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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中宋江的形象分析
【摘 要】 《水滸傳》復雜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該書豐富的文化內涵，大體而言，儒文化和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诶硇跃竦娜寮椅幕突诟行詻_動的俠客文化，既矛盾又統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個體的心理結構呈現為一種血性與理性相互交織的秩序。這是《水滸傳》中儒、俠文化的基本表現形態。
【關鍵詞】儒文化 俠文化 理性血性 心理結構 水滸傳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內容
在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名著中，《水滸傳》或許是最惹爭議的文本之一，自其誕生之日始便聚訟紛紜，至今未有止歇。僅就該書主旨命意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宋江形象的研究來看，已經林林總總，異說不下十數種，有些分歧還相當大。大致而言，明清兩代或主“忠義”說，認為宋江是“忠義之烈”;或主“誨盜”說，認為宋江是欲取趙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贄為代表，后者以金圣嘆為代表，兩者存在較嚴重的對立。建國以后，雖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會學等不良學風的影響，《水滸傳》研究一度淪為政治斗爭的傳聲筒，但總體成就上是大為進步了，各種研究方法和視角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面。經過駁難和討論，學界大致認為“農民起義”說、“忠奸斗爭”說和“市民”說立論較合理，而且互相之間存在互補的空間。
應該說，《水滸傳》是一部相當復雜矛盾的書，在一些比較根本的問題如宋江形象、梁山起義的性質上，任何閱讀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這些矛盾，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發現它，而是如何解釋它，本文只從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內涵的角度，來探討小說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讀《水滸傳》一書，必先解讀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個極為復雜、不易解讀的人物。金圣嘆感嘆：“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第35回回評)。于是，有許之為“忠義之烈”的，有斥其為奸雄假人的，有贊頌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輝的，有批判其妥協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為其他古典小說人物所沒有。還提出了“兩個宋江”的命題[1]。其實，宋江還是一個宋江，只不過其心理結構上有兩個價值尺度，它們有時和諧有時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價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對于群體秩序的歸附和維護�；蛘哒f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態。宋江作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來完全可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但或許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門里的一名吏員，這與傳統知識者報國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圍里周貧濟病，穩定社會，“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時雨的稱譽。后來，因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與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義，這說明他對正常的社會秩序仍然是維護的，對好漢們做私商生意的行徑并不贊同。江州劫法場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體制內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稱“全借水泊里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號，標榜“仁”、“忠義”、“同著功勛于國”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體表現。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間的矛盾公開化。招安成功后，他終于名正言順地為維護國家秩序而鞠躬盡瘁了，于是征遼、平田虎王慶、征方臘，一系列軍事行動令一百零八人死傷殆盡，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賜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而且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亂，他還將李逵這團烈火熄滅。縱觀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見，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義之名、其忠心之舉、其無辜賜死而無悔的結局，都應從這一心理基礎得到解釋，以前評說宋江時，總說他搞投降主義，其實是不確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沒有顛覆趙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當然也就無所謂投降的問題。
但是，如果宋江僅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內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為眾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端问贰返仁妨侠镉涊d宋江“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明顯地對封建政體造成了破壞性沖擊，雖然在小說中被改寫成了為招安而與官軍對敵，削弱了階級對立斗爭色彩，增強了政治忠奸斗爭意味，但是黃人在《小說小話》里還是別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藍本是《史記游俠列傳》的郭解[2]。陳洪《金圣嘆傳論》中還具體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個來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記游俠列傳》中郭解而來的俠義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結構中的另一價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俠文化心態，其表現形態有：
