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資本論》有關發展轉型的論述
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推進兼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馬克思的環境思想，特別是必須聯系人與人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來討論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方法論。以往人們比較多地關注馬克思的早期文本，其實在《資本論》中也有相當密集的思考和論述，對于我們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具有特殊的啟示。
從物質變換到循環經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但詳盡討論了資本主義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還揭示了與之交織在一起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分析這種相互交織的關系時，他頻繁使用了“物質變換”（《資本論》法文版的中譯為“物質循環”）這個概念。馬克思的“物質變換（循環）”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勞動和技術，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這就是生產的“自然”過程。通過勞動，人衣食住行的生產和消費來自大自然，然后又以生產和消費的排泄物形式返回大自然；二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是在資本循環和構成這個循環的一個階段的商品形態變化中完成的�！痹谖镔|變換的實現過程中，人與人的社會經濟關系同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是不可割裂的。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過程涵蓋了人們相互之間的經濟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生產過程和整個經濟運行除了自身循環，還包含著與自然的循環。
馬克思還特地提出在農村和城市、工業和農業之間建立合理的物質能量循環思想。19世紀歐洲已經出現城市污染、土壤肥力衰竭和人口過剩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對自然的破壞和對人的摧殘的基礎上，一方面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卻使物質變換“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并進一步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包括城鄉之間一系列“物質變換的斷裂”。這些斷裂的爆發就是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前者表現為生產過剩及其商品循環斷裂，后者則表現為人與自然的循環發生斷裂。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和城鄉聯系，但這個循環也意味著另一種可能性，即“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全社會的物質循環不僅僅在各工業部門之間進行，還包括在城鄉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進行。這就要求我們從城鄉一體化的視角來探索循環經濟方式，用生態鏈把工業與農業很好地聯結起來。
我國生態環境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行，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日益凸顯。線性、單向性生產方式既盲目開采資源，又任意排放廢料，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廢料，產品消費后又被當作無用垃圾丟棄，有的甚至連末端處理都沒有做到。我國絕大多數城市尚未實行垃圾分類，大量垃圾只能用填埋方式進行處理，許多地方甚至已經“垃圾圍城”；而垃圾焚燒要求嚴格的技術條件，如果達不到，可能造成更嚴重污染。
面對日益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我們必須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從粗放型生產轉向集約型生產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前者即粗放型增長，后者是集約型增長，是通過改進生產條件和改善企業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超額利潤。資本的生產效率具體表現在生產資料的效益上，生產效率（益）的提高推動著產業進步和經濟轉型。
我國原有的資源稟賦就比較差，人均資源占有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偏重數量擴張，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了經濟效益和質量，基本上仍屬于粗放型發展，越來越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和國際輿論壓力迫使我們必須盡快向集約型發展轉型。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最重要的是要放棄速度偏好，著力提高資源使用效益，謀求“又好又快”的發展。必須依靠市場機制決定資源價格�！霸系膬r格對產品價格的影響，比固定資本的價格對產品價格的影響要大得多�！敝挥挟斣蟽r格足夠高時，人們才會產生開發節約資源的技術和生產工藝的積極性，也才會重視廢料的利用，促使循環經濟轉動起來。必須加大科技的開發和利用。科學技術改進了機器質量和生產工藝，比較充分地利用了原料，減少了廢料；而原料的質量部分地取決于它“在進入制造廠以前所經歷的過程的發達程度”。在生產過程中，還需要清潔生產和納入循環經濟軌道�！皺C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贝蠊I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發明運用，為實現這個轉變提供了技術可能性。
從經濟平衡到經濟與生態平衡
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生產和未來社會生產的比較分析還提出了重要的平衡思想。
兩大部類生產的平衡。包括各部類之間和內部的平衡，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涉及各類產品的價值補償和實現，以及各類產品的物質補償。如果經濟失去平衡，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對于資源來說，如果只顧消耗而不顧循環利用，資源的不可再生性難以獲得必要的補償，生態失去了平衡，出現“物質變換的斷裂”，就會爆發生態危機。
人口與自然的平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著的生產力與人口相比是驚人巨大的，它只是受制于資本的價值增值條件；但無論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如何強大，它總要受制于自然條件；我們也不可能坐等共產主義社會來臨再來控制人口，“從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我國迄今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其實就是人與自然的不平衡迫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必須控制人口。
經濟利益和生態利益的代際平衡。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是人類世代傳承的過程，自然不屬于任何人，人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后代”。但很遺憾，“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作用。對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所起的作用則微乎其微。”世界上不可再生資源存量有限，根據歷史經驗，資源利用率的提高反而將更加促使資源消耗，當代人不能借口相信后代人的聰明智慧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而必須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預留必要的資源儲備和生態環境。
我國經濟的不平衡也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失衡。一是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工業，工業產能過剩而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供給不足。二是工業結構偏“重”。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形成了重積累輕消費的基本格局。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結構和產品結構逐漸趨“輕”，但進入21世紀，又出現了新一輪趨“重”，直接導致我國能源資源消耗過快。三是經濟增長速度與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耗能產業推動，出現了GDP、能耗和污染三同步的高增長，增長速度與節能效率存在尖銳矛盾。四是資源環境開發和保護的不平衡，我國有些地方為了追求眼前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往往遏制不住粗放式的投資沖動，更傾向于靠較低的環境門檻來吸引資本、開發資源，而這些行為通常又是以“效率優先”或“先開發、后治理（或保護）”名義進行的，進而導致了邊治理邊破壞、治理速度跟不上破壞速度。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經到了一個重要關頭，主要由投資、出口和低端制造業推動的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發展轉型要求建立與生態承載力相適應的產業結構，每個地方都應當根據當地的資源稟賦確定適合產業，同時還應考慮本地產業發展的適度性，包括對周邊地區或流域的可能影響；生態脆弱地區的開發更要謹慎從事，以保證自然生態的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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