不佳，股票價格下跌，只要企業前景不錯，就會有實力雄厚的企業或者個人把分散的股份收購起來，當股份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接管者就有了對公司的控制權，從而可以更換在位企業家，實現對企業家的約束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資本市場對企業家約束的前提是資本市場本身的有效性，這是分析中國控制權市場應該特別關注的條件。

　　3.企業家市場。企業家市場或稱經理市場是對企業家約束的另一重要途徑。發達的企業家市場提供了充足的后備企業家，投資者選擇企業家的余地大，可以較低的成本找到合適的企業家更換在位企業家。因此，在位企業家受到很大的被更換或者被解雇的壓力，促使企業家努力工作和不斷提高自己的經營能力，從而企業家市場提供了對企業家的約束功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一個企業家把企業搞得一塌糊涂，那么，企業家在企業家市場上的人力資本就會貶值，從而影響企業家的未來收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為了長遠利益，即使沒有其他的激勵或約束，企業家也會努力工作。這即是所謂的“隱性激勵”。

　　以上三種對企業家的約束機制中，企業治理結構是網絡型的約束機制，資本市場和企業家市場是市場型的約束機制，它們在不同的國家發揮的作用存在差異，這里有必要進行說明。當今世界的公司體制主要包括德、日等國的網絡導向模式和英、美等國的市場導向模式兩種。在對企業家的約束機制的選擇上，網絡導向模式的公司由于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傾向于資本所有者，因此注重通過“內部人監督”的治理結構對企業家進行約束;而市場導向型模式的公司因為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傾向于企業家等經營管理者，并且資本市場和企業家市場發達，因此這類公司選擇市場機制作為對企業家的約束機制。對于轉軌經濟時期的中國國有企業而言，總的策略是根據行業和企業的實際以及市場的發展階段對企業家的約束機制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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