二、俠的幫派性
宋江身為縣衙押司，卻從小“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第18回)，況且在衙門中辦事，多有結識江湖好漢的機會。結識的方法無非一是仗義疏財，盡力資助;二是以刀筆精通，吏道純熟而開脫人罪。書中第18回，有一句寫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隱約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蓋。當宋江得知晁蓋的搶劫案正被官府偵察時，心里尋思的卻是：“晁蓋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彌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一個治安執法系統的公職人員卻與搶劫案的首犯結為心腹兄弟，豈不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既然明知道劫奪生辰綱犯了彌天大罪，卻又冒著偌大干系通風報信，豈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對其中利害其實深知，所以他才在閻婆惜訛詐時，不惜將其殺死而亡命江湖。從正常的法制觀念來看，宋江私放晁蓋是首度枉法而錯，宋江殺惜是再度犯法而錯，兩次舉動都是只憑個人血性私情而置國家法紀于不顧。這其中體現的其實是游民社會的幫派性，是只講敵我私恩，不講是非，彼此認同合作的幫派性，也就是所謂的江湖義氣，它對正常的社會秩序無疑是具有破壞性的。
三、俠的反社會性
例子是宋江潯陽樓上的題詩，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語，而是長期被抑后的心跡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薄八耆舻脠笤┏�，血染潯陽江口。”絕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等句，反社會性不是異常分明嗎?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眾好漢多次欲劫奪其上山，均為其所阻，似乎頗尊法度，此處卻又以“血染潯陽江口”作為一洗冤仇之快意，豈不自相矛盾?金圣嘆是不以“忠義”之名許宋江的，他認為宋江就是“不軌于正義”的盜魁俠首。第57回回評指出“私放晁蓋，亦誰逼之”，“潯陽題詩，反思報仇，不知誰是其仇”。這種基于幫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對正常的社會性是具有破壞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徹頭徹尾的俠士，其心理基礎仍然是儒家的，所以當黃文炳識破其反詩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異常殘酷的手段將其殺死(由李逵操刀執行)。在這里，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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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江人物形象的復雜性
宋江心理結構中儒、俠文化這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交織成宋江既反抗又妥協的性格基礎。佚名的《讀〈水滸傳〉書后》有評論說：“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質，而一方則有盜賊性質者也�！盵2]在宋江身上，儒、俠文化幾乎呈現平行作用的格局，所以宋江形象最為復雜。
除宋江外，其他人物形象中也多有身具兩種文化形態者，典型的如林沖。以前的人物論多認為林沖的遭際最能體現逼上梁山的過程，林沖性格是由軟弱到反抗的典型，他體現了《水滸傳》人物性格塑造的發展變化的特點。其實林沖起先的一忍再忍，就是不想打破既有的體制內生活，他對體制秩序的歸附心態是比較強固的，后來上梁山后也同樣忍受王倫之氣，屈居人下而能隨遇而安。但林沖畢竟不是武大郎，他是有膽略有血性的英雄，所以當他所欲依附的秩序再不能給他穩定的生活時，他必然要奮起血性反抗，于是先是怒殺陸謙、富安，后是火并王倫。從林沖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從儒文化心態向俠文化心態的變化 ?
《水滸傳》的作者寫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兩方面，有的學者認為這種性格是兩重的、分裂的，這種描寫將人物寫成了兩個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這種描寫沒有生活基礎，沒有現實根據。其實正如阿爾伯特艾柯所說：你在哪里發現了兩項對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識形態，當你將這個世界表達成非此即彼時，證明你陷在一個意識形態里。儒文化作為一種道德文化，關注的是群體間的利益平衡(當然只能是相對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時候要求犧牲，要求超越個體而獲得群體利益的最大化，穩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現形式。俠文化則更多地呈現個性文化的色彩，重視個人性恩與仇的對等回報，它是頗具感性、血性特點的。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圖維持一種公正的秩序，其實那公正的標準都還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結果往往會造成對秩序的危害。對于活生生的個體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噴涌的沖動，也具有道德理性升華的需要，所以個體的心理結構必然是血性與理性相互交織的秩序。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沖亦是如此。李逵似乎比較單純些，很少見其有理性束縛的時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離現實更遠些。應該說，人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水滸傳》人物塑造的復雜性，而人物形象的復雜又使得小說情節曲折，主題難解。儒、俠文化是《水滸傳》這部英雄傳奇小說的兩根思想主干，它們都鮮活地體現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態之中。
【參考文獻】
[1] .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論必須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和魯迅對水滸、宋江的評價，兼談金圣嘆批改水滸的貢獻[J].學術月刊，1979，(1)：59.
[2]朱一玄，劉毓枕.水滸資料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侯會.水滸源流新證[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4]聶紺弩.論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漸提高的[A].聶紺弩.中國古典小說論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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